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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看朋友，第二天就走。
在广州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二十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为我买的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ài。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是冷得很，得点壁炉。火焰暖暖地照着我们，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倚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当时我们开玩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曾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在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童年，说到18岁离家出走，最后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像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让我看性爱场面的录像，那段时间我梦里全是黄的yīn茎白的yīn茎，粉红深红的yīn道，光身子的人堆叠在一块，集体xìng交，感觉不到性感，相反觉得他们是性机器。
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的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镶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五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三镑。我在帽檐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参加婚礼的女客都问我，这身婚礼礼服在什么地方买，真漂亮！多少钱？
我该怎么回答呢？
若我说在二手摊上，只花八镑钱，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块，就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仪式度过。她们即使不嗤之以鼻，也会觉得我太没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能如此过？！不能让男人付出血本，操办像样的婚礼，不要说钻戒，起码得有身新礼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欢白色婚纱，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对婚纱充满了梦想。梦想就是梦想，自己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好比留着一个空间，可在那儿想着，安静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在那个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婚礼当晚，他给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他是多么爱我，他与我的婚姻与别的婚姻不一样，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我们经济分开，不要让婚姻像坟墓葬送我们的爱情，嫁给他，只是幸福的开端。
那么，婚姻完全不像小时候看见邻居们只是生儿育女地过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样夫妻捆在一块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险，是艺术，是想象力的原始催发地，像万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灿烂礼花。
第二天我们去布莱顿度蜜月，他带我去海边天体营。他是快乐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万分。乌云压下来，我们飞快地穿衣服，从海边往朋友家跑去，乌云追着我们，闪电鞭击雷声，千军万马逼过来，要吞掉我们。可是我不怕，我想，爱情比那闪电和雷都迅速，狠狠地击中了我，我是爱这个人，有什么理由不爱在上帝面前发誓将终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愿意在这个异国他乡与他相依为命，一生一世。
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看朋友，第二天就走。
在广州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二十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为我买的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ài。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是冷得很，得点壁炉。火焰暖暖地照着我们，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倚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当时我们开玩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曾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在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童年，说到18岁离家出走，最后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簿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像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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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脸，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的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镶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五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三镑。我在帽檐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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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欢白色婚纱，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对婚纱充满了梦想。梦想就是梦想，自己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好比留着一个空间，可在那儿想着，安静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在那个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婚礼当晚，他给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他是多么爱我，他与我的婚姻与别的婚姻不一样，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我们经济分开，不要让婚姻像坟墓葬送我们的爱情，嫁给他，只是幸福的开端。
那么，婚姻完全不像小时候看见邻居们只是生儿育女地过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样夫妻捆在一块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险，是艺术，是想象力的原始催发地，像万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灿烂礼花。
第二天我们去布莱顿度蜜月，他带我去海边天体营。他是快乐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万分。乌云压下来，我们飞快地穿衣服，从海边往朋友家跑去，乌云追着我们，闪电鞭击雷声，千军万马逼过来，要吞掉我们。可是我不怕，我想，爱情比那闪电和雷都迅速，狠狠地击中了我，我是爱这个人，有什么理由不爱在上帝面前发誓将终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愿意在这个异国他乡与他相依为命，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