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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以前反对干涉欧洲战争的报纸觉得最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当最初的震惊刚刚过去，一家象芝加哥论坛报那样的报纸——最极端和最激烈的孤立主义报刊之一——立刻就发表意见说，美国的真正利益是在太平洋，因此把兵力从太平洋调走将是错误的。美国公众起先对日本的仇恨，一般说来远比对德国的为大，这样说似乎也是公正的。对珍珠港的袭击直接而深刻地触犯了美国人的自豪感。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节节胜利以及美**队在巴丹半岛的艰苦奋战，使日本方面的战事，在珍珠港事件后好几个月一直都成为头版新闻，而且直到1942年11月美**队在北非积极地同德国作战时为止，欧洲的战争看来不可能象太平洋战争那么紧迫。
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公众却认识到美国已参加了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而且也不得不同德国和意大利交战，并且一定得把它们打败。公众所不知道的是，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议定的那个重大战略，要求美国在太平洋上起一般防御的作用，而首先集中力量打败欧洲的轴心国家。但在战争初期，当公众对美国的战略计划和日本的进攻实力全都不知道时，没有实际情况能供他们在日本和德国之间抉择哪一个是头号敌人。期望在太平洋早日取得胜利的那种轻率的想法普遍流传着，于是在一种想在各条战线上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决心下，其他一切全都被置诸脑后了。
回想起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珍珠港事件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对美国公众心理方面的影响。长期的犹豫不决一下全结束了。美国已舆论一致地对敌人开战了。同美国国民心理的这种转变比较起来，珍珠港事件的军事后果是短暂的。不论日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也不论珍珠港事件给盟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紧急状态，日本戏剧性地打乱世界大战均势的行动，在美国最高统帅部的长期战略部署和计划中只起了极小的变化，这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真实的，他们计划的基础便是同英国和俄国合作，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到美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上去。
美国同英国的关系
从许多方面看来，英-美的密切和有效的合作是这次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最为显著的成就。这在1936年美国国会制订一项使这个国家不参加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的中立法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在1938年美国舆论一般都嘲笑英法两国在慕尼黑投降的时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在1940年法国的突然崩溃打乱了世界均势的全局，但又无法使美国舆论界的重要人士摆脱掉长期以来对英国的不信任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失策，但到了1941年，这成了一个日益真实的情况，而到了1942年，则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英美两国间文化和制度的基本相同为英-美战时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语言是最重要的链环。的确，如果英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翻译人员的话，那末，两国人民最终的大规模合作就不可能了。
但是文化和制度的近似，本身并不足以现明英-美合作的有效性，世界政治的格局也有力地推动这两国结合在一起，而且通过建立起真正共同的利害关系，还提供了一个文化方面的近似能够产生效果的背景。在十九世纪，英国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屏障。英国的政策有助于阻止欧洲的任何一国把欧洲大陆搞得那么团结一致，从而可能产生一个主宰世界的权力中心来威胁新大陆。在欧洲以外，英国运用海军和经济的实力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霸权。这样一种局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美国的一系列争吵；甚至在二十世纪中叶，回想起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两国间的关系，某些集团的美国人脑子里还留有一些不信任的残迹。但是，二十世纪的英国已无法保持它的势力单枪匹马地发挥这种抵挡欧洲潜在侵略者的屏障作用了。同这件事所产生的反应比较起来，过去两国争吵的痕迹在美国公众的心里已不占主要地位了。1917年以及1941年，英国和它的盟国可能无法阻止一个胜利的德国主宰欧洲(也许从主宰欧洲走向主宰全世界)的这一前景，导致美国加入英国一边共同作战。冠冕堂皇的原则无疑起了一些作用，使美国人两次都相信介入欧洲战争是必要的，但是担心出现一个新兴的、残忍的统治世界的德国主子，肯定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动机，特别是在1941年。
世界的均势和英美两国间文化的相同，并没有产生任何精确的效果使美国舆论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的事业。诚然，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在1940年和1941年中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应不应支持英国以及支持到什么程度的一场争论。
紧接着珍珠港事件后的几星期内，孤立主义的发言人都渴望忘却和原谅过去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前的那几个月里鼓动着他们的那股力量却没有完全消逝。对英国的猜疑和不信任仍然隐伏在脑际，没有多久，在以前的孤立主义报刊上再一次出现了对英国的公开批评。
在国会中，珍珠港事件以前，孤立主义者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集团。罗斯福面对着他们的反对常常踌躇不决，甚至畏缩不前。但是在战争开始后。国会议员方面对对全面作战已没有反对的意见了，在这一点上国会仅仅是反映了公众的态度而已。
就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来说，同英国合作一直是他们政策的基点。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以后再也不用每走一步就得小心翼翼地计算国会和公众中潜在的反对意见了，当丘吉尔打电话来核实一下珍珠港受到袭击的最初消息时，罗斯福的态度从他对丘吉尔所讲的话中便表明出来了。他说：“我们现在坐上了同一条船啦。”
从1940年初夏以来，当英国一连几个月显得真有被打败的可能时，美国政府已经逐渐同英国结成一种日益亲密的伙伴关系了。在军事方面，到1941年12月，美国实际上已在大西洋进行着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海军担负起了护送商船远及冰岛的主要责任。
美英两国之间“除了作战以外”的陆军与海军的实际合作，只不过是范围广泛得多的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起草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万一美国成为一个实际交战国，就用这个计划来指导英美的联合军事行动。早在1940年6月，负责起草作战计划的美国陆军和海军军官们就同意英国人所提出的进行磋商的建议。1940年8月，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了商谈。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正式的参谋会议。从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一般简称abc-1的联合战略计划“如果美国被迫作战”这个计划就将付诸实施。尽管起草这个计划的时候俄国还不是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仍然希望日本可能不会在太平洋参战，但abc-1计划中所商定的主要战略及行政原则却正是那些用来指导英美实际作战的原则，而且还提供了整个战争时期英美军事合作的基本体制。
p; 以前反对干涉欧洲战争的报纸觉得最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当最初的震惊刚刚过去，一家象芝加哥论坛报那样的报纸——最极端和最激烈的孤立主义报刊之一——立刻就发表意见说，美国的真正利益是在太平洋，因此把兵力从太平洋调走将是错误的。美国公众起先对日本的仇恨，一般说来远比对德国的为大，这样说似乎也是公正的。对珍珠港的袭击直接而深刻地触犯了美国人的自豪感。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节节胜利以及美**队在巴丹半岛的艰苦奋战，使日本方面的战事，在珍珠港事件后好几个月一直都成为头版新闻，而且直到1942年11月美**队在北非积极地同德国作战时为止，欧洲的战争看来不可能象太平洋战争那么紧迫。
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公众却认识到美国已参加了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而且也不得不同德国和意大利交战，并且一定得把它们打败。公众所不知道的是，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议定的那个重大战略，要求美国在太平洋上起一般防御的作用，而首先集中力量打败欧洲的轴心国家。但在战争初期，当公众对美国的战略计划和日本的进攻实力全都不知道时，没有实际情况能供他们在日本和德国之间抉择哪一个是头号敌人。期望在太平洋早日取得胜利的那种轻率的想法普遍流传着，于是在一种想在各条战线上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决心下，其他一切全都被置诸脑后了。
回想起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珍珠港事件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对美国公众心理方面的影响。长期的犹豫不决一下全结束了。美国已舆论一致地对敌人开战了。同美国国民心理的这种转变比较起来，珍珠港事件的军事后果是短暂的。不论日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也不论珍珠港事件给盟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紧急状态，日本戏剧性地打乱世界大战均势的行动，在美国最高统帅部的长期战略部署和计划中只起了极小的变化，这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真实的，他们计划的基础便是同英国和俄国合作，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到美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上去。
美国同英国的关系
从许多方面看来，英-美的密切和有效的合作是这次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最为显著的成就。这在1936年美国国会制订一项使这个国家不参加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的中立法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在1938年美国舆论一般都嘲笑英法两国在慕尼黑投降的时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在1940年法国的突然崩溃打乱了世界均势的全局，但又无法使美国舆论界的重要人士摆脱掉长期以来对英国的不信任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失策，但到了1941年，这成了一个日益真实的情况，而到了1942年，则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英美两国间文化和制度的基本相同为英-美战时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语言是最重要的链环。的确，如果英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翻译人员的话，那末，两国人民最终的大规模合作就不可能了。
但是文化和制度的近似，本身并不足以现明英-美合作的有效性，世界政治的格局也有力地推动这两国结合在一起，而且通过建立起真正共同的利害关系，还提供了一个文化方面的近似能够产生效果的背景。在十九世纪，英国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屏障。英国的政策有助于阻止欧洲的任何一国把欧洲大陆搞得那么团结一致，从而可能产生一个主宰世界的权力中心来威胁新大陆。在欧洲以外，英国运用海军和经济的实力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霸权。这样一种局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美国的一系列争吵；甚至在二十世纪中叶，回想起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两国间的关系，某些集团的美国人脑子里还留有一些不信任的残迹。但是，二十世纪的英国已无法保持它的势力单枪匹马地发挥这种抵挡欧洲潜在侵略者的屏障作用了。同这件事所产生的反应比较起来，过去两国争吵的痕迹在美国公众的心里已不占主要地位了。1917年以及1941年，英国和它的盟国可能无法阻止一个胜利的德国主宰欧洲(也许从主宰欧洲走向主宰全世界)的这一前景，导致美国加入英国一边共同作战。冠冕堂皇的原则无疑起了一些作用，使美国人两次都相信介入欧洲战争是必要的，但是担心出现一个新兴的、残忍的统治世界的德国主子，肯定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动机，特别是在1941年。
世界的均势和英美两国间文化的相同，并没有产生任何精确的效果使美国舆论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的事业。诚然，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在1940年和1941年中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应不应支持英国以及支持到什么程度的一场争论。
紧接着珍珠港事件后的几星期内，孤立主义的发言人都渴望忘却和原谅过去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前的那几个月里鼓动着他们的那股力量却没有完全消逝。对英国的猜疑和不信任仍然隐伏在脑际，没有多久，在以前的孤立主义报刊上再一次出现了对英国的公开批评。
在国会中，珍珠港事件以前，孤立主义者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集团。罗斯福面对着他们的反对常常踌躇不决，甚至畏缩不前。但是在战争开始后。国会议员方面对对全面作战已没有反对的意见了，在这一点上国会仅仅是反映了公众的态度而已。
就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来说，同英国合作一直是他们政策的基点。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以后再也不用每走一步就得小心翼翼地计算国会和公众中潜在的反对意见了，当丘吉尔打电话来核实一下珍珠港受到袭击的最初消息时，罗斯福的态度从他对丘吉尔所讲的话中便表明出来了。他说：“我们现在坐上了同一条船啦。”
从1940年初夏以来，当英国一连几个月显得真有被打败的可能时，美国政府已经逐渐同英国结成一种日益亲密的伙伴关系了。在军事方面，到1941年12月，美国实际上已在大西洋进行着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海军担负起了护送商船远及冰岛的主要责任。
美英两国之间“除了作战以外”的陆军与海军的实际合作，只不过是范围广泛得多的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起草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万一美国成为一个实际交战国，就用这个计划来指导英美的联合军事行动。早在1940年6月，负责起草作战计划的美国陆军和海军军官们就同意英国人所提出的进行磋商的建议。1940年8月，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了商谈。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正式的参谋会议。从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一般简称abc-1的联合战略计划“如果美国被迫作战”这个计划就将付诸实施。尽管起草这个计划的时候俄国还不是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仍然希望日本可能不会在太平洋参战，但abc-1计划中所商定的主要战略及行政原则却正是那些用来指导英美实际作战的原则，而且还提供了整个战争时期英美军事合作的基本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