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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乱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入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人事资源的浪费，可问题是，人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发瓢。千人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人人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运行逻辑。
更何况，在他四叔当国这几年里，朝廷的确是积沉了大量民生相关的事务亟待处理。而李潼也确有众多改革之计，虽然眼下洛阳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难出河洛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的行政构架与资料筹备的进程。
比如说旧年行台试行两税法，推行起来战战兢兢，是功是过也没有一个标准参考。
可是现在，他就可以着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诸司联动，将过往十年间诸道租调、课钱并杂捐收支，以及诸州常平仓逐年盈亏等相关旧籍统统整理出来，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而且这些故纸旧籍中，也隐藏着朝廷维系整个天下统治的秘密。诸州租调几月起运、几月入都，一年两年或还看不出什么，时间维度一旦拉长，对于接下来诸州或会爆发的叛乱事宜就是极为珍贵的军机资料。
官员们的情绪激励与人力发挥或还好办，可是政事堂案卷杂积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百司办事效率提升上来，但上层决策效率却严重跟不上，特别是随着诸供奉官停职，许多原本下沉的事务决策涌现上来，这就给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李潼敢废了原本朝廷的供奉官，当然也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行台幕僚群体。
这才是李潼已经磨合成熟的起家班底，使用起来自然也更加放心，等到这些人悉数入都，自然能够极大缓解眼下所面对的局面。而且朝廷现在保留下来的全都是政事官，行台僚属们归都之后也能避免话语权上面的争吵纠纷。
要抓权，先办学，这也是他们李家的优良传统，绝不只有玄武门事变的一招鲜。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比如他奶奶的北门学士。
李潼在这方面自然也不落人后，早年便有履信坊故邸西园学士为他在士林培养人望，但随着他离都数年，西园旧人也泰半离散。坐镇长安时又组织了王府直学士，作为他的参谋秘书班子。
不过眼下是入朝执政，所面对的层面远远高于原本的行台，当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不能再是以往的草台班子。
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便将王府学士调入门下省的弘文馆，以分门下之权。唐玄宗李隆基也将翰林院扶植起来，以分中书之权。
李潼于原本的馆学之外再创新馆，理由也是很充足的。
东宫崇文馆本名崇贤馆，犯他二爹李贤名讳，虽然已经改了，但想想还不是滋味，而且他直接监国，没有位在东宫，出入走访都要经过慈乌台，不免又是涕泪横流。门下省弘文馆那就更不必说了，他大爹不答应。
所以在东华门再创新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谁敢逼我不孝，我得亮刀子给他看看！
新创学馆以安置幕僚，这也只是第一步的操作。下一步还是要把中书省下属的翰林院给搞起来，以分中书省权力，让朝廷权力分配更加健康或者说更有利君王。
毕竟中书省既掌制诰，又是政事堂首席，权力实在太大了。武周一朝，中书侍郎就是出事几率最高的宰相位置，张柬之在中书省倒是没出事，结果他把皇帝办了。
就连他四叔李旦都懂得给他一个中书令虚衔，以免朝中出现寡头独相，但结果还是被韦承庆搞反了车，由此可见中书权重，已经成了一个君王一打马虎眼就有可能噬上的职位。
不过中书久掌制敕，其权威性早已经深植人心，并不好贸然切割职权，特别是在眼下这样的敏感时期。
所以李潼在任命宰相的时候，唯独把中书侍郎这个职位给了杨再思，就是为了要借中书省的积威来宣发制敕，对中书省事权的剥离也只能从长计议。看起来区别不大、一样荣宠的职权给授，里面也是不少心机。
张说这段时间断案监刑，做的全是有损人望阴德的事情，眼下总算上岸了，且一看这新的职事就知前途光明，自然是笑逐颜开、感激涕零，手持任命文书，一路吐气扬眉的离开了政事堂。
对于张说这个小滑头，李潼也是有所保留的。这小子出身洛州本地豪强，本身又素质极高，交游广阔，很得朝野大佬们的看好，所以此前李潼才付之刑用，压一压他的人望。
眼下把集英馆书院事宜交付给张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想要让幕僚们入都后即刻参与军政事宜，不仅仅只是给他们一个馆堂开会那么简单，章轨、图籍等一应事物都要先安排好，事情繁琐且重要，张说深谙朝事运作，能力也的确不差，正好合用。由他进行筹备，也能让集英馆人员就位后能够尽快行上正轨，发挥出备问咨询的智囊作用。
毕竟眼下掌权版图陡然扩大到整个天下，就算眼下朝廷中还有不少心腹之人，但需要安插的关键职位更多，人事安排上，李潼也只能紧巴着用。
天黑后，诸司往政事堂运送文书的频率终于有缓。李潼又事分缓急的批阅了一部分文牍后便暂时停了下来，趁着用晚餐的时候，召来几名将要外遣的官员稍作谈话叮嘱。
眼下朝臣大半留宿于皇城中，召见倒也方便。政事堂外廊食堂里，餐食刚刚奉上，李潼所召见几人便纷纷趋行入堂。
询问几人已经进餐后，李潼也不再客气，抓起一张胡饼三两口吃下去稍作果腹，趁着喝茶消食的时间才与几人谈起正事：“各自告身、驿程已经领到？明日起行可否？有何疑难，直须告来。”
几人分别是郑杲、房融、徐坚等，他们所外任主要是黄河以南的诸州刺史、县令等，特别是运河沿线州县。
虽然监国伊始，李潼便对外州官事进行了一番大调整，但他心里明白，这些都不过只是耍花枪、吓唬人的把戏，几员大都督府长史或是太皇太后旧臣、或是监国故人，给人造成一种天下尽在朝廷掌控的错觉。
唐家初定天下的时候，大都督府的确权力不小，跨州连域的掌控一方军政事宜，较之中唐节度使不遑多让。但自从天下完成统一之后，大都督府职权越来越被压缩，诸州大都督多为亲王遥领，政事逐渐归属各州，大都督府也逐渐的退化为一种尴尬存在。
如果诸州确有不服朝廷、果然发生叛乱，单凭诸州大都督府的确很难镇压。但造反也不是说干就干，诸大都督府人事任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震慑性。像岭南、山南等地，能吓唬住当然最好，就算吓唬不住，短期之内也不会造成太大风波。
正因为明知是花招，所以笃定会发生乱子的河北，李潼压根就没有做什么人事调整，就算他亲领冀州大都督，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但有的地方还是需要更加重视，那就是从扬州到黄河这一片区域。因为这一片区域早在垂拱年间，便先后发生徐敬业造反与李唐宗室叛乱，民众略有习乱之俗，而且大运河直贯南北，也是接下来为朝廷输血的最重要通道，所以需要更加的慎重。
因此李潼对于这一片区域也没有泛而统之的调整，虽然任命格辅元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运河沿线州县也都分派亲信前往治理。除了任命几人就治州县，甚至还从眼下都畿未称充裕的兵力中抽调千余人，沿途护送他们入州。
几人也都心知此行责任慎重，并不仅止于拍胸保证的表态，而是立足现实，各自提出一些切实的需求，李潼也都尽量满足。
见过几人后，夜色已经极深，李潼刚刚回到政事堂坐定，值守大内的杨思勖便匆匆登堂，入前耳语告是神都苑中隐有火光蔓延，应是宫人作乱。
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
《靖国格式》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激励的临时制度，是为了能够让朝廷平稳的渡过这一段特殊时期，让朝臣群体都能尽量的参与进来。
诸司职事有轻有重，除了正常有益定乱复治的事务之外，为了让诸司都能保持忙碌运转，李潼甚至都做出上午让一司将物料计点存入官仓、下午着另一司取走的制令。总之，你别闲着。
这样当然会造成大量人事资源的浪费，可问题是，人一旦闲下来脑子就要撒野、嘴巴就要发瓢。千人则千面，上一刻是虎狼，下一刻是贤者，天使与魔鬼，都是无聊者自我加戏。
在大目标明确无疑的非常时期，讨论资源有没有达到最优配置，都是废话。人人充实忙碌，一份辛苦、一份收获，这就是最基本的人事运行逻辑。
更何况，在他四叔当国这几年里，朝廷的确是积沉了大量民生相关的事务亟待处理。而李潼也确有众多改革之计，虽然眼下洛阳朝廷仍是一副政令难出河洛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相关的行政构架与资料筹备的进程。
比如说旧年行台试行两税法，推行起来战战兢兢，是功是过也没有一个标准参考。
可是现在，他就可以着户部、司农、太府、少府等诸司联动，将过往十年间诸道租调、课钱并杂捐收支，以及诸州常平仓逐年盈亏等相关旧籍统统整理出来，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而且这些故纸旧籍中，也隐藏着朝廷维系整个天下统治的秘密。诸州租调几月起运、几月入都，一年两年或还看不出什么，时间维度一旦拉长，对于接下来诸州或会爆发的叛乱事宜就是极为珍贵的军机资料。
官员们的情绪激励与人力发挥或还好办，可是政事堂案卷杂积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百司办事效率提升上来，但上层决策效率却严重跟不上，特别是随着诸供奉官停职，许多原本下沉的事务决策涌现上来，这就给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李潼敢废了原本朝廷的供奉官，当然也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行台幕僚群体。
这才是李潼已经磨合成熟的起家班底，使用起来自然也更加放心，等到这些人悉数入都，自然能够极大缓解眼下所面对的局面。而且朝廷现在保留下来的全都是政事官，行台僚属们归都之后也能避免话语权上面的争吵纠纷。
要抓权，先办学，这也是他们李家的优良传统，绝不只有玄武门事变的一招鲜。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比如他奶奶的北门学士。
李潼在这方面自然也不落人后，早年便有履信坊故邸西园学士为他在士林培养人望，但随着他离都数年，西园旧人也泰半离散。坐镇长安时又组织了王府直学士，作为他的参谋秘书班子。
不过眼下是入朝执政，所面对的层面远远高于原本的行台，当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不能再是以往的草台班子。
比如他太爷爷李世民，在登基之后便将王府学士调入门下省的弘文馆，以分门下之权。唐玄宗李隆基也将翰林院扶植起来，以分中书之权。
李潼于原本的馆学之外再创新馆，理由也是很充足的。
东宫崇文馆本名崇贤馆，犯他二爹李贤名讳，虽然已经改了，但想想还不是滋味，而且他直接监国，没有位在东宫，出入走访都要经过慈乌台，不免又是涕泪横流。门下省弘文馆那就更不必说了，他大爹不答应。
所以在东华门再创新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谁敢逼我不孝，我得亮刀子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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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中书省既掌制诰，又是政事堂首席，权力实在太大了。武周一朝，中书侍郎就是出事几率最高的宰相位置，张柬之在中书省倒是没出事，结果他把皇帝办了。
就连他四叔李旦都懂得给他一个中书令虚衔，以免朝中出现寡头独相，但结果还是被韦承庆搞反了车，由此可见中书权重，已经成了一个君王一打马虎眼就有可能噬上的职位。
不过中书久掌制敕，其权威性早已经深植人心，并不好贸然切割职权，特别是在眼下这样的敏感时期。
所以李潼在任命宰相的时候，唯独把中书侍郎这个职位给了杨再思，就是为了要借中书省的积威来宣发制敕，对中书省事权的剥离也只能从长计议。看起来区别不大、一样荣宠的职权给授，里面也是不少心机。
张说这段时间断案监刑，做的全是有损人望阴德的事情，眼下总算上岸了，且一看这新的职事就知前途光明，自然是笑逐颜开、感激涕零，手持任命文书，一路吐气扬眉的离开了政事堂。
对于张说这个小滑头，李潼也是有所保留的。这小子出身洛州本地豪强，本身又素质极高，交游广阔，很得朝野大佬们的看好，所以此前李潼才付之刑用，压一压他的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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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眼下掌权版图陡然扩大到整个天下，就算眼下朝廷中还有不少心腹之人，但需要安插的关键职位更多，人事安排上，李潼也只能紧巴着用。
天黑后，诸司往政事堂运送文书的频率终于有缓。李潼又事分缓急的批阅了一部分文牍后便暂时停了下来，趁着用晚餐的时候，召来几名将要外遣的官员稍作谈话叮嘱。
眼下朝臣大半留宿于皇城中，召见倒也方便。政事堂外廊食堂里，餐食刚刚奉上，李潼所召见几人便纷纷趋行入堂。
询问几人已经进餐后，李潼也不再客气，抓起一张胡饼三两口吃下去稍作果腹，趁着喝茶消食的时间才与几人谈起正事：“各自告身、驿程已经领到？明日起行可否？有何疑难，直须告来。”
几人分别是郑杲、房融、徐坚等，他们所外任主要是黄河以南的诸州刺史、县令等，特别是运河沿线州县。
虽然监国伊始，李潼便对外州官事进行了一番大调整，但他心里明白，这些都不过只是耍花枪、吓唬人的把戏，几员大都督府长史或是太皇太后旧臣、或是监国故人，给人造成一种天下尽在朝廷掌控的错觉。
唐家初定天下的时候，大都督府的确权力不小，跨州连域的掌控一方军政事宜，较之中唐节度使不遑多让。但自从天下完成统一之后，大都督府职权越来越被压缩，诸州大都督多为亲王遥领，政事逐渐归属各州，大都督府也逐渐的退化为一种尴尬存在。
如果诸州确有不服朝廷、果然发生叛乱，单凭诸州大都督府的确很难镇压。但造反也不是说干就干，诸大都督府人事任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震慑性。像岭南、山南等地，能吓唬住当然最好，就算吓唬不住，短期之内也不会造成太大风波。
正因为明知是花招，所以笃定会发生乱子的河北，李潼压根就没有做什么人事调整，就算他亲领冀州大都督，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但有的地方还是需要更加重视，那就是从扬州到黄河这一片区域。因为这一片区域早在垂拱年间，便先后发生徐敬业造反与李唐宗室叛乱，民众略有习乱之俗，而且大运河直贯南北，也是接下来为朝廷输血的最重要通道，所以需要更加的慎重。
因此李潼对于这一片区域也没有泛而统之的调整，虽然任命格辅元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运河沿线州县也都分派亲信前往治理。除了任命几人就治州县，甚至还从眼下都畿未称充裕的兵力中抽调千余人，沿途护送他们入州。
几人也都心知此行责任慎重，并不仅止于拍胸保证的表态，而是立足现实，各自提出一些切实的需求，李潼也都尽量满足。
见过几人后，夜色已经极深，李潼刚刚回到政事堂坐定，值守大内的杨思勖便匆匆登堂，入前耳语告是神都苑中隐有火光蔓延，应是宫人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