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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幸福与自在,竟使她对将来的道路作出了重大抉择,成了她下毒手谋害武大的巨大动力;这种幸福与自在,竟使她对将来成为西门庆的妾的生活产生了幻想;这种幸福与自在,也使她不时地产生出同时代的女性,尤其是为人作妾者都具有的恐惧心理—恐弃,乃至进一步产生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的嫉妒心理。
幸福总是短暂的。为挣脱命运的摆弄最终却又陷进被摆弄的命运之中。
成为西门庆的第五个小妾,虽然安定感代替了恐惧感,但约束感也代替了自在感。西门庆并非不宠爱她,但正房大娘在地位上的压力,众妾之间相互的嫉妒,都使潘金莲感受被支配、被压抑的郁闷和痛苦,甚至连妓女与家中的女仆都造成了对她的威胁。事物总是这样产生悖论:西门庆可以选择她,也可选择别人;西门庆在色欲上的贪图,给她带来幸福,也会给她带来痛苦;你要接收西门庆,就必须接受西门庆的一切。潘金莲再也没有在王婆家与西门庆私会的那种感觉,也得不到像过去和武大在一起时那样的一夫一妻的生活,现在办事说话都要看人家的脸色才行,否则便会掀起家庭风波。她在西门庆家得到了在武大家得不到的东西,然而也失去了只有在武大家才能得到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时候起,潘金莲能像孟玉楼那样,安分守己,知足而乐地生活下去,在西门庆家分得自己作为一个妾所能得到的那一份物质和情感,她也许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然而她不是这样的女子!这位个性极强、感情与性欲都极旺且又不甘居被支配地位的女子偏偏不愿安分守己,不愿忍耐承受郁闷与苦恼。她的个人选择已使她进入了惯性轨道。过去,她为了得到西门庆,得到幸福,可以把武大毒死;现在,她为了得到西门庆的专宠,不失去幸福,也可以造成他人之痛苦,谋害无辜之性命。潘金莲不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潘金莲愿意别人把幸福建立在她自己的痛苦之上?“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这是潘金莲的一句话,这是她的人生价值观。
西门庆与瓶儿幽会,金莲是最早发现者。瓶儿的长相、身材并不亚于自己,皮肤还比自己白几分,又是个有一笔大财产家私的女人。金莲心中很清楚,这位未来的“六娘”的一切都将成为夺取自己目前受宠地位的潜在条件,但是直接阻止西门庆的幽会和后来的纳妾都是不可能的,弄得不好会失去西门庆对自己的欢心,她只得见机行事走着瞧。她对西门庆提出的三个条件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手段:“头一件,不许你往院(妓院)里去;第二件,要依我说话;第三件,你过去和她(瓶儿)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瞒我。”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金莲的意志发展,瓶儿一进西门庆家便把金莲好不容易维系下来的局面打乱了。瓶儿无意夺宠,但是瓶儿的长相、钱财,尤其是在待人处事上与金莲的刁滑和刻薄相反,显现出来的温和与大方、伶俐与真诚对金莲的地位都是极大的冲击。在夫妻(妾)关系上,瓶儿不只是以性行为的快感来拴住西门庆的心,更多的却是劝夫为业行正,使西门庆感到瓶儿有特别的“可人心”之处。于是,瓶儿至少分去了西门庆的一半的宠爱。更令金莲头痛的是瓶儿偏偏和自己都住在花园里,在金莲看来,简直就是刀枪对阵了。金莲伺机找岔寻衅,冷言热讽,挑拨离间,指桑骂槐,无事生非。偏偏瓶儿宽宏大量,忍气做笑应付一切。随着瓶儿怀孕,生官哥儿,瓶儿的地位已经达到了与月娘并肩的程度,西门庆差不多已是丢下金莲去关顾瓶儿与官哥儿。金莲不仅不能专宠,还有可能被弃。内心的担忧与恐惧终于使她一方面与陈经济调情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付瓶儿,直至用心驯练雪狮子猫吓死官哥儿,促使瓶儿早夭。
与瓶儿的关系是这样,与宋惠莲、如意儿的关系也是这样。瓶儿死后,与月娘之间的冲突仍然是这样。潘金莲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身的现象来看,可谓之伦理道德中的“恶”,可以诘之以“岂有此等反抗之理”,然而就其实质来看,却正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的拼力挣扎。这并非“反映了原始性的人性毁灭”,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夫妻生活,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再现。
我们还记得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的悲惨一生会使所有的读者震动,会引起所有的读者的同情,人们会痛斥她那个专制的丈夫卡列宁,会咒骂她那个薄情的情夫渥伦斯基,会批判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其实,潘金莲的命运遭遇同这位俄罗斯上流贵妇人是大同小异。大同所在,都是自己作了个人选择,要拼力挣脱传统和时代强压在自己身上的重负而去追求自己的世界,小异则主要表现在各自的表现方式和谋求目标的手段上。安娜·卡列尼娜是以她特有的上流贵妇人的典雅和有修养的姿态,以上流社会特许的情人方式去获得自己暂时的幸福与满足。潘金莲带着中下层市民的俗欲和粗陋,在不允许的家庭环境中工于心计,不择手段。这种相异之处,导致了两个本质相同的人物却遭遇到现代人截然不同的褒贬。
潘金莲死得很惨。打虎英雄武松为兄报仇,把他那一身武艺与力气使在这个“恶”女人身上。我们在谈“武松杀嫂”一节时,人们一方面会认为潘金莲该死,一方面也会认为不该如此惨死。但是潘金莲更甚的悲惨是在她死后,传统的道德审判已使她零割碎剐了数百年。肉体的死是片刻的痛苦,精神上的凌迟则是潘金莲这个女人更惨的下场,也是中国妇女悲剧的本质所在。
二
。这种幸福与自在,竟使她对将来的道路作出了重大抉择,成了她下毒手谋害武大的巨大动力;这种幸福与自在,竟使她对将来成为西门庆的妾的生活产生了幻想;这种幸福与自在,也使她不时地产生出同时代的女性,尤其是为人作妾者都具有的恐惧心理—恐弃,乃至进一步产生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的嫉妒心理。
幸福总是短暂的。为挣脱命运的摆弄最终却又陷进被摆弄的命运之中。
成为西门庆的第五个小妾,虽然安定感代替了恐惧感,但约束感也代替了自在感。西门庆并非不宠爱她,但正房大娘在地位上的压力,众妾之间相互的嫉妒,都使潘金莲感受被支配、被压抑的郁闷和痛苦,甚至连妓女与家中的女仆都造成了对她的威胁。事物总是这样产生悖论:西门庆可以选择她,也可选择别人;西门庆在色欲上的贪图,给她带来幸福,也会给她带来痛苦;你要接收西门庆,就必须接受西门庆的一切。潘金莲再也没有在王婆家与西门庆私会的那种感觉,也得不到像过去和武大在一起时那样的一夫一妻的生活,现在办事说话都要看人家的脸色才行,否则便会掀起家庭风波。她在西门庆家得到了在武大家得不到的东西,然而也失去了只有在武大家才能得到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时候起,潘金莲能像孟玉楼那样,安分守己,知足而乐地生活下去,在西门庆家分得自己作为一个妾所能得到的那一份物质和情感,她也许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然而她不是这样的女子!这位个性极强、感情与性欲都极旺且又不甘居被支配地位的女子偏偏不愿安分守己,不愿忍耐承受郁闷与苦恼。她的个人选择已使她进入了惯性轨道。过去,她为了得到西门庆,得到幸福,可以把武大毒死;现在,她为了得到西门庆的专宠,不失去幸福,也可以造成他人之痛苦,谋害无辜之性命。潘金莲不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潘金莲愿意别人把幸福建立在她自己的痛苦之上?“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这是潘金莲的一句话,这是她的人生价值观。
西门庆与瓶儿幽会,金莲是最早发现者。瓶儿的长相、身材并不亚于自己,皮肤还比自己白几分,又是个有一笔大财产家私的女人。金莲心中很清楚,这位未来的“六娘”的一切都将成为夺取自己目前受宠地位的潜在条件,但是直接阻止西门庆的幽会和后来的纳妾都是不可能的,弄得不好会失去西门庆对自己的欢心,她只得见机行事走着瞧。她对西门庆提出的三个条件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手段:“头一件,不许你往院(妓院)里去;第二件,要依我说话;第三件,你过去和她(瓶儿)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瞒我。”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金莲的意志发展,瓶儿一进西门庆家便把金莲好不容易维系下来的局面打乱了。瓶儿无意夺宠,但是瓶儿的长相、钱财,尤其是在待人处事上与金莲的刁滑和刻薄相反,显现出来的温和与大方、伶俐与真诚对金莲的地位都是极大的冲击。在夫妻(妾)关系上,瓶儿不只是以性行为的快感来拴住西门庆的心,更多的却是劝夫为业行正,使西门庆感到瓶儿有特别的“可人心”之处。于是,瓶儿至少分去了西门庆的一半的宠爱。更令金莲头痛的是瓶儿偏偏和自己都住在花园里,在金莲看来,简直就是刀枪对阵了。金莲伺机找岔寻衅,冷言热讽,挑拨离间,指桑骂槐,无事生非。偏偏瓶儿宽宏大量,忍气做笑应付一切。随着瓶儿怀孕,生官哥儿,瓶儿的地位已经达到了与月娘并肩的程度,西门庆差不多已是丢下金莲去关顾瓶儿与官哥儿。金莲不仅不能专宠,还有可能被弃。内心的担忧与恐惧终于使她一方面与陈经济调情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付瓶儿,直至用心驯练雪狮子猫吓死官哥儿,促使瓶儿早夭。
与瓶儿的关系是这样,与宋惠莲、如意儿的关系也是这样。瓶儿死后,与月娘之间的冲突仍然是这样。潘金莲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身的现象来看,可谓之伦理道德中的“恶”,可以诘之以“岂有此等反抗之理”,然而就其实质来看,却正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的拼力挣扎。这并非“反映了原始性的人性毁灭”,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夫妻生活,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再现。
我们还记得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的悲惨一生会使所有的读者震动,会引起所有的读者的同情,人们会痛斥她那个专制的丈夫卡列宁,会咒骂她那个薄情的情夫渥伦斯基,会批判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其实,潘金莲的命运遭遇同这位俄罗斯上流贵妇人是大同小异。大同所在,都是自己作了个人选择,要拼力挣脱传统和时代强压在自己身上的重负而去追求自己的世界,小异则主要表现在各自的表现方式和谋求目标的手段上。安娜·卡列尼娜是以她特有的上流贵妇人的典雅和有修养的姿态,以上流社会特许的情人方式去获得自己暂时的幸福与满足。潘金莲带着中下层市民的俗欲和粗陋,在不允许的家庭环境中工于心计,不择手段。这种相异之处,导致了两个本质相同的人物却遭遇到现代人截然不同的褒贬。
潘金莲死得很惨。打虎英雄武松为兄报仇,把他那一身武艺与力气使在这个“恶”女人身上。我们在谈“武松杀嫂”一节时,人们一方面会认为潘金莲该死,一方面也会认为不该如此惨死。但是潘金莲更甚的悲惨是在她死后,传统的道德审判已使她零割碎剐了数百年。肉体的死是片刻的痛苦,精神上的凌迟则是潘金莲这个女人更惨的下场,也是中国妇女悲剧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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