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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以识为主”（诗辩之一），强调“识”对学诗者的重要性。“识”也就是审美鉴赏能力，即辨别诗歌高下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反复对前人佳作进行吟诵，那么就能通过“识”的途径来达到“悟”甚至“妙悟”的境界。
可以看出，严羽的妙悟说、别材说和以识为主说，实质上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即以妙悟为核心，系统展开对诗歌创作主体审美直觉思维活动的分析，揭示出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差异——“悟”与“别材”；主体创作高潮中思维活动的特质——“妙悟”；主体可能达到妙悟的途径——“识”从而构成了他的诗歌创作主体论。
二
在完成了对诗歌创作主体的分析后，严羽随即转入对诗歌本身的分析。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用工有三：曰起法，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至有一：曰入神。恃而入神，至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诗辩之二、之三）
在这段话中，严羽明确提出了他品评诗歌的标准——“入神”我们可以看出，严羽是从“入神”这一概念切入对诗歌自身的分析的。“诗者，吟咏情性也。”吟咏情性的极至是“入神”“入神”的核心内涵是兴趣、气象，即所谓“兴趣说”因而“兴趣说”是直接源于严羽对诗歌本体特征的认识的，并且成了严羽诗歌作品理论的核心内容。
严羽的“兴趣说”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吟咏”二是“性情”“吟咏”作为严羽的理解就是“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诗辩之五），即既不能是逻辑推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日常语言的表达上，严羽在此是从语言的角度抓住了诗之为诗的一个特征。诗要表达一种超乎平常的意境，靠平常的语言是不行的，但现成的又没有一套可以借用的语言，限于当时的条件，严羽不能全面地对诗的语言特质进行分析、表达，所以后来才会产生诸多争议。
而今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比较清楚了。我们在欣赏诗歌与其吟咏的事务的时候，诗的语言已经超越了日常语言那种抽象单一的含义，具有了感性的完美性，成为了有生命力的艺术符号，即，诗的语言是一种具有构成性因素的语言，它所包含的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中是不断显现、展示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把诗人在超逻辑、超越语言的“妙悟”状态下瞬间洞察到的东西，不失其丰富性地传达出来，使诗的兴趣、气象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诗辩之五）的境地。由此严羽才有“别趣”之说，才对当时诗坛上那种以文为诗，以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端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强调诗之为诗，须有情性，有吟咏，方能有兴趣，有气象，否则，即使一唱三叹，讲求用字押韵，也只是徒具诗之外貌，算不得真正的诗，更算不得好诗。而他之所以标举汉魏盛唐为法，其原因也在此，即盛唐的诗歌较好处理了了“吟咏”与“情性”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严羽是以“兴趣说”为核心来展开他的诗歌作品理论的。“吟咏”、“情性”则分别从语言和诗的本体构成提出了对诗歌作品的具体要求，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入神”也就有了“别趣”而整个“兴趣说”则是植根于他对诗的本体的看法——“诗者，吟咏情性也”所以，他的兴趣说，别趣说等等，也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
通过前面对严羽关于诗歌的创作主体和作品两方面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严羽的诗歌理论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创作主体方面看，他以“妙悟说”为核心，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活动的特质等都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从作品方面看，他以“兴趣说”为核心，对诗的本体构成，诗的语言特质，诗的品评标准，作了提纲挛领的揭示。而这两个方面的逻辑连接点，则是他关于诗的本体的看法。吟咏性情，是主体的活动，故必然涉及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特质的分析。主体吟咏情性的结果是诗，故必然涉及作品的本体构成、语言特质、品评标准，因此“妙悟说”“兴趣说”都源出于“诗者，吟咏情性也。”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如是，诗辩也就完成了严羽的诗歌理论。
严羽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盛唐为法”的口号为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吟咏情性”的命题对公安派、竟陵派的“独抒性灵”深有影响。“唯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无迹可求”等理论主张明显地影响了王士祯的“神韵说”此外，像王夫之、叶燮、王国维诸人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吸收了严羽的诗歌理论。在这一方面，严羽和沧浪诗话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诗者以识为主”（诗辩之一），强调“识”对学诗者的重要性。“识”也就是审美鉴赏能力，即辨别诗歌高下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反复对前人佳作进行吟诵，那么就能通过“识”的途径来达到“悟”甚至“妙悟”的境界。
可以看出，严羽的妙悟说、别材说和以识为主说，实质上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即以妙悟为核心，系统展开对诗歌创作主体审美直觉思维活动的分析，揭示出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差异——“悟”与“别材”；主体创作高潮中思维活动的特质——“妙悟”；主体可能达到妙悟的途径——“识”从而构成了他的诗歌创作主体论。
二
在完成了对诗歌创作主体的分析后，严羽随即转入对诗歌本身的分析。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用工有三：曰起法，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至有一：曰入神。恃而入神，至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诗辩之二、之三）
在这段话中，严羽明确提出了他品评诗歌的标准——“入神”我们可以看出，严羽是从“入神”这一概念切入对诗歌自身的分析的。“诗者，吟咏情性也。”吟咏情性的极至是“入神”“入神”的核心内涵是兴趣、气象，即所谓“兴趣说”因而“兴趣说”是直接源于严羽对诗歌本体特征的认识的，并且成了严羽诗歌作品理论的核心内容。
严羽的“兴趣说”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吟咏”二是“性情”“吟咏”作为严羽的理解就是“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诗辩之五），即既不能是逻辑推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日常语言的表达上，严羽在此是从语言的角度抓住了诗之为诗的一个特征。诗要表达一种超乎平常的意境，靠平常的语言是不行的，但现成的又没有一套可以借用的语言，限于当时的条件，严羽不能全面地对诗的语言特质进行分析、表达，所以后来才会产生诸多争议。
而今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比较清楚了。我们在欣赏诗歌与其吟咏的事务的时候，诗的语言已经超越了日常语言那种抽象单一的含义，具有了感性的完美性，成为了有生命力的艺术符号，即，诗的语言是一种具有构成性因素的语言，它所包含的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中是不断显现、展示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把诗人在超逻辑、超越语言的“妙悟”状态下瞬间洞察到的东西，不失其丰富性地传达出来，使诗的兴趣、气象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诗辩之五）的境地。由此严羽才有“别趣”之说，才对当时诗坛上那种以文为诗，以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端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强调诗之为诗，须有情性，有吟咏，方能有兴趣，有气象，否则，即使一唱三叹，讲求用字押韵，也只是徒具诗之外貌，算不得真正的诗，更算不得好诗。而他之所以标举汉魏盛唐为法，其原因也在此，即盛唐的诗歌较好处理了了“吟咏”与“情性”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严羽是以“兴趣说”为核心来展开他的诗歌作品理论的。“吟咏”、“情性”则分别从语言和诗的本体构成提出了对诗歌作品的具体要求，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入神”也就有了“别趣”而整个“兴趣说”则是植根于他对诗的本体的看法——“诗者，吟咏情性也”所以，他的兴趣说，别趣说等等，也是有其内在逻辑联系的。
通过前面对严羽关于诗歌的创作主体和作品两方面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严羽的诗歌理论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创作主体方面看，他以“妙悟说”为核心，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活动的特质等都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从作品方面看，他以“兴趣说”为核心，对诗的本体构成，诗的语言特质，诗的品评标准，作了提纲挛领的揭示。而这两个方面的逻辑连接点，则是他关于诗的本体的看法。吟咏性情，是主体的活动，故必然涉及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特质的分析。主体吟咏情性的结果是诗，故必然涉及作品的本体构成、语言特质、品评标准，因此“妙悟说”“兴趣说”都源出于“诗者，吟咏情性也。”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如是，诗辩也就完成了严羽的诗歌理论。
严羽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盛唐为法”的口号为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吟咏情性”的命题对公安派、竟陵派的“独抒性灵”深有影响。“唯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无迹可求”等理论主张明显地影响了王士祯的“神韵说”此外，像王夫之、叶燮、王国维诸人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吸收了严羽的诗歌理论。在这一方面，严羽和沧浪诗话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