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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7,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 -->>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7,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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