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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当然不可能害喜，而且就算是，也绝无可能跟徐俊臣有关系，两人出身、秉性种种俱差距悬殊，根本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
至于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幅凄惨模样，那完全是被吓的。李潼尚未监国之前，给了张说一个辨察使职，随着入朝执掌军国大权，相应的使职自然裁撤，职事归于百司，张说又被任命为事权类似的大理正。
大理正为大理寺通判官，审覆量刑并掌监决，过往这段时间里，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南市刑场，睁眼闭眼都是血肉横飞的场面，本身就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苦不堪言，偏偏还被徐俊臣这家伙给盯上了。
徐俊臣搞张说的法子也很简单，在将都畿诸寺观查抄一通后，这家伙归朝担任光禄丞，主要负责诸司官员工作餐的准备与分发。于是张说每天在刑场看厌了血肉模糊后，归廨堂食所见又是挂着血丝、半生不熟的牛羊肉，他又不是心理变态，能有胃口才怪。
这种小事也不值得向上打小报告，而且靖国时期皇城诸司人员激增，凡所在职俱需优给堂食，几千人食料供给难免会有忙中出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张说这里吃不下，其余衙司官员们对徐俊臣的办事能力反而风评颇佳。
所以哪怕吐得肝肠寸断，甚至被力役抬到政事堂奏事，张说也没提及此节。
倒是心怀不轨的徐俊臣屁颠屁颠跟上来，详细奏报失职，主动向监国请罪，之后便一脸热切的等待监国处理。那点小心思也很清楚，就是张说个瓜娃子不行，还是我徐某人杀人如麻、面不改色，不想再当食堂大总管，想要调回原职。
对于徐俊臣的这一点小心思，李潼的回复也很简单，就是让他滚。徐俊臣的确是一把好刀，但眼下还不是出鞘的时候。
现在朝廷虽然量刑残酷，但凡所大辟之刑俱罪证确凿，三审五覆即成铁案，根本就用不着再去罗织罪名。所以李潼选择的司刑官员也都是朝野公认的正直之士，诸如刑部侍郎杜景俭、大理少卿李日知等，这些人哪怕在酷吏横行的武周时期，也都是司法界中的正义榜样。
这当中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听讼惟明、持法惟平的徐有功。李潼并不是因为徐有功早年曾营救他四叔丈人窦孝谌一家而弃用其人，而是徐有功在过去的动乱中不幸遇害。
原因说起来很可笑，徐有功去年曾经短暂拜相，虽然很快就被罢免，但作为宰相荣耀标志的沙堤也从天街上铺到了坊邸家门前。门前列戟，沙堤出行，便是朝廷重臣的标配，所以在动乱伊始、南衙祸乱全城的时候，徐有功一家便被盯上了。
别的大臣要么族人众多、要么广蓄门仆，即便有乱卒登门滋扰，不失自保之力。可徐有功却真没有，既非大族出身，久掌刑司也是得罪人的差事，拜相不足一月被免，除了一条沙堤亡命路、什么也没留下，于是便成了神都动乱的牺牲品。
总之眼下虽然用刑苛猛，但俱非乱命，把徐俊臣发用有司，反而会因其酷吏名头搞的人心惶惶，让人质疑典刑的公正性。
只有当显眼的果实摘干净了，而朝廷仍有深作肃清的需要，李潼才会考虑将徐俊臣重新调回刑司，眼下就老老实实当个食堂大总管，在官员们饮食上积攒一点口碑。等到陈子昂赶到洛阳后，再搞点橘枳之论，搞一下朝廷团队精神方面的建设。
“臣惭愧，懦性深在，不合刑名之威……”
被徐俊臣一番刁状揭短，张说苍白憔悴的脸上也满是愧色，并不无忐忑的伏地请罪道。
“君子怀仁，所以远庖厨以避杀，不可称懦。此前从权付事，未以辨量为先，道济毋须因此自责。”
看到张说这倒霉样，李潼也有些不忍，稍作安慰一番，然后便接过张说所递上来的今日处决名目，稍作翻看。
当视线落在宗楚客名字上的时候稍作停留，着人将相关卷宗取来又细览一番。宗楚客坐罪通藩谋逆，是韦承庆同党之一，抄没其家时又查发赃钱巨万，且家中广有大内禁器文物。其家居洛南旌善坊，就是为了庐陵王入都后就坊张设仪仗而后夺端门入宫。
但是很可惜，庐陵王过城而不入，身体里血脉天赋被激活，偏偏要走北门，浪死在了北邙山中，宗楚客所作的接应布置自然也就没有排上用场，成了把一家人送上法场的铁证。
李潼单看宗楚客卷宗，跟宗楚客本身也没有多大关系。毕竟后世对宗楚客的认知更多的也不是他中宗一朝权相身份，而是他的孙女婿李白。
李白这家伙，热衷于娶宰相孙女，而不巧的是，其人两个夫人所出生的家族，在洛阳此次动乱清算中都被包了圆。其首任夫人是谯国公许绍的后人，但很不巧许绍的孙子参与了潜迎庐陵王的事情，已经比宗氏早几天上了刑场。
李潼不知道李白这两次婚姻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刚需考量，如果有的话，那现在看来这位盛唐诗仙似乎有点生机渺茫啊。现在也只能盼诗仙魅力出众，不止能混到两家软饭了。
原本李潼还打算看在诗仙的面子上，给宗氏家眷们稍作优待，但在将卷宗翻看一遍后，又很快打消了这一时的杂念。
最近这段时间里，洛阳城内虽然刑杀不断，但整个清算的工作量完成还不到一半。并不是他生性残忍滥杀，而是这一场祸乱所裹挟的人事实在太多了，单单罪犯谋逆的名单，他手里就掌握着四份之多，分别是裴伷先所献庐陵王谋反、张说所献綦连耀谋反、綦连耀官爵赐给以及北衙哗变等名单。
这几份名单虽然也颇多重合，但所囊括的时流范围无疑是惊人的。而且整场清算，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集军事、经济与民生等等于一身的综合性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当然不可能乱杀一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与节奏，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群体性的恐慌。
所以除了已经群众俱知的綦连耀伪官与北衙哗变之外，裴伷先与张说所献名单，李潼全都没有给付刑司，刑讯的时候也尽量控制案情的延伸，一旦案情查发足死，即刻斩首。
看起来虽然刑杀频繁，但却避免了株连泛滥，容易让人滋生出侥幸之心。甚至有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有扩大态势都即刻叫停，转以别罪论刑。毕竟该杀谁、不该杀谁，李潼心里门清，但范围与节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日处决名单批阅之后，便于堂中一式三份传抄出来，一份留堂编入时政而后发付史馆，一份发往门下，一份发往刑部，各自留司。本来御史台也要送去一份的，但台院官员也属于广义上的供奉官，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空衙门。
趁着文吏们传抄文书之际，李潼又望向了张说吩咐道：“张郎文学雄达，错给刑司，确是失人。今朝事愈繁，孤智见短，尤需广择馆学才士以补周全。惟旧馆有犯先人所讳，使我不敢擅借智力。且于东华门另置馆堂，以资询问。张郎即日解职事此，旧府侍员入都之前，一定要扩定馆堂。”
张说本来蔫蔫的没啥精神，听到这话后顿时眼神透光，忙不迭伏地谢恩：“臣多谢殿下恩赏，一定不负所用！”
眼见张说如此反应，李潼也是微笑点头，手书“集英馆”三字，并当堂授给张说集英馆督造使职。而另据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听到这一桩任命后，忍不住抬头看了堂上的监国元嗣一眼，然后又连忙低下头去继续批阅。
李潼之所以另创学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集权。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虽然打乱了他的布置，让他不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人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头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人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 -->>
张说当然不可能害喜，而且就算是，也绝无可能跟徐俊臣有关系，两人出身、秉性种种俱差距悬殊，根本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
至于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幅凄惨模样，那完全是被吓的。李潼尚未监国之前，给了张说一个辨察使职，随着入朝执掌军国大权，相应的使职自然裁撤，职事归于百司，张说又被任命为事权类似的大理正。
大理正为大理寺通判官，审覆量刑并掌监决，过往这段时间里，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南市刑场，睁眼闭眼都是血肉横飞的场面，本身就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苦不堪言，偏偏还被徐俊臣这家伙给盯上了。
徐俊臣搞张说的法子也很简单，在将都畿诸寺观查抄一通后，这家伙归朝担任光禄丞，主要负责诸司官员工作餐的准备与分发。于是张说每天在刑场看厌了血肉模糊后，归廨堂食所见又是挂着血丝、半生不熟的牛羊肉，他又不是心理变态，能有胃口才怪。
这种小事也不值得向上打小报告，而且靖国时期皇城诸司人员激增，凡所在职俱需优给堂食，几千人食料供给难免会有忙中出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张说这里吃不下，其余衙司官员们对徐俊臣的办事能力反而风评颇佳。
所以哪怕吐得肝肠寸断，甚至被力役抬到政事堂奏事，张说也没提及此节。
倒是心怀不轨的徐俊臣屁颠屁颠跟上来，详细奏报失职，主动向监国请罪，之后便一脸热切的等待监国处理。那点小心思也很清楚，就是张说个瓜娃子不行，还是我徐某人杀人如麻、面不改色，不想再当食堂大总管，想要调回原职。
对于徐俊臣的这一点小心思，李潼的回复也很简单，就是让他滚。徐俊臣的确是一把好刀，但眼下还不是出鞘的时候。
现在朝廷虽然量刑残酷，但凡所大辟之刑俱罪证确凿，三审五覆即成铁案，根本就用不着再去罗织罪名。所以李潼选择的司刑官员也都是朝野公认的正直之士，诸如刑部侍郎杜景俭、大理少卿李日知等，这些人哪怕在酷吏横行的武周时期，也都是司法界中的正义榜样。
这当中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听讼惟明、持法惟平的徐有功。李潼并不是因为徐有功早年曾营救他四叔丈人窦孝谌一家而弃用其人，而是徐有功在过去的动乱中不幸遇害。
原因说起来很可笑，徐有功去年曾经短暂拜相，虽然很快就被罢免，但作为宰相荣耀标志的沙堤也从天街上铺到了坊邸家门前。门前列戟，沙堤出行，便是朝廷重臣的标配，所以在动乱伊始、南衙祸乱全城的时候，徐有功一家便被盯上了。
别的大臣要么族人众多、要么广蓄门仆，即便有乱卒登门滋扰，不失自保之力。可徐有功却真没有，既非大族出身，久掌刑司也是得罪人的差事，拜相不足一月被免，除了一条沙堤亡命路、什么也没留下，于是便成了神都动乱的牺牲品。
总之眼下虽然用刑苛猛，但俱非乱命，把徐俊臣发用有司，反而会因其酷吏名头搞的人心惶惶，让人质疑典刑的公正性。
只有当显眼的果实摘干净了，而朝廷仍有深作肃清的需要，李潼才会考虑将徐俊臣重新调回刑司，眼下就老老实实当个食堂大总管，在官员们饮食上积攒一点口碑。等到陈子昂赶到洛阳后，再搞点橘枳之论，搞一下朝廷团队精神方面的建设。
“臣惭愧，懦性深在，不合刑名之威……”
被徐俊臣一番刁状揭短，张说苍白憔悴的脸上也满是愧色，并不无忐忑的伏地请罪道。
“君子怀仁，所以远庖厨以避杀，不可称懦。此前从权付事，未以辨量为先，道济毋须因此自责。”
看到张说这倒霉样，李潼也有些不忍，稍作安慰一番，然后便接过张说所递上来的今日处决名目，稍作翻看。
当视线落在宗楚客名字上的时候稍作停留，着人将相关卷宗取来又细览一番。宗楚客坐罪通藩谋逆，是韦承庆同党之一，抄没其家时又查发赃钱巨万，且家中广有大内禁器文物。其家居洛南旌善坊，就是为了庐陵王入都后就坊张设仪仗而后夺端门入宫。
但是很可惜，庐陵王过城而不入，身体里血脉天赋被激活，偏偏要走北门，浪死在了北邙山中，宗楚客所作的接应布置自然也就没有排上用场，成了把一家人送上法场的铁证。
李潼单看宗楚客卷宗，跟宗楚客本身也没有多大关系。毕竟后世对宗楚客的认知更多的也不是他中宗一朝权相身份，而是他的孙女婿李白。
李白这家伙，热衷于娶宰相孙女，而不巧的是，其人两个夫人所出生的家族，在洛阳此次动乱清算中都被包了圆。其首任夫人是谯国公许绍的后人，但很不巧许绍的孙子参与了潜迎庐陵王的事情，已经比宗氏早几天上了刑场。
李潼不知道李白这两次婚姻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刚需考量，如果有的话，那现在看来这位盛唐诗仙似乎有点生机渺茫啊。现在也只能盼诗仙魅力出众，不止能混到两家软饭了。
原本李潼还打算看在诗仙的面子上，给宗氏家眷们稍作优待，但在将卷宗翻看一遍后，又很快打消了这一时的杂念。
最近这段时间里，洛阳城内虽然刑杀不断，但整个清算的工作量完成还不到一半。并不是他生性残忍滥杀，而是这一场祸乱所裹挟的人事实在太多了，单单罪犯谋逆的名单，他手里就掌握着四份之多，分别是裴伷先所献庐陵王谋反、张说所献綦连耀谋反、綦连耀官爵赐给以及北衙哗变等名单。
这几份名单虽然也颇多重合，但所囊括的时流范围无疑是惊人的。而且整场清算，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集军事、经济与民生等等于一身的综合性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当然不可能乱杀一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与节奏，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群体性的恐慌。
所以除了已经群众俱知的綦连耀伪官与北衙哗变之外，裴伷先与张说所献名单，李潼全都没有给付刑司，刑讯的时候也尽量控制案情的延伸，一旦案情查发足死，即刻斩首。
看起来虽然刑杀频繁，但却避免了株连泛滥，容易让人滋生出侥幸之心。甚至有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有扩大态势都即刻叫停，转以别罪论刑。毕竟该杀谁、不该杀谁，李潼心里门清，但范围与节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日处决名单批阅之后，便于堂中一式三份传抄出来，一份留堂编入时政而后发付史馆，一份发往门下，一份发往刑部，各自留司。本来御史台也要送去一份的，但台院官员也属于广义上的供奉官，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空衙门。
趁着文吏们传抄文书之际，李潼又望向了张说吩咐道：“张郎文学雄达，错给刑司，确是失人。今朝事愈繁，孤智见短，尤需广择馆学才士以补周全。惟旧馆有犯先人所讳，使我不敢擅借智力。且于东华门另置馆堂，以资询问。张郎即日解职事此，旧府侍员入都之前，一定要扩定馆堂。”
张说本来蔫蔫的没啥精神，听到这话后顿时眼神透光，忙不迭伏地谢恩：“臣多谢殿下恩赏，一定不负所用！”
眼见张说如此反应，李潼也是微笑点头，手书“集英馆”三字，并当堂授给张说集英馆督造使职。而另据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听到这一桩任命后，忍不住抬头看了堂上的监国元嗣一眼，然后又连忙低下头去继续批阅。
李潼之所以另创学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集权。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虽然打乱了他的布置，让他不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人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头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人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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