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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家协会开了个座谈会,阎肃等40位词曲作家、歌唱家联名发起了一个倡议:“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并痛批了一批臭了街的网络歌曲,比如那一夜、狼爱上羊
一开始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该批评的批评,该抵制的抵制,人家在其位就该谋其政,一如国家广电总局痛下杀手,撤掉各级电台、电视台的的不良广告,不惜牺牲高昂的广告费。想必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么几首深恶痛绝的酸曲儿——不管是网上的还是网下的,一直没羞没臊地强奸着我们的耳朵,我就最讨厌香水有毒,发现爱人身上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却要“擦干眼泪陪你睡”窃以为就是对女性尊严的侮辱,这种“示弱”真真让“女权主义者”抬不起头来;并一直把纤夫的爱当成一首大俗之歌,作为反面教材来区别艺术的高下,比如,纤夫的爱就是低俗不堪的,而乌苏里船歌就是高雅无限的,且铁了心追逐“阳春白雪”打心眼里笑话“下里巴人”
可是渐渐的,我越来越无法说服自己了,这艺术标准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其表现题材与表现形式真的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吗?尤其是一段旋律难道也能听出高贵或者卑贱来吗?先是质疑于雅俗之分,继而困惑于优劣之别,直到彻底把自个儿弄晕喽,差点儿大小便失禁。醒悟过来,才发现一大堆偏见金光灿灿。其实“这儿的空间没什么新鲜”我们只是各执偏见罢了。所谓的“共识”何尝不是多数人的偏见呢?这胸怀兼情怀遂开放搞活了:什么雅不雅、俗不俗、好不好、坏不坏的,艺术这玩意儿“玄之又玄”咱还是各取所需吧,谁的谁心疼,不许东风压西风。罗素先生说得好,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啊。
但是应不应该建立一种基本的秩序、起码的标准呢?比如过了某条底线,我们实在不宜过分渲染其存在——就像“厕所文化”还是离饭桌远点儿的好呢?无疑还是必须的,至少“黄赌毒”少沾为上。可这样又绕回去了,我岂不是又要迷糊了。姑且还是支持艺术标准的确立,认可文艺批评的价值所在吧。但有一点值得商榷,就像你不能责怪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老是尿床,更不能指望他能想象爱情的美好一样,我们得考量其生理与心理年龄,而抛开“初级阶段”的“年龄层”来奢谈艺术与终极,也只是两眼抓瞎的滑稽情景。中国毕竟是农业大国“中国的问题还是农村的问题”这话也并不落伍背时——当我们笑话某人“太农民”的时候,实在应该念及置身一个农民的国度的“尴尬”所以,当大多数人的艺术观念与审美诉求尚处在“初级阶段”依然热衷于通俗文艺的时候,少数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人们,实在没有抱怨别人穷困的必要。
说到这里“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已经插手了,那就索性再厘清——或者说重温——两段文化往事吧:一直耿耿于怀于一段文坛佳话,即鲁迅与梁实秋的口水战,关于文学有没有阶级性,鲁迅的立场一直让我不屑——也是我唯一不服他的地方,并旗帜鲜明地支持梁实秋,人性乃是文学的终极关怀指向“阶级性”算什么东西?而现在却幡然“悔悟”:内忧外患的当年,正是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危难时刻,无视硝烟战火、生灵涂炭,而醉心吟风弄月、雕梁画栋岂止不合时宜,简直是白痴行径——深刻如鲁迅先生又怎么会不明白这层意思呢?实在是为时尚早啊!我算是错怪他老人家了
还有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无疑比王朔玩“炮轰”玩得早,振振有词地大谈文艺的“独立性”而朱德“批评”他的话很有趣:“有人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光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而毛泽东的结案陈词看似避实就虚,实则切中要害:“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下明白了吧?尽管时过境迁,我们的大众文化仍然需要“媚俗”仍在为群众“着想”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卖给他们什么。我们向来是重实用,而轻形而上学的——何况艺术准则乎?而中国音协也只是发起一个倡议,来了个口头抵制,在我看来,就是正常的文艺批评,毕竟人家没有进行什么行政干预,有时候这姿态还真得摆,剑也一定要亮出来,只要是为了指方向,而不是杀人,那就是无可厚非的
中国音乐家协会开了个座谈会,阎肃等40位词曲作家、歌唱家联名发起了一个倡议:“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并痛批了一批臭了街的网络歌曲,比如那一夜、狼爱上羊
一开始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该批评的批评,该抵制的抵制,人家在其位就该谋其政,一如国家广电总局痛下杀手,撤掉各级电台、电视台的的不良广告,不惜牺牲高昂的广告费。想必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么几首深恶痛绝的酸曲儿——不管是网上的还是网下的,一直没羞没臊地强奸着我们的耳朵,我就最讨厌香水有毒,发现爱人身上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却要“擦干眼泪陪你睡”窃以为就是对女性尊严的侮辱,这种“示弱”真真让“女权主义者”抬不起头来;并一直把纤夫的爱当成一首大俗之歌,作为反面教材来区别艺术的高下,比如,纤夫的爱就是低俗不堪的,而乌苏里船歌就是高雅无限的,且铁了心追逐“阳春白雪”打心眼里笑话“下里巴人”
可是渐渐的,我越来越无法说服自己了,这艺术标准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其表现题材与表现形式真的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吗?尤其是一段旋律难道也能听出高贵或者卑贱来吗?先是质疑于雅俗之分,继而困惑于优劣之别,直到彻底把自个儿弄晕喽,差点儿大小便失禁。醒悟过来,才发现一大堆偏见金光灿灿。其实“这儿的空间没什么新鲜”我们只是各执偏见罢了。所谓的“共识”何尝不是多数人的偏见呢?这胸怀兼情怀遂开放搞活了:什么雅不雅、俗不俗、好不好、坏不坏的,艺术这玩意儿“玄之又玄”咱还是各取所需吧,谁的谁心疼,不许东风压西风。罗素先生说得好,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啊。
但是应不应该建立一种基本的秩序、起码的标准呢?比如过了某条底线,我们实在不宜过分渲染其存在——就像“厕所文化”还是离饭桌远点儿的好呢?无疑还是必须的,至少“黄赌毒”少沾为上。可这样又绕回去了,我岂不是又要迷糊了。姑且还是支持艺术标准的确立,认可文艺批评的价值所在吧。但有一点值得商榷,就像你不能责怪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老是尿床,更不能指望他能想象爱情的美好一样,我们得考量其生理与心理年龄,而抛开“初级阶段”的“年龄层”来奢谈艺术与终极,也只是两眼抓瞎的滑稽情景。中国毕竟是农业大国“中国的问题还是农村的问题”这话也并不落伍背时——当我们笑话某人“太农民”的时候,实在应该念及置身一个农民的国度的“尴尬”所以,当大多数人的艺术观念与审美诉求尚处在“初级阶段”依然热衷于通俗文艺的时候,少数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人们,实在没有抱怨别人穷困的必要。
说到这里“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已经插手了,那就索性再厘清——或者说重温——两段文化往事吧:一直耿耿于怀于一段文坛佳话,即鲁迅与梁实秋的口水战,关于文学有没有阶级性,鲁迅的立场一直让我不屑——也是我唯一不服他的地方,并旗帜鲜明地支持梁实秋,人性乃是文学的终极关怀指向“阶级性”算什么东西?而现在却幡然“悔悟”:内忧外患的当年,正是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危难时刻,无视硝烟战火、生灵涂炭,而醉心吟风弄月、雕梁画栋岂止不合时宜,简直是白痴行径——深刻如鲁迅先生又怎么会不明白这层意思呢?实在是为时尚早啊!我算是错怪他老人家了
还有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无疑比王朔玩“炮轰”玩得早,振振有词地大谈文艺的“独立性”而朱德“批评”他的话很有趣:“有人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光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而毛泽东的结案陈词看似避实就虚,实则切中要害:“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下明白了吧?尽管时过境迁,我们的大众文化仍然需要“媚俗”仍在为群众“着想”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卖给他们什么。我们向来是重实用,而轻形而上学的——何况艺术准则乎?而中国音协也只是发起一个倡议,来了个口头抵制,在我看来,就是正常的文艺批评,毕竟人家没有进行什么行政干预,有时候这姿态还真得摆,剑也一定要亮出来,只要是为了指方向,而不是杀人,那就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