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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三天不吃饭。自古及今，打仗中最绝的计策就是绝敌人的粮草，不是老话说嘛，计狠莫过绝粮。当年曹操亲自带兵奔袭乌巢烧掉袁绍的粮草，这才为后来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
史嵩之何许人也？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权势熏天之辈。史嵩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后，就调任为光化军司户参军。
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想给他换一个新的职位，问史嵩之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襄汉一带。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
史嵩之自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时，史嵩之连思考都省略了，便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以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很快史弥远就遂了史嵩之的意愿，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
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
能三天不吃饭。自古及今，打仗中最绝的计策就是绝敌人的粮草，不是老话说嘛，计狠莫过绝粮。当年曹操亲自带兵奔袭乌巢烧掉袁绍的粮草，这才为后来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
史嵩之何许人也？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权势熏天之辈。史嵩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后，就调任为光化军司户参军。
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想给他换一个新的职位，问史嵩之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襄汉一带。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
史嵩之自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时，史嵩之连思考都省略了，便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以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很快史弥远就遂了史嵩之的意愿，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
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