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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许多，北方的平均亩产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亩产也不过2.6石左右，而现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来，达到近十一亿亩左右，就算按一亩一石产量算，此时正常的粮食年产量，也应当达到十一亿石左右。
但大明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
自永乐以后，每年的粮食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实际上基本税额是两千六百万石。
按这个数字算，明初也不过是税率百分之三点一六，晚明时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实无论是明初还是晚明，实际上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码增长了两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粮税却不增反降。
这就是因为当初定下的田赋定额的制度，永不加赋，其实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农通常每亩向地主交纳九斗稻米，基本的税率是每亩三升左右，算下来，征收的部份只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农与田主五五分，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基本税，还有其它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各个地方上的情况虽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农业税收不超过产出的一成，绝大多数地方，都远低于这一数字。
基本的粮税其实还只有田地产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实还是额外的加征派收。
可为什么大明的农民负担还这么严重？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税收过低，导致大明朝廷对于地方上根本无力看管，既没有余力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也对水患等治理上比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灾之后，更无力救济百姓。
往往一遇灾年，百姓只能自救。最后往往得借贷，借的还往往是高里贷，最终利滚利。老婆孩子都给滚进去了，房子田产也都没了。
其次就是官员俸禄太低。吏员工食银子更少，全靠从地方百姓手里贪污。
到了万历之后，交税用银，这其实并没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负担。因为大明缺银，银子向来贵重。农民并没多少余钱，交纳赋税的时候，就得先把粮食卖掉换银交税。
因此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粮商这个时候就会联合打压粮价，农民只得以很低的粮价卖掉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税的银子，而等到了收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价又会开始上升。这种粮价在征税期的下跌，有时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
再加上宗室以及许多官绅的特权，加上他们各种逃税的手段，使得朝廷税收大减，甚至许多地方上还把这些负担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朝廷定了一个税额，经过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许多。国家开支成倍的增长，但田税却定额不增，反而还在不断下降。这就使得朝廷的财用不足，更加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力在灾年之时救助百姓，这使得许多百姓遇灾便破产，自耕农的不断减少，宗室豪强地方乡绅们不断兼并土地，这些人凭借着特权。官绅勾结，大肆偷税漏税。甚至把许多负担转嫁到普通的百姓头上。
让百姓负担更重，破产的百姓更多。豪强兼并的田地更多，然后偷税更多，朝廷收入更少，越发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法在灾年救济百姓，然后更多百姓破产，就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不断的转动。
加之小冰河，以及后期吏治*，卫所驰废，军屯被顷占，卫所军百无一用。朝廷不得不招募兵马。
原来国初朝廷立卫所制，卫所军户屯田守城，国家不费一两银子，却能养百万兵。而到了后来，则成了国家费了亿亩军屯，却百无一用，反而还得招募数十万营兵，每年从紧张的财政中再凑起千万两计的军费开支，更进一步的加剧了财政困难，最后三饷加派，又大都转到了百姓头上。
而商税，明初根本不受重视。
或者说，当时百废待兴，定下很轻的税制，有助于经济的恢复。
商税在整个明代，都始终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除了几个钞关的关税，其余的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商税，顶多有一些特定的产品税。
其实到了后面的时候，大明的皇帝早看明白了这些问题，可他们无法改变，阻力太大了。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地方上的抵抗阻挠。
崇祯时，文官集团对崇祯时期加派三饷的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给崇祯皇帝上疏，竭尽全力攻击增加赋税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
凡是向崇祯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杨嗣昌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豭狗人枭”。皇帝增加赋税是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
地方上的阻挠也十分厉害，他们不但反对增加税收，甚至还一直在欠税，许多地方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正税都一直没完成过。
就如当初刘钧在东南开设海关，征收关税和商税，东南地方也是极为反对的。
历史上，明朝灭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有很多种原因加在一起。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就是亡于财政破产。
而明朝财政破产，最大的问题肯定就是这个税收定额以及商税问题。
去年浙江产火腿闻名的金华县，也就是朱大典的老家，一年的商税居然只有七两银子。很多地方，去年商税更是一文都没有，他们根本就是许久都没征过商税了。
再比如，茶叶和盐一样都属于专卖的商品，茶税很重。四川去年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这还没包括官府的茶园，可征收到的茶税还不到两万两。
更让人可笑的是，云南省一省的茶税才十七两。
浙江省更为惊人，全省一年的茶税只有六两。
而那些税务官员，他们的行为更让刘钧震惊。
沙市税课使司的一名税务官员，他主管沙市税课使司后，干了一件事情。他当年只用了三个月达到了了税务定额后，他便下了一个通告，在这年剩下的九个月里，开启税关，任商贩们往来，一文税都不再征收。
而杭州的一名税务官比他还厉害，他负责当地的税收时，直接定了个新规矩，让商人自己到他的税务衙门来报税，然后他根本不去核查，商人报多少，他就收多少。结果他这一举动，居然还赢得杭州地方和朝中许多百官的称赞。
大明的税制，从头到尾都是问题。定额问题很大，轻视商税问题也很大，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人，征税的官员，交税的商人百姓们。
税率高低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问题了，如果只是税率低，那把税征上来，其实也还有不少。可实际上呢，别说三十税一，三千税一都不一定有。
比如金华县一年商货七两，浙江省一年茶税才六两。
有税务关员一年税关只征税三个月，还有更开放的走在时代前面的，直接让商人自己看着给，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
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文官们还天天喊要减税，不能加税。
刘钧对这些人早就已经不想多说什么了，他现在就是要全面改革税制。
谁敢跟他唱反调，他可不会和崇祯一样那么客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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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许多，北方的平均亩产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亩产也不过2.6石左右，而现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来，达到近十一亿亩左右，就算按一亩一石产量算，此时正常的粮食年产量，也应当达到十一亿石左右。
但大明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
自永乐以后，每年的粮食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实际上基本税额是两千六百万石。
按这个数字算，明初也不过是税率百分之三点一六，晚明时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实无论是明初还是晚明，实际上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码增长了两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粮税却不增反降。
这就是因为当初定下的田赋定额的制度，永不加赋，其实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农通常每亩向地主交纳九斗稻米，基本的税率是每亩三升左右，算下来，征收的部份只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农与田主五五分，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基本税，还有其它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各个地方上的情况虽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农业税收不超过产出的一成，绝大多数地方，都远低于这一数字。
基本的粮税其实还只有田地产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实还是额外的加征派收。
可为什么大明的农民负担还这么严重？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税收过低，导致大明朝廷对于地方上根本无力看管，既没有余力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也对水患等治理上比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灾之后，更无力救济百姓。
往往一遇灾年，百姓只能自救。最后往往得借贷，借的还往往是高里贷，最终利滚利。老婆孩子都给滚进去了，房子田产也都没了。
其次就是官员俸禄太低。吏员工食银子更少，全靠从地方百姓手里贪污。
到了万历之后，交税用银，这其实并没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负担。因为大明缺银，银子向来贵重。农民并没多少余钱，交纳赋税的时候，就得先把粮食卖掉换银交税。
因此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粮商这个时候就会联合打压粮价，农民只得以很低的粮价卖掉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税的银子，而等到了收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价又会开始上升。这种粮价在征税期的下跌，有时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
再加上宗室以及许多官绅的特权，加上他们各种逃税的手段，使得朝廷税收大减，甚至许多地方上还把这些负担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朝廷定了一个税额，经过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许多。国家开支成倍的增长，但田税却定额不增，反而还在不断下降。这就使得朝廷的财用不足，更加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力在灾年之时救助百姓，这使得许多百姓遇灾便破产，自耕农的不断减少，宗室豪强地方乡绅们不断兼并土地，这些人凭借着特权。官绅勾结，大肆偷税漏税。甚至把许多负担转嫁到普通的百姓头上。
让百姓负担更重，破产的百姓更多。豪强兼并的田地更多，然后偷税更多，朝廷收入更少，越发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法在灾年救济百姓，然后更多百姓破产，就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不断的转动。
加之小冰河，以及后期吏治*，卫所驰废，军屯被顷占，卫所军百无一用。朝廷不得不招募兵马。
原来国初朝廷立卫所制，卫所军户屯田守城，国家不费一两银子，却能养百万兵。而到了后来，则成了国家费了亿亩军屯，却百无一用，反而还得招募数十万营兵，每年从紧张的财政中再凑起千万两计的军费开支，更进一步的加剧了财政困难，最后三饷加派，又大都转到了百姓头上。
而商税，明初根本不受重视。
或者说，当时百废待兴，定下很轻的税制，有助于经济的恢复。
商税在整个明代，都始终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除了几个钞关的关税，其余的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商税，顶多有一些特定的产品税。
其实到了后面的时候，大明的皇帝早看明白了这些问题，可他们无法改变，阻力太大了。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地方上的抵抗阻挠。
崇祯时，文官集团对崇祯时期加派三饷的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给崇祯皇帝上疏，竭尽全力攻击增加赋税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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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阻挠也十分厉害，他们不但反对增加税收，甚至还一直在欠税，许多地方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正税都一直没完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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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明朝灭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有很多种原因加在一起。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就是亡于财政破产。
而明朝财政破产，最大的问题肯定就是这个税收定额以及商税问题。
去年浙江产火腿闻名的金华县，也就是朱大典的老家，一年的商税居然只有七两银子。很多地方，去年商税更是一文都没有，他们根本就是许久都没征过商税了。
再比如，茶叶和盐一样都属于专卖的商品，茶税很重。四川去年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这还没包括官府的茶园，可征收到的茶税还不到两万两。
更让人可笑的是，云南省一省的茶税才十七两。
浙江省更为惊人，全省一年的茶税只有六两。
而那些税务官员，他们的行为更让刘钧震惊。
沙市税课使司的一名税务官员，他主管沙市税课使司后，干了一件事情。他当年只用了三个月达到了了税务定额后，他便下了一个通告，在这年剩下的九个月里，开启税关，任商贩们往来，一文税都不再征收。
而杭州的一名税务官比他还厉害，他负责当地的税收时，直接定了个新规矩，让商人自己到他的税务衙门来报税，然后他根本不去核查，商人报多少，他就收多少。结果他这一举动，居然还赢得杭州地方和朝中许多百官的称赞。
大明的税制，从头到尾都是问题。定额问题很大，轻视商税问题也很大，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人，征税的官员，交税的商人百姓们。
税率高低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问题了，如果只是税率低，那把税征上来，其实也还有不少。可实际上呢，别说三十税一，三千税一都不一定有。
比如金华县一年商货七两，浙江省一年茶税才六两。
有税务关员一年税关只征税三个月，还有更开放的走在时代前面的，直接让商人自己看着给，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
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文官们还天天喊要减税，不能加税。
刘钧对这些人早就已经不想多说什么了，他现在就是要全面改革税制。
谁敢跟他唱反调，他可不会和崇祯一样那么客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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