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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尼到斯当东，可都记着呢！
荷兰使团一到临高，马上就得到了通知，中國朝廷关心红溪惨案，并为此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质询会。伊萨克·蒂欣格先生与他的副使范百览，马上就要去质询会上接受质询会成员的调查。
与其说这是一个使团，还不如说是一群等待审讯的嫌犯。
而西沙海巡署装备的快速帆船，训练有素的海军官兵，都让人可以确定，中國新政权对荷兰人的亚洲殖民地是有些想法的。
唯一需要马戛尔尼考虑的是，英国殖民地当局，要怎样面对这个试图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新帝国？要知道，在荷属巴达维亚，中國人的数量要比欧洲殖民者多得多，荷属巴达维亚变成中國的海外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和备受瞩目的特使不同，作为副使的斯当东、庶务总管的巴罗，却有足够的时间开始他们的搜集情报之旅。
前清年间，除了少数特使，外国人想要踏上中國的土地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情。
如今已经自号“清禅居士”的前清陕甘总督李侍尧，他在两广总督任上，就严禁洋商直接与民间贸易，甚至连洋商学习中文也被他当成是一件罪大恶极之事，一并查禁起来。
然而此刻，等待着狮子号、印度斯坦号修整的斯当东和巴罗，可以自己走到街面上来。当然，琼崖路的安抚使特地给他们配了一名通事、两个卫兵，免得这些家伙乱跑乱撞，被海南的黎民绑了票就有的乐子可瞧了。
在斯当东这位植物学家后来的回忆录中，对在琼崖路的这段短暂时光没有多费笔墨，然而庶务总管巴罗这位后来自诩“中國通”与“汉学家”的三流作家，倒是在他的《巴罗爵士中國行纪》里大书特书了一通：
或许可以立下一条不变的法则：一个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下，能够判断一个国家达到了怎样的文明程度。
妇女的习惯与丰富情感，对她们所在的社会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重视女性道德与才智的国家，必定有文明的制度与良好的风俗。但是，一个国家若是产生了严重的性别歧视，那必然会给它的国民带去黑暗与苦难。
在我们幸福的岛屿上，只有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治下才得到应有的尊重。但除了女王陛下的治世之外，女性同样遭受着粗暴的对待。在威尔士，妇女被随意买卖给男人。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在亨利八世时，禁止女人和学徒阅读英文版的《新月全书》。
在有修养的希腊人中，妇女也不受尊敬，荷马贬低所有在他笔下出场的女性。希罗多德以赞赏的口吻，称赞巴比伦人怎样拍卖那些才学出众的女奴。
在鞑靼人统治的时代，中國人学习了野蛮人的风俗，比古希腊人或中世纪的欧洲人更尽情地侮辱女性。他们把女人的双脚用布缠起来，为的是禁闭她们，免得她们面对这个社会。女人抛头露面，会被认为是可耻的。
在中國，女人不能在学校中接受教育，也不能发挥她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参与到那些值得称赞的工作中去。于是她们的情感与才能，只能封闭在时间停止了的狭小空间中，吸烟、刺绣、乏味的宗教书籍，就成了中國女性的全部乐趣。
这种局面，让新朝廷的官员们极为恼火，尤其是“缠足”这一恶习，几乎剥夺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劳动力。
被缠足而弄断了脚骨的女性，无法承担起更多的工作。而就我们所见，在南方的几个省，都有成年的女性，用她们已经畸形了脚，勤恳地劳作着。
尽管新朝廷很快禁止了这种野蛮的习俗，但是民间却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个体面的、有身份的家庭里，如果不给女孩子裹脚，就意味着家庭中缺乏道德的约束。倒好像他们的道德，完全寄托在了女性的脚上面。
为了保持他们道德上的优越感，依然有很多家庭偷偷地给女性裹脚，他们很多都是乡绅与商人，甚至在结婚的时候，新娘是否裹着一双小脚，被当成了光荣与贞洁的象征。
不过新朝廷的官员们，很快地使用了一种有创意的方法，对这些守旧的绅士们进行了更为有力的回击。
在中國南方的广州省，缔造了新朝廷的大人物指定了一条极有幽默感的惩罚方式。并且随着新朝廷不断地扩张其领土，渐渐地推行到了全国范围里去。
作为一位宗教领袖，这位大人物命令他所领导的神职人员，在每个教区中巡视，将那些敢于用缠足这个方式折磨女性的人们提起控告。
而后，这些人将会面临一向从来没有向男性实施过的酷刑。
在使团停留在琼崖路的那几天里，我有幸目睹了一次这样的刑罚。
被处罚的犯人是临高一位德高望重的乡绅，他在鞑靼人的朝廷中取得了“秀才”的学位，这在这个南方的岛屿上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也正因如此，他被当地的居民视为道德与学问的楷模。
因此，这位秀才老爷有着强烈的捍卫道德的使命感，他不但称呼新朝廷的官员都是出身于商人和盗贼的叛变者，更将负有拯救女性们免于野蛮习俗残害的神职人员称为没有道德、寻欢作乐的下流胚子。
于是，这位忠诚的前朝子民，接受了来自新朝廷的公正审判。除了诽谤罪之外，他和他家族中的男丁成了“缠足罪”的第一个处理对象。
他们被带到广场上，将他们的靴子脱下来，然后由老练的妇人拿出长长的白布条，将他们的脚趾紧紧并拢，而后将整个脚包起，用力地弯成弓形。
这就是鞑靼人统治的时代，用来约束女性的缠足，而现在，这种风俗被反馈到了那些沉迷于这个不健康的爱好的男人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惩罚，也是一个嘲讽，它似乎意味着旧的风俗即将从这个国家被消灭，而新的风俗是否会到来，还未可知。
尔尼到斯当东，可都记着呢！
荷兰使团一到临高，马上就得到了通知，中國朝廷关心红溪惨案，并为此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质询会。伊萨克·蒂欣格先生与他的副使范百览，马上就要去质询会上接受质询会成员的调查。
与其说这是一个使团，还不如说是一群等待审讯的嫌犯。
而西沙海巡署装备的快速帆船，训练有素的海军官兵，都让人可以确定，中國新政权对荷兰人的亚洲殖民地是有些想法的。
唯一需要马戛尔尼考虑的是，英国殖民地当局，要怎样面对这个试图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新帝国？要知道，在荷属巴达维亚，中國人的数量要比欧洲殖民者多得多，荷属巴达维亚变成中國的海外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和备受瞩目的特使不同，作为副使的斯当东、庶务总管的巴罗，却有足够的时间开始他们的搜集情报之旅。
前清年间，除了少数特使，外国人想要踏上中國的土地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情。
如今已经自号“清禅居士”的前清陕甘总督李侍尧，他在两广总督任上，就严禁洋商直接与民间贸易，甚至连洋商学习中文也被他当成是一件罪大恶极之事，一并查禁起来。
然而此刻，等待着狮子号、印度斯坦号修整的斯当东和巴罗，可以自己走到街面上来。当然，琼崖路的安抚使特地给他们配了一名通事、两个卫兵，免得这些家伙乱跑乱撞，被海南的黎民绑了票就有的乐子可瞧了。
在斯当东这位植物学家后来的回忆录中，对在琼崖路的这段短暂时光没有多费笔墨，然而庶务总管巴罗这位后来自诩“中國通”与“汉学家”的三流作家，倒是在他的《巴罗爵士中國行纪》里大书特书了一通：
或许可以立下一条不变的法则：一个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下，能够判断一个国家达到了怎样的文明程度。
妇女的习惯与丰富情感，对她们所在的社会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重视女性道德与才智的国家，必定有文明的制度与良好的风俗。但是，一个国家若是产生了严重的性别歧视，那必然会给它的国民带去黑暗与苦难。
在我们幸福的岛屿上，只有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治下才得到应有的尊重。但除了女王陛下的治世之外，女性同样遭受着粗暴的对待。在威尔士，妇女被随意买卖给男人。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在亨利八世时，禁止女人和学徒阅读英文版的《新月全书》。
在有修养的希腊人中，妇女也不受尊敬，荷马贬低所有在他笔下出场的女性。希罗多德以赞赏的口吻，称赞巴比伦人怎样拍卖那些才学出众的女奴。
在鞑靼人统治的时代，中國人学习了野蛮人的风俗，比古希腊人或中世纪的欧洲人更尽情地侮辱女性。他们把女人的双脚用布缠起来，为的是禁闭她们，免得她们面对这个社会。女人抛头露面，会被认为是可耻的。
在中國，女人不能在学校中接受教育，也不能发挥她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参与到那些值得称赞的工作中去。于是她们的情感与才能，只能封闭在时间停止了的狭小空间中，吸烟、刺绣、乏味的宗教书籍，就成了中國女性的全部乐趣。
这种局面，让新朝廷的官员们极为恼火，尤其是“缠足”这一恶习，几乎剥夺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劳动力。
被缠足而弄断了脚骨的女性，无法承担起更多的工作。而就我们所见，在南方的几个省，都有成年的女性，用她们已经畸形了脚，勤恳地劳作着。
尽管新朝廷很快禁止了这种野蛮的习俗，但是民间却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个体面的、有身份的家庭里，如果不给女孩子裹脚，就意味着家庭中缺乏道德的约束。倒好像他们的道德，完全寄托在了女性的脚上面。
为了保持他们道德上的优越感，依然有很多家庭偷偷地给女性裹脚，他们很多都是乡绅与商人，甚至在结婚的时候，新娘是否裹着一双小脚，被当成了光荣与贞洁的象征。
不过新朝廷的官员们，很快地使用了一种有创意的方法，对这些守旧的绅士们进行了更为有力的回击。
在中國南方的广州省，缔造了新朝廷的大人物指定了一条极有幽默感的惩罚方式。并且随着新朝廷不断地扩张其领土，渐渐地推行到了全国范围里去。
作为一位宗教领袖，这位大人物命令他所领导的神职人员，在每个教区中巡视，将那些敢于用缠足这个方式折磨女性的人们提起控告。
而后，这些人将会面临一向从来没有向男性实施过的酷刑。
在使团停留在琼崖路的那几天里，我有幸目睹了一次这样的刑罚。
被处罚的犯人是临高一位德高望重的乡绅，他在鞑靼人的朝廷中取得了“秀才”的学位，这在这个南方的岛屿上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也正因如此，他被当地的居民视为道德与学问的楷模。
因此，这位秀才老爷有着强烈的捍卫道德的使命感，他不但称呼新朝廷的官员都是出身于商人和盗贼的叛变者，更将负有拯救女性们免于野蛮习俗残害的神职人员称为没有道德、寻欢作乐的下流胚子。
于是，这位忠诚的前朝子民，接受了来自新朝廷的公正审判。除了诽谤罪之外，他和他家族中的男丁成了“缠足罪”的第一个处理对象。
他们被带到广场上，将他们的靴子脱下来，然后由老练的妇人拿出长长的白布条，将他们的脚趾紧紧并拢，而后将整个脚包起，用力地弯成弓形。
这就是鞑靼人统治的时代，用来约束女性的缠足，而现在，这种风俗被反馈到了那些沉迷于这个不健康的爱好的男人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惩罚，也是一个嘲讽，它似乎意味着旧的风俗即将从这个国家被消灭，而新的风俗是否会到来，还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