避讳——究竟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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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早年迫于生计做过和尚,他当上皇帝后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竟至见不得光、秃、生等字眼。谁要是不幸犯了他的忌,项上人头便很可虑。朱皇帝这番神经衰弱的表现,颇似癞头阿q。不愧为农民起义的领袖,纵使相隔数百年,也是同贫下中农心贴心的。
满清一仍明制。康熙名玄烨,清人便将古书上的“玄”字统统改作“元”这大约是“一元化”的鼻祖罢。康熙的这一做法是有根据的。远的不说,单讲明朝。某天明武帝朱厚照忽发奇想:如今是咱老朱家的天下,民间还照吃猪肉,未免有食我皮肉而后快的嫌疑。于是他发出了禁止养猪、禁食猪肉的“最高指示”可见避讳的毛病是历朝历代熟稔的把戏,并非于清为烈。
于清为烈的是文字狱。清代文网之紧、文祸之惨,的确前无古人。满清统治者属少数民族,夷夏之大防被一帮遗民念念不忘“反清复明”的理论正源于此。所以清廷对胡、戎、夷、狄等字敏感异常,为此篡改史书、大造冤狱。至于事涉前朝的“明”字,用得不好更会招来杀身之祸。徐骏就因为写了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斩杀。此外日、月也须注意——日月合璧,不正是个“明”么?用心何其毒也!
清人这样做,也还是有根据的,依然可在明朝找。林伯瑾写贺冬节表给朱元璋唱颂歌,内有“垂子孙而作则”的马屁话,本是讨赏来的,谁知朱皇帝越看越觉得“则”与“贼”谐音,是影射他的流氓出身,于是杀。清朝讳“明”明朝讳“元”“原来”本作“元来”可明朝不是靠推翻元朝起家的吗?“元来”难道要元朝卷土重来?在明朝皇帝反对“一元化”的坚持下“元来”从此变为“原来”
这样讳来讳去效果究竟如何呢?雍正曾在上谕里说:“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也。”他还是明白什么叫欲盖弥彰的。
明白尽管明白,禁还照样得禁,不但对一般字词,还要针对人名。明朝朱棣起兵争位时满世界宣扬自己才是真命天子,及至窃国成功,竟将建文帝的存在一笔抹杀,似乎那几年的皇帝仍是朱元璋,这真是“活见鬼”了。钱名世在年羹尧炙手可热之际投诗献媚,雍正扳倒年大将军后亲书“名教罪人”挂于钱家大门,又命群臣作诗以羞辱之。热闹一过“钱名世”三字遂成禁语,谁都不敢多嘴,惹恼圣上可不是玩儿的。
明清虽为冤家,避讳的心态、逻辑却并无二致。掌握权力从而掌握真理的专制统治者在制造、杀戮“异己”时,总理直气壮地代表天道苍生、代表正确方向。而一旦事情完毕,便迫不及待地用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又一再演出台上大讲当初的决策如何英明,暗地却将相关内容偷偷从人们的记忆中、从留存的史料里细心抠掉的鬼戏。雍正大义觉迷录所掀起的风波,就是明证。皇帝老儿“伟大”的钦定,正建筑于篡改、毁灭材料的心虚之上。他们决不希望人家细究,如此,方能直起腰板作正义的化身状。
今人品读那些“三代以上”的事,多会随意地付诸一笑。我想起杜牧的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把屠伯的凶残化为笑料,莫说是鉴,连哀也还差得远。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迫于生计做过和尚,他当上皇帝后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竟至见不得光、秃、生等字眼。谁要是不幸犯了他的忌,项上人头便很可虑。朱皇帝这番神经衰弱的表现,颇似癞头阿q。不愧为农民起义的领袖,纵使相隔数百年,也是同贫下中农心贴心的。
满清一仍明制。康熙名玄烨,清人便将古书上的“玄”字统统改作“元”这大约是“一元化”的鼻祖罢。康熙的这一做法是有根据的。远的不说,单讲明朝。某天明武帝朱厚照忽发奇想:如今是咱老朱家的天下,民间还照吃猪肉,未免有食我皮肉而后快的嫌疑。于是他发出了禁止养猪、禁食猪肉的“最高指示”可见避讳的毛病是历朝历代熟稔的把戏,并非于清为烈。
于清为烈的是文字狱。清代文网之紧、文祸之惨,的确前无古人。满清统治者属少数民族,夷夏之大防被一帮遗民念念不忘“反清复明”的理论正源于此。所以清廷对胡、戎、夷、狄等字敏感异常,为此篡改史书、大造冤狱。至于事涉前朝的“明”字,用得不好更会招来杀身之祸。徐骏就因为写了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斩杀。此外日、月也须注意——日月合璧,不正是个“明”么?用心何其毒也!
清人这样做,也还是有根据的,依然可在明朝找。林伯瑾写贺冬节表给朱元璋唱颂歌,内有“垂子孙而作则”的马屁话,本是讨赏来的,谁知朱皇帝越看越觉得“则”与“贼”谐音,是影射他的流氓出身,于是杀。清朝讳“明”明朝讳“元”“原来”本作“元来”可明朝不是靠推翻元朝起家的吗?“元来”难道要元朝卷土重来?在明朝皇帝反对“一元化”的坚持下“元来”从此变为“原来”
这样讳来讳去效果究竟如何呢?雍正曾在上谕里说:“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也。”他还是明白什么叫欲盖弥彰的。
明白尽管明白,禁还照样得禁,不但对一般字词,还要针对人名。明朝朱棣起兵争位时满世界宣扬自己才是真命天子,及至窃国成功,竟将建文帝的存在一笔抹杀,似乎那几年的皇帝仍是朱元璋,这真是“活见鬼”了。钱名世在年羹尧炙手可热之际投诗献媚,雍正扳倒年大将军后亲书“名教罪人”挂于钱家大门,又命群臣作诗以羞辱之。热闹一过“钱名世”三字遂成禁语,谁都不敢多嘴,惹恼圣上可不是玩儿的。
明清虽为冤家,避讳的心态、逻辑却并无二致。掌握权力从而掌握真理的专制统治者在制造、杀戮“异己”时,总理直气壮地代表天道苍生、代表正确方向。而一旦事情完毕,便迫不及待地用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又一再演出台上大讲当初的决策如何英明,暗地却将相关内容偷偷从人们的记忆中、从留存的史料里细心抠掉的鬼戏。雍正大义觉迷录所掀起的风波,就是明证。皇帝老儿“伟大”的钦定,正建筑于篡改、毁灭材料的心虚之上。他们决不希望人家细究,如此,方能直起腰板作正义的化身状。
今人品读那些“三代以上”的事,多会随意地付诸一笑。我想起杜牧的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把屠伯的凶残化为笑料,莫说是鉴,连哀也还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