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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相悖。“要救百姓就要抗上”可即便抗上也救不了百姓。由此，百官向内阁死谏是徒劳，海瑞向皇上死谏也是徒劳。
海瑞自身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所以其抗争的结果必然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为了贪名不得而知，而最终的效果的确也只是给自己博了个直名而已。
皇权制度下，历史烟尘里，道德评判也许苍白，但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设想规定的历史情境就不难理解历史事件的逻辑性。历史剧若能以那个时代社会的复杂展现自古以来人性的复杂，使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皆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即是圆满。设身处地才能发现道德评判并不苍白。即使海瑞是为博直名，然而宁可粉身碎骨也要为百姓代言，这样的直名从古至今又有几人敢博。道德并非万能，但道德也不便妥协。即使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改变历史发展的程序”也不能因此不分贤愚得失。
对历史作如是观就会发现海瑞的悲剧多了一份悲壮的力量，历史之黑暗更显海瑞品格之光辉。海瑞是少有的孔孟的真实信徒，朝野上下恐怕只有他笃信“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并“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到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上下求索的精神论，海瑞是君子；以骑士精神论，海瑞是堂吉珂德。海瑞以牺牲“小情小我”的方式成就了“大情大我”成为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标杆，而非每个人都可以拿来规范自己行为的道德标准。海瑞达到了看似不能到达的道德高度，让道德标杆具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义。道德标杆虽然只能被尊重，但也不能被遗弃。
在文艺作品中，制度、技术层面的意义退后，精神品质的意义则至关重要。如果一部历史剧传承了可贵的民族精神，让人们不过于趋利趋乐，能“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它便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更难得的是，该剧做到了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以史为鉴知得失兴衰，成为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作品。在国富民强的年代，我们需要有才华和使命感的创作者奏盛世之乐章，也需要有胆识和责任感的创作者敲警世之洪钟。该剧让观众铭记我们曾走过怎样漫长的洪荒与黑暗，铭记“先忧后乐清风愿，从来治世民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有不可名言之妙的艺术品
本剧在大雪中开场，在大雪中落幕，雪中可见国事衰微、民生凋敝，雪也是本剧的艺术感染力最直观的表征。本剧的艺术品质也似这茫茫大雪有一种不可名言之妙，人物、剧情、作者的态度都是“不露声色的、自然而然的、莎士比亚化的冲向顶端”
不像以往的帝王戏以封建帝王为主角，它是一出群戏。一出好看的群戏意味着主要人物都有其光彩，意味着表演上整体的高水平。这两点大明王朝1566都不露声色地做到了。
严嵩的老谋深算一出场便知，可他的阴险毒辣却是慢慢浮出水面。直到“倒严”之前，导演才安排了描写他在朝堂上排挤清流，私宅中荒淫无度的戏。与严世蕃的嚣张相比，严嵩的阴沉更耐琢磨更有嚼头。
严嵩与海瑞在道德上互相对立，在形象塑造上，两个人物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海瑞的仗义执言也从未挂在脸上，那份耿直只在适当的时候才显现出来，表演的节制反而使海瑞代表的正义更有力度。演员黄志忠还为海瑞的形象加入了一份应对政敌诘难的自如与一份面对恶势力的不屑，于是这样正义凛然的人物又因多了一份调皮而更生动可爱。
同样，在剧情的推进上该剧也不露声色。全剧通篇很好看，常常是表面平静，底层早已暗流汹涌，平添了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张力。抓捕严世蕃的情节于先前并无明显的线索，编剧甚至故意提供了一些误导。当我们都以为裕王落了下风时，剧情突然逆转，对观众而言，这种不露声色是意外更是惊喜。
在对剧中人和事的评价上，创作者更做到了不可名言，不露声色。对许多人物，作者表面上并不臧否，实际上早已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嘉靖，有人认为本剧对嘉靖有所拔高，那我们原先对嘉靖的认识到底是我们误读了历史还是历史误读了嘉靖。我认为都不是，而是我们误读了电视剧。本剧并未把嘉靖塑造成忧国忧民的“公仆”也没有把他塑造成昏庸无能的昏君，而是着意表现他的独特，并为这种独特给出坚实的理由。嘉靖所有的台词都是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所说，话中的辩白不是编剧对嘉靖的辩白，而是嘉靖对自己的辩护。他的台词的局限性正好刻画了一个封建帝王境界的局限性。他的阴毒、昏庸和自私也使一点点突出的，创作者正是用这样的手法引领观众一点点认识嘉靖。
除此之外，本剧的制作也体现了深沉与炫目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本剧由于集合了中国一流的创作人才而显示出制作的高水准，摄影、美术、服装无一不精。尤其是风格化的剪辑，在许多了无生气的电视剧中鹤立鸡群。另一方面，导演在技术方面也保持着克制，所有技术的使用都是为了满足故事和表演的需要。同时，由于剧本和表演的扎实也使炫目的表现手法不至于沦为华丽的空壳。
太极、利剑、雪这三个意象在作品里贯穿始终，恰好表现了这部优秀的历史剧的深度、力度和温度。这样一部颂民族之魂、传历史之神的历史剧的出现实属难能可贵，它实现了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一次突围，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和欣喜。
2007-2-4
爱民”相悖。“要救百姓就要抗上”可即便抗上也救不了百姓。由此，百官向内阁死谏是徒劳，海瑞向皇上死谏也是徒劳。
海瑞自身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所以其抗争的结果必然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为了贪名不得而知，而最终的效果的确也只是给自己博了个直名而已。
皇权制度下，历史烟尘里，道德评判也许苍白，但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设想规定的历史情境就不难理解历史事件的逻辑性。历史剧若能以那个时代社会的复杂展现自古以来人性的复杂，使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皆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即是圆满。设身处地才能发现道德评判并不苍白。即使海瑞是为博直名，然而宁可粉身碎骨也要为百姓代言，这样的直名从古至今又有几人敢博。道德并非万能，但道德也不便妥协。即使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改变历史发展的程序”也不能因此不分贤愚得失。
对历史作如是观就会发现海瑞的悲剧多了一份悲壮的力量，历史之黑暗更显海瑞品格之光辉。海瑞是少有的孔孟的真实信徒，朝野上下恐怕只有他笃信“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并“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到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上下求索的精神论，海瑞是君子；以骑士精神论，海瑞是堂吉珂德。海瑞以牺牲“小情小我”的方式成就了“大情大我”成为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标杆，而非每个人都可以拿来规范自己行为的道德标准。海瑞达到了看似不能到达的道德高度，让道德标杆具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义。道德标杆虽然只能被尊重，但也不能被遗弃。
在文艺作品中，制度、技术层面的意义退后，精神品质的意义则至关重要。如果一部历史剧传承了可贵的民族精神，让人们不过于趋利趋乐，能“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它便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更难得的是，该剧做到了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以史为鉴知得失兴衰，成为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作品。在国富民强的年代，我们需要有才华和使命感的创作者奏盛世之乐章，也需要有胆识和责任感的创作者敲警世之洪钟。该剧让观众铭记我们曾走过怎样漫长的洪荒与黑暗，铭记“先忧后乐清风愿，从来治世民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有不可名言之妙的艺术品
本剧在大雪中开场，在大雪中落幕，雪中可见国事衰微、民生凋敝，雪也是本剧的艺术感染力最直观的表征。本剧的艺术品质也似这茫茫大雪有一种不可名言之妙，人物、剧情、作者的态度都是“不露声色的、自然而然的、莎士比亚化的冲向顶端”
不像以往的帝王戏以封建帝王为主角，它是一出群戏。一出好看的群戏意味着主要人物都有其光彩，意味着表演上整体的高水平。这两点大明王朝1566都不露声色地做到了。
严嵩的老谋深算一出场便知，可他的阴险毒辣却是慢慢浮出水面。直到“倒严”之前，导演才安排了描写他在朝堂上排挤清流，私宅中荒淫无度的戏。与严世蕃的嚣张相比，严嵩的阴沉更耐琢磨更有嚼头。
严嵩与海瑞在道德上互相对立，在形象塑造上，两个人物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海瑞的仗义执言也从未挂在脸上，那份耿直只在适当的时候才显现出来，表演的节制反而使海瑞代表的正义更有力度。演员黄志忠还为海瑞的形象加入了一份应对政敌诘难的自如与一份面对恶势力的不屑，于是这样正义凛然的人物又因多了一份调皮而更生动可爱。
同样，在剧情的推进上该剧也不露声色。全剧通篇很好看，常常是表面平静，底层早已暗流汹涌，平添了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张力。抓捕严世蕃的情节于先前并无明显的线索，编剧甚至故意提供了一些误导。当我们都以为裕王落了下风时，剧情突然逆转，对观众而言，这种不露声色是意外更是惊喜。
在对剧中人和事的评价上，创作者更做到了不可名言，不露声色。对许多人物，作者表面上并不臧否，实际上早已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嘉靖，有人认为本剧对嘉靖有所拔高，那我们原先对嘉靖的认识到底是我们误读了历史还是历史误读了嘉靖。我认为都不是，而是我们误读了电视剧。本剧并未把嘉靖塑造成忧国忧民的“公仆”也没有把他塑造成昏庸无能的昏君，而是着意表现他的独特，并为这种独特给出坚实的理由。嘉靖所有的台词都是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所说，话中的辩白不是编剧对嘉靖的辩白，而是嘉靖对自己的辩护。他的台词的局限性正好刻画了一个封建帝王境界的局限性。他的阴毒、昏庸和自私也使一点点突出的，创作者正是用这样的手法引领观众一点点认识嘉靖。
除此之外，本剧的制作也体现了深沉与炫目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本剧由于集合了中国一流的创作人才而显示出制作的高水准，摄影、美术、服装无一不精。尤其是风格化的剪辑，在许多了无生气的电视剧中鹤立鸡群。另一方面，导演在技术方面也保持着克制，所有技术的使用都是为了满足故事和表演的需要。同时，由于剧本和表演的扎实也使炫目的表现手法不至于沦为华丽的空壳。
太极、利剑、雪这三个意象在作品里贯穿始终，恰好表现了这部优秀的历史剧的深度、力度和温度。这样一部颂民族之魂、传历史之神的历史剧的出现实属难能可贵，它实现了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一次突围，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和欣喜。
20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