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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慢慢的就会接受这种新币，我的渐进式货币改革也慢慢的跨出了第一步。
当然，黄金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了一些，一部分用来给阿姆斯特朗公司充作货款，一方面也给国库一点银子垫底，我内帑又拨了两千万两给户部，可以算是有了一点保证了。
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为了平息通货紧缩的现状，增发银币势必是势在必行，货币改革改好了，可以给经济起飞更多的动力，经济的腾飞和教育军事工业工业的起步也是密切相关，这几样都弄好了，我的国家不说其他的，世界前四还是跑不了的。英美德中，预计一九一零年代即将开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国家还是那个可怜巴巴的弱国吗？德国人还会不远万里给某孙姓要人送来两百万马克来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斡旋让中国不要对德国开战么？他欣然收下之后办事未成一怒而出走日本开创某个人政党，也算是后世一桩憾事了。(当然，某他手创的党不听他话也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件事上。)
想起这位孙某，也触动了我一桩心事，就是西方医护制度及西医的引进问题，本来大规模的战争就会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伤员。就像当年克里米亚战争让南丁格尔女士找到了她一生奋斗地方向和事业一样，这一次中俄战争也让他找到这份事业的话，那就太好了。当然。也许他可能也会想修铁路，但是想到他那实际的办事能力和宏愿，我还是打算把铁路事业交给詹天佑比较合适。
西北地战争造就了大量的伤员，库伦的医护中心早已无力承担了。因为西线战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除了一些俘虏的伤员和少量的本方伤员之外，西线的压力并不大。倒是库伦方向双方两次大规模的行动累计造就了本方五万多人地伤员，其中轻伤的占一大半。有许多人其实简单地手术之后就能够好转，但是由于设备和合格医生的欠缺。大量的人都走向了终生残疾，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但是国家这时候没有办法给他们正确地医护。
所以，一方面向英德两国求援之外。另一方面也紧急调了西线德军的医护连急速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经当地官府配合就地开设西安陆军总医院，收容从前线往后方运送的伤员并给予正确的治疗。
但是医生还是紧缺，在悲情四溢的文章经过中华时报披露之后，如今已经有些小圣人味道地衍生公孔令贻上疏要求全面引入西式的医护制度。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腐儒们的攻击自然是在所难免，自从去年的江苏抚学之争以鹿传霖的全面获胜而告终之后他们消停了一阵，这一次似乎又抓住了偌大的机会似的，以祖宗之学古已有之今已足矣，何必事事师事洋人为口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争论，只是碍于我暖昧地态度和孔令贻超卓的身份衍圣公兼新儒党党魁，当然还身兼教化部尚书并教育部尚书同知职位。他们的用词很小心，但论事而不攻击到人，所以，气氛还算温和。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位瞿鸿基，他们这样的人，硬压是不行的，他们求的就是名，你一整他他名气更响他更得意，跟你捣起乱来也是更上劲，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冷处理。
在我的授意下，新儒党和教化部的几个重量级笔杆子如康有为等人纷纷以中华时报为平台，掀起了一股冷战，以仁的微言大义为突破口，直指腐儒们只顾名而心无对前线伤兵们的悯，是为不仁。以君父为国事忧劳本臣子上为君父解忧，下为黎庶排难然而这些人却妄加攻击对君父对国家对社稷有利，对伤兵有惠的举措，只为自己求一清正之名，是为不忠。坐视为国捐躯者残而不悯是为不耻等等如此一一以孔孟教化来攻击他们的立论之根本。双方各自长篇累牍的辩论着，我始终都不加以表态，只是暗地里让容闳准备在新学中开设西医课程作准备，同时从英国和德国延聘西医来华开设诊所由官方保护，并趁着军改，建立起军医制度。
没办法，对这些人我哪怕是再不满再觉得他们不对，我也不能轻易表态，我是一国之天子，我的态度太敏感，我还是要让社会觉得我还心取他们的正啊。
外交上的问题如今我手头又多了一张牌，就是那个铸币合同，这笔合同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也是一个长期的保险合同，试想一下，一个国家连本国的钱币都交给你铸造了，这个国家还会跟你破脸么？
所以，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尽管我内心是倾向给英国人铸造的，但是还是把这把牌纂在手里，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去抢吧，这也是我一贯的策略，谁给我的国家好处多，我的国家就给谁的好处多，双边关系本就该是这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解释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譬如对德国和英国都有一大堆的事情要解释，如今的德英中三国关系，就像拔河一样，我就是中间的那个垂着的红绳，谁都想把我拉到自己的怀抱中去，但是我却想尽力保持与两边都是好关系，这就是平衡最困难的地方。否则早早的倒向一边，一旦开罪了另一边，那我这把牌的用处就不是那么大了。
正好像现在，我就希望英国人能尽快的搞定俄国人，这场仗打下去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如今我的国力已经几乎达到了极限，再把战争打下去就会让我这个幅员已经是天下第一辽阔的国家到达控制力的巅峰，再多的领土已经没有意义，已有的我还没有消化的过来呢。譬如日本的那两个岛，最近几年一直在维持，移民和对反抗份子的清洗正在小规模的进行，推行汉语禁止使用日语，消除日本曾经统治过的痕迹等等方面，除了农业稍有贡献之外，其他的部分包括占领军治安军外派的教化教育人员等筹，每年都是很大的开销，要这块地方对经济做出贡献，恐怕还要等几年了。
黑龙江以北的新鄂省，加上原先的辽东地区这一个大满洲地区原本的移民计划都还没完成，近些年来也在不断的补人口的缺额，如今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只是尽了一个资源基地的任务而已，当然，黄金也有不少是从黑龙江流域采来的。
虽然领土大了有助于我的土地政策，内地的一些无产户可以在这些新领土获得生产资料和私人产权，有助于消弥内在的社会矛盾，减轻内地因承平日久而造成的土地兼并现象给社会安定造成的困扰。但是，维持领土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所以，未来的十几年内，国家最好是不要有大规模的战争。对俄罗斯的海陆两战以及前几年对日本的反击战已经打出了国家的威风，一个令图谋叵测者惧怕的强看形象已经在世界上树立了起来，对于英德两国来说，我的实力已经尽展无疑，这就够了，没人敢轻易惹我就行了。接下来好好搞搞内政，消化消化新的领地，改革改革机制，开启开启民智，偶尔我还可以指引一下未来的一些宏观的发展方向，有十几年的时间让我闷头发展。到了一战的时候，主动权就全握在手上了。
所以，在以洽谈铸币合同为由的与英国代表团的磋商会议上，被夺情办差的袭爵恭亲王载滢向英国人悲天悯人的提起了这个问题，双方对对方都没有领土要求，每天的战争除了消耗掉年轻的生命外对对方都没有任何损伤，这样打下去，吃亏的是两国的人民。
载滢摆出的数据也坚实的证明了这一点，双方的战线几乎没有变化，除了北方进占了楚库柏兴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领土变化，而俄方的死伤及被俘数字是接近十七万。中方的数字是七万多。载滢有充分的理由摆出高姿态来。
英国方面自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愿意中俄这样互耗下去，这样只会便宜了德国人，在解决德国人之前，俄国的兵力还是有相当大的用途的。如今俄国人将一百四十万人的总兵力中的三分之一摆在这里，而且这三分之一中又损失掉三分之一还要多，这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在从载滢那里获得一个要求军费赔偿及一个长期的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及中亚的特殊利益的要求之后，英国人表示愿意承担斡旋的责任。
和平就这样向尼古拉二世招手了。
习惯了，慢慢的就会接受这种新币，我的渐进式货币改革也慢慢的跨出了第一步。
当然，黄金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了一些，一部分用来给阿姆斯特朗公司充作货款，一方面也给国库一点银子垫底，我内帑又拨了两千万两给户部，可以算是有了一点保证了。
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为了平息通货紧缩的现状，增发银币势必是势在必行，货币改革改好了，可以给经济起飞更多的动力，经济的腾飞和教育军事工业工业的起步也是密切相关，这几样都弄好了，我的国家不说其他的，世界前四还是跑不了的。英美德中，预计一九一零年代即将开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国家还是那个可怜巴巴的弱国吗？德国人还会不远万里给某孙姓要人送来两百万马克来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斡旋让中国不要对德国开战么？他欣然收下之后办事未成一怒而出走日本开创某个人政党，也算是后世一桩憾事了。(当然，某他手创的党不听他话也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件事上。)
想起这位孙某，也触动了我一桩心事，就是西方医护制度及西医的引进问题，本来大规模的战争就会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伤员。就像当年克里米亚战争让南丁格尔女士找到了她一生奋斗地方向和事业一样，这一次中俄战争也让他找到这份事业的话，那就太好了。当然。也许他可能也会想修铁路，但是想到他那实际的办事能力和宏愿，我还是打算把铁路事业交给詹天佑比较合适。
西北地战争造就了大量的伤员，库伦的医护中心早已无力承担了。因为西线战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除了一些俘虏的伤员和少量的本方伤员之外，西线的压力并不大。倒是库伦方向双方两次大规模的行动累计造就了本方五万多人地伤员，其中轻伤的占一大半。有许多人其实简单地手术之后就能够好转，但是由于设备和合格医生的欠缺。大量的人都走向了终生残疾，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但是国家这时候没有办法给他们正确地医护。
所以，一方面向英德两国求援之外。另一方面也紧急调了西线德军的医护连急速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经当地官府配合就地开设西安陆军总医院，收容从前线往后方运送的伤员并给予正确的治疗。
但是医生还是紧缺，在悲情四溢的文章经过中华时报披露之后，如今已经有些小圣人味道地衍生公孔令贻上疏要求全面引入西式的医护制度。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腐儒们的攻击自然是在所难免，自从去年的江苏抚学之争以鹿传霖的全面获胜而告终之后他们消停了一阵，这一次似乎又抓住了偌大的机会似的，以祖宗之学古已有之今已足矣，何必事事师事洋人为口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争论，只是碍于我暖昧地态度和孔令贻超卓的身份衍圣公兼新儒党党魁，当然还身兼教化部尚书并教育部尚书同知职位。他们的用词很小心，但论事而不攻击到人，所以，气氛还算温和。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位瞿鸿基，他们这样的人，硬压是不行的，他们求的就是名，你一整他他名气更响他更得意，跟你捣起乱来也是更上劲，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冷处理。
在我的授意下，新儒党和教化部的几个重量级笔杆子如康有为等人纷纷以中华时报为平台，掀起了一股冷战，以仁的微言大义为突破口，直指腐儒们只顾名而心无对前线伤兵们的悯，是为不仁。以君父为国事忧劳本臣子上为君父解忧，下为黎庶排难然而这些人却妄加攻击对君父对国家对社稷有利，对伤兵有惠的举措，只为自己求一清正之名，是为不忠。坐视为国捐躯者残而不悯是为不耻等等如此一一以孔孟教化来攻击他们的立论之根本。双方各自长篇累牍的辩论着，我始终都不加以表态，只是暗地里让容闳准备在新学中开设西医课程作准备，同时从英国和德国延聘西医来华开设诊所由官方保护，并趁着军改，建立起军医制度。
没办法，对这些人我哪怕是再不满再觉得他们不对，我也不能轻易表态，我是一国之天子，我的态度太敏感，我还是要让社会觉得我还心取他们的正啊。
外交上的问题如今我手头又多了一张牌，就是那个铸币合同，这笔合同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也是一个长期的保险合同，试想一下，一个国家连本国的钱币都交给你铸造了，这个国家还会跟你破脸么？
所以，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尽管我内心是倾向给英国人铸造的，但是还是把这把牌纂在手里，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去抢吧，这也是我一贯的策略，谁给我的国家好处多，我的国家就给谁的好处多，双边关系本就该是这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解释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譬如对德国和英国都有一大堆的事情要解释，如今的德英中三国关系，就像拔河一样，我就是中间的那个垂着的红绳，谁都想把我拉到自己的怀抱中去，但是我却想尽力保持与两边都是好关系，这就是平衡最困难的地方。否则早早的倒向一边，一旦开罪了另一边，那我这把牌的用处就不是那么大了。
正好像现在，我就希望英国人能尽快的搞定俄国人，这场仗打下去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如今我的国力已经几乎达到了极限，再把战争打下去就会让我这个幅员已经是天下第一辽阔的国家到达控制力的巅峰，再多的领土已经没有意义，已有的我还没有消化的过来呢。譬如日本的那两个岛，最近几年一直在维持，移民和对反抗份子的清洗正在小规模的进行，推行汉语禁止使用日语，消除日本曾经统治过的痕迹等等方面，除了农业稍有贡献之外，其他的部分包括占领军治安军外派的教化教育人员等筹，每年都是很大的开销，要这块地方对经济做出贡献，恐怕还要等几年了。
黑龙江以北的新鄂省，加上原先的辽东地区这一个大满洲地区原本的移民计划都还没完成，近些年来也在不断的补人口的缺额，如今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只是尽了一个资源基地的任务而已，当然，黄金也有不少是从黑龙江流域采来的。
虽然领土大了有助于我的土地政策，内地的一些无产户可以在这些新领土获得生产资料和私人产权，有助于消弥内在的社会矛盾，减轻内地因承平日久而造成的土地兼并现象给社会安定造成的困扰。但是，维持领土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所以，未来的十几年内，国家最好是不要有大规模的战争。对俄罗斯的海陆两战以及前几年对日本的反击战已经打出了国家的威风，一个令图谋叵测者惧怕的强看形象已经在世界上树立了起来，对于英德两国来说，我的实力已经尽展无疑，这就够了，没人敢轻易惹我就行了。接下来好好搞搞内政，消化消化新的领地，改革改革机制，开启开启民智，偶尔我还可以指引一下未来的一些宏观的发展方向，有十几年的时间让我闷头发展。到了一战的时候，主动权就全握在手上了。
所以，在以洽谈铸币合同为由的与英国代表团的磋商会议上，被夺情办差的袭爵恭亲王载滢向英国人悲天悯人的提起了这个问题，双方对对方都没有领土要求，每天的战争除了消耗掉年轻的生命外对对方都没有任何损伤，这样打下去，吃亏的是两国的人民。
载滢摆出的数据也坚实的证明了这一点，双方的战线几乎没有变化，除了北方进占了楚库柏兴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领土变化，而俄方的死伤及被俘数字是接近十七万。中方的数字是七万多。载滢有充分的理由摆出高姿态来。
英国方面自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愿意中俄这样互耗下去，这样只会便宜了德国人，在解决德国人之前，俄国的兵力还是有相当大的用途的。如今俄国人将一百四十万人的总兵力中的三分之一摆在这里，而且这三分之一中又损失掉三分之一还要多，这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在从载滢那里获得一个要求军费赔偿及一个长期的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及中亚的特殊利益的要求之后，英国人表示愿意承担斡旋的责任。
和平就这样向尼古拉二世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