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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在我写过的所有小说中，没有比这一部更传奇的了。那些曾经喜欢过我小说的读者不必感到意外，这同样是篇不错的小说。我所有小说都遵守一个原则：我写的是真事。
确实有谢让、谢天、谢地这些人，但我没有坦白相告他们住址的义务。他们让我转告将要看到这篇传奇的读者，他们不愿意被人打扰。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好了，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年头。6月，何应钦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北平除了西南卢沟桥尚在国军手里，最近的日军已经驻扎在了丰台。我们知道，丰台现在已经是市区了。想想吧，1935年的时候，这里驻的是日军，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许多日本浪人涌进北平。他们开办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铺，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鸦片馆。鸦片馆将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不提。
且说在这一年的春天，帽儿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了一位18岁的姑娘。她告诉人们，她叫周樱，协和医院的护士，是来租房的。她还告诉人们，她父母本来是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半个月前，接到北平协和医院的聘书。父母在金陵大学将近二十年了，想换换环境，于是就来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时候，父母染上风寒，双双不治而亡。她本来应该回到南京，她对那里很熟悉。但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个角落里都留有父母的足迹和气味。她说这话时，明亮的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滚动了。谢太太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朝着这个姑娘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她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女人，听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惨的事情。她让姑娘住在她家的两间空房里，一个月应该收两块大洋的租金，但她只向这个姑娘要两个月一块大洋的租金，并且送给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并不知道北平的房租，当她第二天知道后，坚决要求还是按照市价来付房租。姑娘还说，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并不缺钱。谢太太说，她也不缺钱，两个月一块大洋只是象征性的，本来就不应该要她的钱。“人都有落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大家帮助，我怎么能再要你钱呢？”一个坚持要给，一个坚决不收那么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说：“谢谢你，我感谢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太太的大儿子谢天正坐在一边看书，他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编辑、记者，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抬头对她俩说：“你们两个别争了，这样吧，大家都各让一步，一个月一块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会儿，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谢太太自然不愿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谢太太确实不缺钱。她丈夫是北平的一个警察局长，名字叫谢让，他有两个儿子。因为谢家有好几辈都是单传，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喜极而泣，给他起名谢天。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再次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鸿运高照，他激动得跑到祖坟好好地哭了一场，取名谢地。合在一起就是谢天谢地。谢地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谢让成熟、稳重，最让他不放心的是谢地，正是青春发育的年龄，精力好得嗷嗷叫，动不动就给他惹事。而在北平，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
谢让正在为北平城里的日本浪人发愁。《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北平就没有安静过，隔三差五，青年学生就要到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或者举行游行，一是抵制日货，二是呼吁政府抗日。谢让当然和这些青年学生是心心相印的，从东北到华北，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占领着中国的土地。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迟早要蚕食掉整个中国。他甚至巴不得老天爷发怒，来场地震，把那个小小的岛国震到大海里，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和青年学生不一样的是，他是警察局长，坚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卖国的，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国之不存，家之焉在？问题是，中国太弱，要“忍辱负重”。蒋委员长说，和平不到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相信委员长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警察局长，消息自然是灵通的。比如他就听说过，委员长正在秘密装备、训练四十个德械师，准备将来收复东北，还在华东修建永久战备工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中日一战作准备。这个时间当然拖得愈久愈好。这帮学生总会坏事。他一再告诫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儿子，不要跟着别人瞎跑，上街不是爱国，是误国，读好书是你们学生最大的爱国举动。儿子自然听不进他的话，虽然没有当场反驳，但那眉头皱得很难看。
警察局长陷入两难之中。政府要求他压制学生的抗日热情，以免被日本人抓到口实，日本人也在向他施压要求惩办抗日积极分子。北平驻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给警察局长打交道的是一个叫樱井兆太郎的课长。一个小小的课长，威风比北平市长还大。他的消息比警察局更灵，过几天就会送来一个名单，让警察局长去抓人。谢让问他们，这些人犯什么法了？这个家伙就像背书一样指着一个个人名告诉他，某日某时在某某地方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做了什么破坏“中日亲善”的事情。谢让只得让自己的手下穿上便装，偷偷地找到名单上的那些人，动静闹得大的，不抓不足以向日本人交待的，他让警察给他们几块大洋，让他们赶紧离开北平避避风头。日本人再来问时，他双手一摊，说找不到了。那个樱井课长倒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次就不同了，他谢让必须得去找樱井课长交涉了。
事情是这样的：北平有个破落的八旗子弟，家里没什么财物，却染上抽大烟的恶习。毒瘾犯了，就摇摇晃晃地上街找鸦片馆。他平常是不敢上日本人开的鸦片馆，但这次不同，毒瘾来势凶猛，鼻涕眼泪一大把，他用袖子去擦，涂了一脸。这样的人，放在其他鸦片馆，看门的就不会让他进去的。但日本人却不这样想，任何人进他们的鸦片馆都不拦，你敢进来，就只有乖乖掏钱的份。他们从来不相信，身上没钱的人敢上他们的馆子。这个人进去抽饱了大烟，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润，精神也来了。日本人过来给他要钱，他耍起无赖，头抬得直直的：“没钱。”日本人一巴掌拍在他仰得直直的脑袋上，吼他：“你再说一句没钱？”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他用袖子擦一下，脸上鼻涕和鲜血混在一起，像唱戏里的小丑，他重新把头抬得直直的，瞪着日本人，声音响亮地说：“没钱就是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破落的八旗子弟北平还有不少，啥本事也没有，就会吃喝玩乐耍无赖。在中国人那里，倒也没什么事，多说挨顿揍，也不会往死里揍的，揍死人是要吃官司的，犯不着为这些混混去吃官司。他们就这样在北平混吃混喝一年又一年。他没想到，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日本人不怕吃中国的官司。他话音刚落，木棍拳头都上来了。人被打倒在地，哭叫着求饶时已经晚了，日本人存心打死他。他确实被打死了。死掉了如果偷偷地处理掉，只要没人追究，警察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日本人得罪不起。一点芝麻样的小事，这些日本杂种都能弄成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就要大做文章，就要让军队开枪放炮，欺负到头上来啦。忍辱负重吧。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日本人何止是欺负到头上了，是到头上拉屎来了：他们把打死的那个中国人扔到了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这么干了！
警察局长带着五个手下去了鸦片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他有理，他可以把这些日本浪人捉拿归案。他都忘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不和他讲理的。他本来带了手枪，但他想了想，还是把枪取下来放在了警察局。那五个警察也是徒手的。他都这样了，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他面子吧。谁知到了鸦片馆，他刚一开口，就被日本浪人挥舞着木棍和武士刀赶了出去。谢让和五个手下狼狈地站在大街上，眼前无数金星闪烁，鸦片馆的大门像头张着嘴巴的怪兽朝他嘿嘿地笑着。在那一刻，他都有端挺机枪把北平城的日本人全部扫掉的想法了。想归想，最终还得直面惨淡的现实：如果要把凶手捉拿归案，非得动枪不可——可谁又敢对日本人动枪呢？
回到警察局，骂了半天日本人的娘，最后还得硬着头皮去找日本人。这次他是带着副局长江一郎一起去找樱井课长。樱井的副官藤野严八郎把他们带进去，樱井坐在堂屋，阴沉着脸。旁边放着两个半人高的百子闹春的地瓶，中堂挂着一副对联：“琴有古声清耳目，鹤缘仙骨近云霄”，中间是清代画家戴熙的《墨松图》。这些应该都是文物，但不管是他买来的，还是偷来的，他谢让都没办法。谢让说了来意，樱井的眼睛眯起来，皱着眉头狠狠地盯着他，突然站起身来，抽出指挥刀。江一郎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谢让心头一凛，这个日本人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腰里没挂手枪。
桌子上放着一个果盘，樱井用指挥刀挑起一只苹果，递到谢让的鼻子下面：“谢局长，请吃。”谢让愤怒地瞪着樱井，最初的慌乱过后，他决定不再示弱，哪怕今天死在这里，也不能被日本人欺负了。他猛地张嘴咬住苹果。在那一刻，警察局的副局长江一郎几乎要泪流满面了，他是理解局长的，他能想象出局长会继续忍辱负重地把苹果咽进肚里。他没想到，局长咬着苹果“呸”地吐在地上。藤野严八郎怒目而视，手按在了枪套上，吼道：“你的，中国人，大大的坏！”樱井摆摆手，制止了他。他转过身，瞪着地上的苹果，好像不认识苹果了一样，看了半天，抬起头瞪着谢让，脑袋向前伸着，那张狠毒的脸逼得更近了：“我好心好意地请你吃苹果，你却把它吐在地上，这不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吗？”强盗居然有理了。谢让仍旧用愤怒的目光瞪着樱井课长，说：“你用刺刀挑着苹果让我吃，即使低等动物也不会有这样的待客之道，何况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才是主人，你们是客人。要说侮辱，是谁在侮辱谁呢？”樱井手里的指挥刀抖了一下，厉声问道：“你难道想出风头当什么民族英雄吗？”谢让说：“生为中国人，做民族英雄不是出什么风头，是做人的本分。相信阁下作为日本人，自然也有此心吧。”
樱井课长哼了一声，收回指挥刀，说：“你想怎么办？你说吧……你总是给我们找麻烦。”
这些狗一样的日本人啊，颠倒黑白张嘴就来气不发喘脸也不红，脸皮之厚世界之最。
谢让忍住气，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要求赔偿、惩办杀人凶手。
藤野严八郎冷笑一声，说：“那个中国人的命还没有他吃的鸦片烟贵，谈何赔偿？至于惩办杀人凶手，谁看见他是我们的人把他打死的？你有证人吗？”
这个副官狗仗人势，令人讨厌。谢让不理他，直直地瞪着樱井。
樱井坐在办公桌前，脸绷得紧紧的，闭着眼睛，用手指敲着桌子，面无表情地说，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会严办的……你要相信大日本帝国。
警察局长当然是不会相信大日本帝国的，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果然，日本人没有追究凶手任何责任，赔偿五块大洋了事。政府愿意息事宁人，何况死的仅仅是一个抽大烟的中国人，如此而已。警察局长再次忍辱负重了，但北平的老百姓、青年学生不会忍辱负重的。谢天就质问父亲，当一个中国警察不能保护同胞的安全，这是不是一种耻辱？究竟要忍受到什么地步？父亲还没有学会如何和儿子对话，他粗暴地打断儿子：“国家的事情，你操什么心？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就是爱国报国……”儿子说：“忍忍忍，当华北成了东北，平津成了沈阳，还忍不忍？”父亲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儿子的口才，在日本人那里受够了气，回到家里又要受儿子的气，警察局长忍无可忍，霍地站起来，给了儿子一个响亮的耳光。
那天晚上，当协和医院护士周樱回到四合院时，与正要往外走的谢天撞在一起，娇小的护士被撞得跌跌撞撞地要往后倒下去时，谢天忙放下捂着脸的手，拉住她。周樱惊异地看着一脸愤怒的青年记者，问道：“你怎么了？”谢天说：“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我当兵去！我要把在中国的日本人一个不留全杀光！”谢天说完就走了。他没有看到，姑娘扶住门框，愣愣地看着他愤怒的背影慢慢消失，眼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在月光下，那些泪珠格外明亮……
谢天去驻扎在北平的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报名参军之前，做了一件震动整个北平的事情。他把警察局长与日本“菊”机关樱井课长交涉经过写成报道发表在了报纸上。当谢让看到这篇报道时，他的脑袋嗡地响了，他本能地预感到，北平要出大事儿了。
果然，整个北平炸开锅了，一个中国人，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打死，还把处理此事的中国警察乱棍打出鸦片馆，最后只赔偿了五块大洋了事，人家鲁迅写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登在报屁股，都有八块大洋的稿费呢。你怎么忍？忍无可忍！燕京大学的学生率先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要求惩办日本浪人。谢让只得奉市长的命令，带领警察拦截学生。他拿着喇叭，大声喊着劝学生回去，国事自有国家来操办，学生就是读书的，读书才是报国爱国。他喊得嗓子都哑了，无奈学生并不听，甚至还往他身上砸西红柿和鸡蛋。他还看到谢地也夹杂在队伍中，举着胳膊扯着喉咙喊着什么，似乎是在鼓动学生冲破警察的防线。学生像海浪一样翻滚而来，手挽着手站在最前面的警察被冲得东摇西晃，最后还是没能顶住，防线被冲开，几个警察跌倒在地，眼看黑压压的学生就踩踏上去。谢让果断吹响哨子，第二列手持棍棒的警察冲上来，后面的水龙也喷过来，这才让学生散去了。
学生们愤怒至极。最难堪的是谢地，同学们都知道带头镇压学生的是他爸爸。他们大声地骂着警察是汉奸走狗，声音不但很大，还故意斜着眼睛看他。谢地满脸通红，灰溜溜地贴着墙走。他害怕同学注意到他，但还是有人小跑跟上来，对他说：“谢地，你没啥不好意思的，你爸爸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啊。”
这人是他同学高豪杰。谢地松了口气，如果说他为自己的父亲感到不好意思，那么，高豪杰应该为他父亲感到无地自容才是，因为他父亲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而高豪杰的父亲却是二十九军的一个团长，当兵的不打日本人，那还叫什么当兵的？谢地说：“你别安慰我了，我父亲就是一个软骨头，他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汉奸了，带枪的不抗日，倒是咱这空手的满腔抗日热情，这是啥世道啊。”他的话很明显，带枪的除了警察就是军队，你爸也有责任。
高豪杰却也不回避，说：“你别急，现在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只要蒋委员长一声令下，你爸我爸他们会立即出动，席卷北平，一个日本人都不留，斩草除根。”
谢地也知道，这事儿怪不得他父亲，也怪不得自己的父亲，他们都是小人物，打不打日本人，最终还是得听南京那个大人物的。但这口气，憋得难受啊。他咄咄逼人地看着高豪杰，说：“他们不抗日，咱们抗日，你敢不敢跟着我杀日本人？”
高豪杰激动得满脸通红：“咋不敢？你说咋个杀法？”
谢地说：“你从你爸那里弄两支枪，咱们暗杀北平城里的日本人。”
高豪杰愣了一下，说：“你爸是警察，也有枪，为啥让我去弄枪，你不弄？”
谢地说：“我爸他们是小警察，枪就那几支，少一支就立即知道了，我哪有机会下手？军队枪弹像萝卜白菜，想要多少有多少，弄两支枪还不容易？”
高豪杰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觉得谢地说的也有道理，他只得点点头，但紧跟着又来了一句：“你也别抱多大希望，我尽力而为，如果实在弄不到，你也别怪我。”
谢地说：“不怪你，实在不行，咱用手掐也要把这些日本人一个一个地掐死。”
事情却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军队的枪弹确实像萝卜白菜一样普通，但却不可能像萝卜白菜那样让你想拿就拿，高豪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从部队弄来了一颗手榴弹。
这也让两人激动了半天。虽然是第一次用手榴弹，却也难不住这两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一会儿功夫就摸索出来如何使用了。两人都很兴奋，争着要把这颗手榴弹扔到日本浪人开的鸦片馆去。最后没办法，两人用锤子剪刀布的方法解决了。谢地的运气好，他用剪刀把高豪杰的布破了。高豪杰耍赖，以事先没有讲明规则为由，重新开始，三局两胜。结果，谢地三局全赢了。高豪杰哭丧着脸，说，那好吧，但你不能一个人去干，一定要叫上我。这个要求不算过分，谢地答应了。
两个人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行动的。他们在日本浪人的鸦片馆对面一条小巷里盯了半天，确信没有中国人进去后，谢地猛地窜出去，把手榴弹扔了进去。高豪杰心有不甘，从地上摸了一块砖头也一起扔了过去。
轰隆一声，手榴弹在鸦片馆开了花，传来一阵惨叫，两个年轻人慌慌地逃走了。
在1935年的冬天，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谢天加入了驻扎在北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也就是说，他当兵去了。这是好事。国难当头，有钱有钱，有力出力。看不出来，人家还真是热血青年。好。第二件事，谢地失踪了。
日本人的鸦片馆被炸，这可是件大事儿。谢让带领江一郎赶到鸦片馆，他从地上捡起一块弹片，立即判断出来这是一枚军用手榴弹。日本浪人被炸死两个，重伤三个。谢让一方面感觉出了口恶气，另一方面又感到棘手，这肯定是二十九军的人干的。他既没有能力把手伸到军队去，也没本事儿降服日本人，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如何把这事儿糊弄过去？
他刚开始还想打个马虎眼，想把这案子弄成一个无头案，赶紧让江一郎带着警察把遗留在现场的弹片都找出来藏匿起来，但樱井岂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摸索了半天，还是找到了一块小小的弹片。他在手里捏了捏那块弹片，说：“这是你们军队干的。”
把这事推给军队，倒也没有谢让什么事儿了，但谢让不会这么干的。能揽下来最好自己揽下来，当作一般治安案件处理最好，省得日本人节外生枝。谢让沉吟片刻，说：“我们不能凭着一块弹片就判断是军队干的吧。樱井先生，你也知道，就在前几年，中日在长城还打过仗，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多了，说不定就是哪个大烟鬼干的……”
藤野严八郎吼道：“你这是狡辩，大大的坏！”
樱井阴森森地盯着谢让看了半天，说：“那么，我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了，半个月内你如果交不出人，这事就由我来处理了。”
谢让还想再说什么，这个可恶的日本人竟然不理他，带着藤野严八郎拂袖而去。
谢让万万没有想到，这事儿竟然是儿子谢地干的。
傍晚时分，他拖着疲... -->>
我得承认，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在我写过的所有小说中，没有比这一部更传奇的了。那些曾经喜欢过我小说的读者不必感到意外，这同样是篇不错的小说。我所有小说都遵守一个原则：我写的是真事。
确实有谢让、谢天、谢地这些人，但我没有坦白相告他们住址的义务。他们让我转告将要看到这篇传奇的读者，他们不愿意被人打扰。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好了，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年头。6月，何应钦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北平除了西南卢沟桥尚在国军手里，最近的日军已经驻扎在了丰台。我们知道，丰台现在已经是市区了。想想吧，1935年的时候，这里驻的是日军，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许多日本浪人涌进北平。他们开办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铺，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鸦片馆。鸦片馆将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不提。
且说在这一年的春天，帽儿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了一位18岁的姑娘。她告诉人们，她叫周樱，协和医院的护士，是来租房的。她还告诉人们，她父母本来是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半个月前，接到北平协和医院的聘书。父母在金陵大学将近二十年了，想换换环境，于是就来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时候，父母染上风寒，双双不治而亡。她本来应该回到南京，她对那里很熟悉。但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个角落里都留有父母的足迹和气味。她说这话时，明亮的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滚动了。谢太太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朝着这个姑娘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她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女人，听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惨的事情。她让姑娘住在她家的两间空房里，一个月应该收两块大洋的租金，但她只向这个姑娘要两个月一块大洋的租金，并且送给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并不知道北平的房租，当她第二天知道后，坚决要求还是按照市价来付房租。姑娘还说，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并不缺钱。谢太太说，她也不缺钱，两个月一块大洋只是象征性的，本来就不应该要她的钱。“人都有落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大家帮助，我怎么能再要你钱呢？”一个坚持要给，一个坚决不收那么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说：“谢谢你，我感谢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太太的大儿子谢天正坐在一边看书，他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编辑、记者，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抬头对她俩说：“你们两个别争了，这样吧，大家都各让一步，一个月一块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会儿，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谢太太自然不愿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谢太太确实不缺钱。她丈夫是北平的一个警察局长，名字叫谢让，他有两个儿子。因为谢家有好几辈都是单传，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喜极而泣，给他起名谢天。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再次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鸿运高照，他激动得跑到祖坟好好地哭了一场，取名谢地。合在一起就是谢天谢地。谢地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谢让成熟、稳重，最让他不放心的是谢地，正是青春发育的年龄，精力好得嗷嗷叫，动不动就给他惹事。而在北平，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
谢让正在为北平城里的日本浪人发愁。《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北平就没有安静过，隔三差五，青年学生就要到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或者举行游行，一是抵制日货，二是呼吁政府抗日。谢让当然和这些青年学生是心心相印的，从东北到华北，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占领着中国的土地。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迟早要蚕食掉整个中国。他甚至巴不得老天爷发怒，来场地震，把那个小小的岛国震到大海里，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和青年学生不一样的是，他是警察局长，坚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卖国的，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国之不存，家之焉在？问题是，中国太弱，要“忍辱负重”。蒋委员长说，和平不到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相信委员长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警察局长，消息自然是灵通的。比如他就听说过，委员长正在秘密装备、训练四十个德械师，准备将来收复东北，还在华东修建永久战备工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中日一战作准备。这个时间当然拖得愈久愈好。这帮学生总会坏事。他一再告诫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儿子，不要跟着别人瞎跑，上街不是爱国，是误国，读好书是你们学生最大的爱国举动。儿子自然听不进他的话，虽然没有当场反驳，但那眉头皱得很难看。
警察局长陷入两难之中。政府要求他压制学生的抗日热情，以免被日本人抓到口实，日本人也在向他施压要求惩办抗日积极分子。北平驻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给警察局长打交道的是一个叫樱井兆太郎的课长。一个小小的课长，威风比北平市长还大。他的消息比警察局更灵，过几天就会送来一个名单，让警察局长去抓人。谢让问他们，这些人犯什么法了？这个家伙就像背书一样指着一个个人名告诉他，某日某时在某某地方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做了什么破坏“中日亲善”的事情。谢让只得让自己的手下穿上便装，偷偷地找到名单上的那些人，动静闹得大的，不抓不足以向日本人交待的，他让警察给他们几块大洋，让他们赶紧离开北平避避风头。日本人再来问时，他双手一摊，说找不到了。那个樱井课长倒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次就不同了，他谢让必须得去找樱井课长交涉了。
事情是这样的：北平有个破落的八旗子弟，家里没什么财物，却染上抽大烟的恶习。毒瘾犯了，就摇摇晃晃地上街找鸦片馆。他平常是不敢上日本人开的鸦片馆，但这次不同，毒瘾来势凶猛，鼻涕眼泪一大把，他用袖子去擦，涂了一脸。这样的人，放在其他鸦片馆，看门的就不会让他进去的。但日本人却不这样想，任何人进他们的鸦片馆都不拦，你敢进来，就只有乖乖掏钱的份。他们从来不相信，身上没钱的人敢上他们的馆子。这个人进去抽饱了大烟，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润，精神也来了。日本人过来给他要钱，他耍起无赖，头抬得直直的：“没钱。”日本人一巴掌拍在他仰得直直的脑袋上，吼他：“你再说一句没钱？”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他用袖子擦一下，脸上鼻涕和鲜血混在一起，像唱戏里的小丑，他重新把头抬得直直的，瞪着日本人，声音响亮地说：“没钱就是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破落的八旗子弟北平还有不少，啥本事也没有，就会吃喝玩乐耍无赖。在中国人那里，倒也没什么事，多说挨顿揍，也不会往死里揍的，揍死人是要吃官司的，犯不着为这些混混去吃官司。他们就这样在北平混吃混喝一年又一年。他没想到，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日本人不怕吃中国的官司。他话音刚落，木棍拳头都上来了。人被打倒在地，哭叫着求饶时已经晚了，日本人存心打死他。他确实被打死了。死掉了如果偷偷地处理掉，只要没人追究，警察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日本人得罪不起。一点芝麻样的小事，这些日本杂种都能弄成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就要大做文章，就要让军队开枪放炮，欺负到头上来啦。忍辱负重吧。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日本人何止是欺负到头上了，是到头上拉屎来了：他们把打死的那个中国人扔到了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这么干了！
警察局长带着五个手下去了鸦片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他有理，他可以把这些日本浪人捉拿归案。他都忘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不和他讲理的。他本来带了手枪，但他想了想，还是把枪取下来放在了警察局。那五个警察也是徒手的。他都这样了，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他面子吧。谁知到了鸦片馆，他刚一开口，就被日本浪人挥舞着木棍和武士刀赶了出去。谢让和五个手下狼狈地站在大街上，眼前无数金星闪烁，鸦片馆的大门像头张着嘴巴的怪兽朝他嘿嘿地笑着。在那一刻，他都有端挺机枪把北平城的日本人全部扫掉的想法了。想归想，最终还得直面惨淡的现实：如果要把凶手捉拿归案，非得动枪不可——可谁又敢对日本人动枪呢？
回到警察局，骂了半天日本人的娘，最后还得硬着头皮去找日本人。这次他是带着副局长江一郎一起去找樱井课长。樱井的副官藤野严八郎把他们带进去，樱井坐在堂屋，阴沉着脸。旁边放着两个半人高的百子闹春的地瓶，中堂挂着一副对联：“琴有古声清耳目，鹤缘仙骨近云霄”，中间是清代画家戴熙的《墨松图》。这些应该都是文物，但不管是他买来的，还是偷来的，他谢让都没办法。谢让说了来意，樱井的眼睛眯起来，皱着眉头狠狠地盯着他，突然站起身来，抽出指挥刀。江一郎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谢让心头一凛，这个日本人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腰里没挂手枪。
桌子上放着一个果盘，樱井用指挥刀挑起一只苹果，递到谢让的鼻子下面：“谢局长，请吃。”谢让愤怒地瞪着樱井，最初的慌乱过后，他决定不再示弱，哪怕今天死在这里，也不能被日本人欺负了。他猛地张嘴咬住苹果。在那一刻，警察局的副局长江一郎几乎要泪流满面了，他是理解局长的，他能想象出局长会继续忍辱负重地把苹果咽进肚里。他没想到，局长咬着苹果“呸”地吐在地上。藤野严八郎怒目而视，手按在了枪套上，吼道：“你的，中国人，大大的坏！”樱井摆摆手，制止了他。他转过身，瞪着地上的苹果，好像不认识苹果了一样，看了半天，抬起头瞪着谢让，脑袋向前伸着，那张狠毒的脸逼得更近了：“我好心好意地请你吃苹果，你却把它吐在地上，这不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吗？”强盗居然有理了。谢让仍旧用愤怒的目光瞪着樱井课长，说：“你用刺刀挑着苹果让我吃，即使低等动物也不会有这样的待客之道，何况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才是主人，你们是客人。要说侮辱，是谁在侮辱谁呢？”樱井手里的指挥刀抖了一下，厉声问道：“你难道想出风头当什么民族英雄吗？”谢让说：“生为中国人，做民族英雄不是出什么风头，是做人的本分。相信阁下作为日本人，自然也有此心吧。”
樱井课长哼了一声，收回指挥刀，说：“你想怎么办？你说吧……你总是给我们找麻烦。”
这些狗一样的日本人啊，颠倒黑白张嘴就来气不发喘脸也不红，脸皮之厚世界之最。
谢让忍住气，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要求赔偿、惩办杀人凶手。
藤野严八郎冷笑一声，说：“那个中国人的命还没有他吃的鸦片烟贵，谈何赔偿？至于惩办杀人凶手，谁看见他是我们的人把他打死的？你有证人吗？”
这个副官狗仗人势，令人讨厌。谢让不理他，直直地瞪着樱井。
樱井坐在办公桌前，脸绷得紧紧的，闭着眼睛，用手指敲着桌子，面无表情地说，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会严办的……你要相信大日本帝国。
警察局长当然是不会相信大日本帝国的，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果然，日本人没有追究凶手任何责任，赔偿五块大洋了事。政府愿意息事宁人，何况死的仅仅是一个抽大烟的中国人，如此而已。警察局长再次忍辱负重了，但北平的老百姓、青年学生不会忍辱负重的。谢天就质问父亲，当一个中国警察不能保护同胞的安全，这是不是一种耻辱？究竟要忍受到什么地步？父亲还没有学会如何和儿子对话，他粗暴地打断儿子：“国家的事情，你操什么心？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就是爱国报国……”儿子说：“忍忍忍，当华北成了东北，平津成了沈阳，还忍不忍？”父亲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儿子的口才，在日本人那里受够了气，回到家里又要受儿子的气，警察局长忍无可忍，霍地站起来，给了儿子一个响亮的耳光。
那天晚上，当协和医院护士周樱回到四合院时，与正要往外走的谢天撞在一起，娇小的护士被撞得跌跌撞撞地要往后倒下去时，谢天忙放下捂着脸的手，拉住她。周樱惊异地看着一脸愤怒的青年记者，问道：“你怎么了？”谢天说：“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我当兵去！我要把在中国的日本人一个不留全杀光！”谢天说完就走了。他没有看到，姑娘扶住门框，愣愣地看着他愤怒的背影慢慢消失，眼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在月光下，那些泪珠格外明亮……
谢天去驻扎在北平的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报名参军之前，做了一件震动整个北平的事情。他把警察局长与日本“菊”机关樱井课长交涉经过写成报道发表在了报纸上。当谢让看到这篇报道时，他的脑袋嗡地响了，他本能地预感到，北平要出大事儿了。
果然，整个北平炸开锅了，一个中国人，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打死，还把处理此事的中国警察乱棍打出鸦片馆，最后只赔偿了五块大洋了事，人家鲁迅写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登在报屁股，都有八块大洋的稿费呢。你怎么忍？忍无可忍！燕京大学的学生率先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要求惩办日本浪人。谢让只得奉市长的命令，带领警察拦截学生。他拿着喇叭，大声喊着劝学生回去，国事自有国家来操办，学生就是读书的，读书才是报国爱国。他喊得嗓子都哑了，无奈学生并不听，甚至还往他身上砸西红柿和鸡蛋。他还看到谢地也夹杂在队伍中，举着胳膊扯着喉咙喊着什么，似乎是在鼓动学生冲破警察的防线。学生像海浪一样翻滚而来，手挽着手站在最前面的警察被冲得东摇西晃，最后还是没能顶住，防线被冲开，几个警察跌倒在地，眼看黑压压的学生就踩踏上去。谢让果断吹响哨子，第二列手持棍棒的警察冲上来，后面的水龙也喷过来，这才让学生散去了。
学生们愤怒至极。最难堪的是谢地，同学们都知道带头镇压学生的是他爸爸。他们大声地骂着警察是汉奸走狗，声音不但很大，还故意斜着眼睛看他。谢地满脸通红，灰溜溜地贴着墙走。他害怕同学注意到他，但还是有人小跑跟上来，对他说：“谢地，你没啥不好意思的，你爸爸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啊。”
这人是他同学高豪杰。谢地松了口气，如果说他为自己的父亲感到不好意思，那么，高豪杰应该为他父亲感到无地自容才是，因为他父亲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而高豪杰的父亲却是二十九军的一个团长，当兵的不打日本人，那还叫什么当兵的？谢地说：“你别安慰我了，我父亲就是一个软骨头，他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汉奸了，带枪的不抗日，倒是咱这空手的满腔抗日热情，这是啥世道啊。”他的话很明显，带枪的除了警察就是军队，你爸也有责任。
高豪杰却也不回避，说：“你别急，现在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只要蒋委员长一声令下，你爸我爸他们会立即出动，席卷北平，一个日本人都不留，斩草除根。”
谢地也知道，这事儿怪不得他父亲，也怪不得自己的父亲，他们都是小人物，打不打日本人，最终还是得听南京那个大人物的。但这口气，憋得难受啊。他咄咄逼人地看着高豪杰，说：“他们不抗日，咱们抗日，你敢不敢跟着我杀日本人？”
高豪杰激动得满脸通红：“咋不敢？你说咋个杀法？”
谢地说：“你从你爸那里弄两支枪，咱们暗杀北平城里的日本人。”
高豪杰愣了一下，说：“你爸是警察，也有枪，为啥让我去弄枪，你不弄？”
谢地说：“我爸他们是小警察，枪就那几支，少一支就立即知道了，我哪有机会下手？军队枪弹像萝卜白菜，想要多少有多少，弄两支枪还不容易？”
高豪杰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觉得谢地说的也有道理，他只得点点头，但紧跟着又来了一句：“你也别抱多大希望，我尽力而为，如果实在弄不到，你也别怪我。”
谢地说：“不怪你，实在不行，咱用手掐也要把这些日本人一个一个地掐死。”
事情却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军队的枪弹确实像萝卜白菜一样普通，但却不可能像萝卜白菜那样让你想拿就拿，高豪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从部队弄来了一颗手榴弹。
这也让两人激动了半天。虽然是第一次用手榴弹，却也难不住这两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一会儿功夫就摸索出来如何使用了。两人都很兴奋，争着要把这颗手榴弹扔到日本浪人开的鸦片馆去。最后没办法，两人用锤子剪刀布的方法解决了。谢地的运气好，他用剪刀把高豪杰的布破了。高豪杰耍赖，以事先没有讲明规则为由，重新开始，三局两胜。结果，谢地三局全赢了。高豪杰哭丧着脸，说，那好吧，但你不能一个人去干，一定要叫上我。这个要求不算过分，谢地答应了。
两个人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行动的。他们在日本浪人的鸦片馆对面一条小巷里盯了半天，确信没有中国人进去后，谢地猛地窜出去，把手榴弹扔了进去。高豪杰心有不甘，从地上摸了一块砖头也一起扔了过去。
轰隆一声，手榴弹在鸦片馆开了花，传来一阵惨叫，两个年轻人慌慌地逃走了。
在1935年的冬天，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谢天加入了驻扎在北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也就是说，他当兵去了。这是好事。国难当头，有钱有钱，有力出力。看不出来，人家还真是热血青年。好。第二件事，谢地失踪了。
日本人的鸦片馆被炸，这可是件大事儿。谢让带领江一郎赶到鸦片馆，他从地上捡起一块弹片，立即判断出来这是一枚军用手榴弹。日本浪人被炸死两个，重伤三个。谢让一方面感觉出了口恶气，另一方面又感到棘手，这肯定是二十九军的人干的。他既没有能力把手伸到军队去，也没本事儿降服日本人，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如何把这事儿糊弄过去？
他刚开始还想打个马虎眼，想把这案子弄成一个无头案，赶紧让江一郎带着警察把遗留在现场的弹片都找出来藏匿起来，但樱井岂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摸索了半天，还是找到了一块小小的弹片。他在手里捏了捏那块弹片，说：“这是你们军队干的。”
把这事推给军队，倒也没有谢让什么事儿了，但谢让不会这么干的。能揽下来最好自己揽下来，当作一般治安案件处理最好，省得日本人节外生枝。谢让沉吟片刻，说：“我们不能凭着一块弹片就判断是军队干的吧。樱井先生，你也知道，就在前几年，中日在长城还打过仗，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多了，说不定就是哪个大烟鬼干的……”
藤野严八郎吼道：“你这是狡辩，大大的坏！”
樱井阴森森地盯着谢让看了半天，说：“那么，我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了，半个月内你如果交不出人，这事就由我来处理了。”
谢让还想再说什么，这个可恶的日本人竟然不理他，带着藤野严八郎拂袖而去。
谢让万万没有想到，这事儿竟然是儿子谢地干的。
傍晚时分，他拖着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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