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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老农鲁龙

    一大早,电话就急促地响起来,妻子翻了个身,嘟哝着:谁呀?这么早,真烦人!我忙抓起话筒,里边传来低沉的声音:啊—你是小冯知青吧?你马叔过世了,你能回来一趟吗?

    我一时蒙住了,还没应声,话筒里又说:啊—我是陈家店屯的陈队长,你想起来了吗?哎呀,陈队长,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急忙问:马叔他是得啥病去世的?

    啊,这——你回来就知道了,陈队长在电话里没明说,像是有什么隐情,意思让我一定回去,之后他就挂了电话。

    马叔的名字叫马援朝,是抗美援朝那年部队上给他起的。我下乡插队在陈家店屯七年,这七年我和马叔在一块儿的时间最长,马叔也是最关心和爱护我的人。虽然我回城已经八年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马叔和她的家人,我回城后给马叔家去过几封信,还写上电话号码,让他们有事到省城来找我,可他们一趟都没来过······

    我匆忙赶到客运站,买了最早一班的客车票,就急忙检票上车了。客车出了省城哈尔滨,在哈黑公路上行驶。正是初秋时节,车窗外远处的树木翠绿;一片片庄稼正抽雄秀穗,齐刷刷、绿油油。车内乘客不少,正在谈论着前几天的那场大雨,什么地方农田淹了多少,什么桥都被水冲毁了、、、、、、我插不上言,坐在那里又想起马叔。

    马叔长得很丑陋,家里的日子过得也很清贫,可他却爱唱爱乐,他几乎会唱东北所有的民歌,而且唱的柔和缠绵动听,难道是穷欢乐吗?不是。我回城后请教过心里专家,专家说那是一种心灵美的体现,我承认专家的话,因为只有我知道马叔的心地是多么纯洁善良,虽然有过刺痛和伤疤,但早被他自己用欢笑和歌声熨平了。客车在公路上行驶,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与马叔那一幕幕的往事,耳边又萦绕起马叔那悠扬而又遥远的歌声、、、、、、

    (一)

    我下乡插队那年才十六岁,因为我长得小,又天生一副娃娃脸,看上去还像个孩子,在学校时同学们都叫我“老墩儿”,就是长不大的意思。下乡那天,我穿着爸爸的旧工作服,又肥又大,松松垮垮,就像道袍一样。一路上下车,大李、博士、猴子一劲儿地喊:老墩儿,快点,跟上!我就紧跑,斜跨在身后的旧黄书包在屁股蛋儿下边悠悠当当。

    送我们知青的大卡车在一个叫红旗公社的大门前停下来,公社大门两旁还贴着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全体知青都被接到公社大礼堂里,公社领导致欢迎词,无非是***语录,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等。之后是分配知青去各大队的名单,所幸的是我和大李、博士、猴子分到了一个大队---太阳升大队。我高兴地跳起来。

    来接我们的人赶着一挂马车,是一个四十多岁粗壮的汉子,这汉子国字型大脸黝黑,眉毛很重,说话粗喉大嗓的,显得很热情。他介绍说他姓陈,是太阳升大队一队队长,说往后叫他陈队长就行。他分别握着我们的手,说,啊---欢迎知青!啊---欢迎你们能到这旮来!原来这陈队长说话好啊啊的,有时啊的尾声还挺长。

    陈队长帮我们把行李都搬上马车,让我们四个人坐好,之后他扬起大鞭,鞭子在马头上一声脆响,随着一声“驾”,三匹马竖起耳朵,拉着我们飞快地奔上向东的一条土路。

    当时已经是四月末,冰雪早已融化,路两旁的杨树已经绿了。土路上一段段的车辙很深,车轱辘有时深陷进去,又猛地被拉出来;路面上土壳显得很暄软,车轱辘压上去软软地下沉,轱辘过后就又膨了起来,就像下面有海绵一样,有时还从裂缝间挤出些水来。我们四个人在马车上被摇的侧侧晃晃,坐在边上的博士还险些栽了下去。陈队长忙让我们坐稳,还解释说这春天里,返浆期,乡下的土路就这样。

    这时马车拐进一个屯子,屯子不太大,全是破破烂烂的土坯房,很不规整。陈队长说这就是咱们一队,听陈队长的口气我们四个已经是一队的人了。出屯子一下坡,一个宽大的水库横在面前,水面在阳光下正泛着粼粼的波光。在水库上首,一所一面青小房孤零零地杵在那里。马车在小房跟前停下来,陈队长说水库是全公社修的,叫“东升水库”。这所小房是修水库那年盖下的,现在就是你们的“知青点儿”,我已经让人都拾缀好了。陈队长边说边帮我们往小房里搬东西。小屋的炕和锅台都是新搭的,高粱秸秆编成的炕席干净的铺在土炕上;小屋不大,但我们四个人住还是满可以的。我们对陈队长的安排很满意。陈队长临走说:啊---马上就要春种了,过两天就开社员大会,你们几个知青也参加。从陈队长的话里,我们四个知青已经是队里的社员了。

    原来一队这个屯子叫陈家店,是陈队长的爷爷辈闯关东到这里开大车店留下来的屯子。屯里有六十多户人家,两千多亩耕地----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社员大会是在三天后的晚上召开的。我们接到通知时还没吃完晚饭,大李让我们几个抓紧,并说头一次开社员会就迟到影响不好。大李叫李平,不但年龄大长得也高,是我们四个知青的小组长;博士叫艾文,在学校时学习好,又崇拜鲁迅和高尔基,班里同学都叫他博士;猴子叫孙磊,长得猴头巴相的,有的同学叫他猴子,这一叫就叫开了。

    从知青点到队里也就一里来地远,我们四个往队里赶时就听到当当的钟声不断地传来。会还没有开,队院子里已经站着很多社员,他们都用好奇和喜悦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时太阳刚落山,西天边儿还留有一片殷红;幕雾与炊烟在屯子上空缭绕。队里的房屋也都是土坯房,墙框也都很破旧。坐北朝南的正房是生产队的会议室,东西厢房是仓库和马棚,整个队院子呈U型。队院子中央有根木桩,木桩上拴着一个破旧的犁铧,这时有人还在敲,当当当的响声在夜幕降临时传的很远、、、、、、

    会议开始了,队筒子房会议室里挤满了人,煤油灯颤颤动动,把满屋子的人影在墙上拉的长长短短,就像是很不规范的皮影一样。陈队长首先把我们四个知青介绍给社员,并说知青来队里参加劳动是队里的光荣,往后谁要是做对不起知青的事别说不客气。看来陈队长在队里有一定的权威。随后陈队长就讲起明天春种的大事。他说要坚决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保证一次抓全苗,不准旷工,不准偷懒,听到敲钟马上出工。原来队院子里木桩上的破犁铧是发号施令的钟。最后陈队长指着我说:啊,小冯知青还太小,从明天起就跟着老马放猪吧。啊—也记整工分,大伙社员没意见吧?啊---那就好,散会!

    社员们都拥挤着往出走,我们四个知青被排在后面,这时有人叫我:小冯知青,站一下!我回头望去,正从筒子炕里爬出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头的头剃的秃秃的像个瓢一样。老头很费力地下了地,才冲我说:我就是老马,大家伙儿都叫我马瘸子,明天你跟着我放猪,这放猪的活也不易呢,早上要早,晚上要晚。说完,一双深嵌进瘦条脸里的眼睛直瞧着我。看我一脸犹豫,他就又紧忙说,放猪这活虽说不易倒也清闲,这儿的人有套嗑说“政府把官儿撸,回家去放猪。”听听,这活一般人还干不上呢。嘿嘿!老头说完笑了,稀了巴齿的几颗黄牙露在外面,我也被他逗笑了,老头看我乐了,就说放猪要先有大鞭,特别是猪刚“拢群儿”,不老实,没个好大鞭可不行!之后老头让我到他家去,说今天晚上把大鞭做好明天就不误事了。

    老头在前面一瘸一拐地走,我跟在后面,老头虽然腿瘸,可是走路并不慢,我紧跑几步才撵上,我说:马--爷爷,你走路可真快!老头嘿嘿笑了,说,这都是当年练出来的,当年一天走几百里路是常事,老头说着回过头,问我多大了,说我就是长得小,还怪懂事的。之后又说管他叫爷爷不对,他才四十多岁,叫叔就行了。我很惊讶,四十多岁的人怎么长得那么老,看上去比城里六十多岁的人还要老。

    马叔领我进了一所土坯房小屋,屋里没啥摆设,可挺清洁。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正在屋里忙乎着,我想这女人一定是马叔的儿媳或女儿吧?可马叔却对我介绍说这是你婶,并向那个女人介绍我。女人忙让我炕上坐,显得很热情。借昏暗的灯光我发现女人长得很不错,瓜籽脸上闪动着一双活泼的大眼睛。这时从外面跑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陌生地望着我。胜利,这是你哥,省城里来的,快叫哥哥!女人冲那男孩子说,男孩子忸怩地把头依偎在女人怀里。

    马叔在外屋做鞭子,鞭杆比我个头还高出一倍多,他正在往鞭杆上系麻绳头,麻绳头上还系上挺长的铁丝子。我就想放猪鞭子上还栓铁丝子干啥?就听马叔边栓鞭子边唠叨:那些猪都皮着呢,打不疼它就不怕你!铁丝子扛劲儿,麻绳头抽俩天就飞了。唠叨着,几颗黄牙还紧咬在下嘴唇上,那架势就像要跟猪拼命似的。鞭子做好了,马叔让我拿回去,说明天早上在屯子东头等他。之后又冲那女人说:翠云,你领胜利把小冯知青送回去,天黑了,我腿疼。

    天真黑了,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那叫翠云的女人领着那叫胜利的男孩一直把我送到了知青点儿才回去。我躺在知青点儿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那叫翠云的女人怎么能是马叔的老婆呢?他们的年龄和长相太不般配了、、、、、、想这屯子里的事还真难琢磨,后来我就稀糊八涂地睡着了。

    (二)

    第二天我忙吃完早饭,扛着大鞭拖拖落落的就往屯子东头赶,可还是晚了,马叔已经扛着大鞭站在屯东头吆喝“松猪”了。马叔嗓门儿挺高,屯里女人们听到马叔的吆喝声手里都拿着棍子,从自家院里往出赶猪,嘴里还不停地“里到里到”,手里的棍子不时地落在猪身上。屯子里土街上到处都是女人赶猪的身影,这时一个女人赶出的两头猪掉头又往家里跑,马叔忙冲我喊:快截住!我就猛跑起来,和那女人好不容易又把那两头猪截回来。马叔就紧跨几步,照那两头猪的屁股上就是一大鞭,那两头猪被打疼了,嗷的一声向前面猪群里冲去。

    马叔和我费了半天劲儿才把猪群赶出屯子,赶到屯子南的甸子上。群里一些猪很不老实,总是靠边儿掉头拉出要往回跑的架势。马叔说一定要看好,如果猪在群里跑了或到田里去祸害庄稼都是咱猪倌的责任。还说刚拢群儿的猪不老实,打过几天就好了。我就倍加注意,也学着马叔的样子,拖着大鞭在猪群外围游动,发现有猪靠边儿要跑就猛抽一鞭子,猪就嗷一声又钻进群里去了。马叔腿瘸跑的也不慢,撵猪时上身側棱側棱的直晃,还骂猪的祖宗三代,这时我就憋不住笑。太阳从云缝里出来,天一下子暖和多了,猪群也老实起来。马叔有了点空闲,扛着大鞭,扭动着身子唱了起来:一朵花儿开呦一朵花开,八一五光复太阳露出来呀、、、、、、马叔唱得好听,扭得也很美,我听着看着竟呆在那里。

    中午社员收工时我们就“圈猪”了;过午社员出工时再“松猪”。这里把猪往出赶叫松猪,把猪从甸子上放回家叫圈猪。无论是松猪或圈猪,马叔都要在屯子里喊个遍,还不时地唱着小调。马叔嗓门儿高,嗓音清亮。松猪时高兴了就把大鞭扛在肩上放开嗓子唱几句:天有恩降的是清风细雨,地有恩收下了五谷庄田,国有恩出了些忠良上将,家有恩生下了孝子儿男、、、、、、这时正往出赶猪的女人们听了后,就让他唱段更好的,他知道女人们愿听啥,就清了清嗓子又唱:小奴家我卧牙床眼泪汪汪,思想起情郎哥奴好不悲伤呀、、、、、、下面唱的就不堪入耳了。女人们哄笑着骂他死瘸子,他就紧跨几步把猪抽的嗷嗷叫着朝屯子外赶去。

    马叔的名字叫马援朝,这是我在队上的报工单子上看到的。听屯里人说他报名参军时还没大名,当时正是抗美援朝,部队上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其实他才四十四岁,就是长得太老相。他爱管闲事,把队里的东西看得比家里的还重,屯里人背后都叫他“二队长”。

    一天,我们正在甸子上放猪,两个妇女偷摸进甸子东边的柳条通割柳条。春天柳条发软,割回去编篓筐正是时候。马叔发现后忙一瘸一拐地跑过去制止,说这是队里的条通,特别是春天割了很容易死,说啥不让那两个妇女割,那两个妇女见他多管闲事,就火了,骂他死瘸子,死绝户!我当时还不知道绝户是啥意思,后来才知道就是断子绝孙的话。显然,马叔被那句话骂恼了,他抱起那两个妇女割下的柳条就去找陈队长评理。那两个妇女吓得慌忙跑回家去,可陈队长还是扣罚那两个妇女家两个日工分。

    日头卡在西天边儿上时,我们就开始圈猪了,这时马叔就冲着猪群吆喝起来:尔—唠唠--,尔—唠唠—头年上过群的老猪听到这吆喝声就竖起耳朵,但很快就像是接到回家的信号一样,领着新上群的生猪向回家的路上聚拢奔去。这时马叔让我跑在前面,拦着猪群别乱跑,说怕猪跑乱了半道上去地里祸害庄稼。我就拦着猪都跑回家里去。有时猪都跑回家了,马叔的吆喝声和歌声还在甸子上回荡、、、、、、

    正如马叔说的,几天下来猪群在甸子上老实多了,这天天太冷,我们穿着棉衣站在甸子上还冻得直打哆嗦。虽说谷雨节气已过,可北方的天气就这样,西北风刮着铅灰色疙疙瘩瘩的云块向我们压来。马叔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又蹲坐在地上,他说腿疼,一劲儿用拳头砸自己的腿,一张脸更加扭曲。我很着急,马叔抽搐着脸说不怕的,老毛病了,是这鬼天气闹的。他让我到他家去拿几片儿镇痛药来,说吃下去就好了。我急忙一溜小跑,朝屯子里马叔家奔去。

    刚进马叔家院里,我就听到屋里有吵架声---

    快松开,你这不要脸的东西!

    啊---我不要脸,你当初怎么不这么说啊!

    当初不是说好的吗?你现在还来就是不要脸!

    啊---好!你个脸变得比云还快的女人!

    我急忙凑到窗下,想看看是谁在欺负翠云婶。可这时屋门被突然撞开,一个人跑了出去,从背影看像是陈队长。

    我走进屋,翠云婶正气喘嘘嘘地系衣服扣子,她满脸潮红,头发凌乱。我望了她一眼,忙低下头说:婶,陈队长他、、、、、、他欺负你了?她忙抬起头,盯着我半天说:没有,往后不许乱讲,婶会感激你的!我点头,说马叔腿疼,我是来取药的。女人听了忙从小柜子上拿出一个小药瓶放到我手上,又叮嘱一遍刚才的话,我急忙跑出屋去。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儿该不该对马叔说呢?我那时也知道一点儿男女的事儿了,陈队长分明欺负了翠云婶,可翠云婶为什么说没有呢?翠云婶为什么那么怕把这事儿说出去呢?看她求我那样子也怪可怜的,最后我决定还是先不说的好。

    (三)

    过了立夏,天气渐暖,甸子上的小草绿了,婆婆丁正开出一朵朵小黄花,柳条也都吐出来一串串的绿叶。猪都在甸子上消遣地拱吃着草根,马叔心情好,杵着大鞭又唱起来:东方大天亮,红日照纱窗,我劝同胞快去把兵当啊,波过鸭绿江、、、、、、马叔唱着又扭了起来。我在省城时看过几部朝鲜战场的战争片,特别是******的英雄事迹一直都在我脑海里,我就凑过去问马叔:朝鲜战场真死那么多人吗?

    那还有假,我是陆军营一连二排的兵,那天我们连刚攻下阵地,一颗炮弹就在我们身旁炸开了,四五个战友当场牺牲了。当时我被埋在土里、、、、、、马叔说着,眼睛望着前方,仿佛那场战争还在他眼前似的。

    我又问:那后来呢?

    后来,我被战友们从土坑里扒出来,抬下阵地到后方医院治疗。从那时起我这条腿就残喽!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抗战胜利了,我伤残转业被安置在长春汽车制造厂把大门,一个月十八块多钱,不少呢。可那时我家这边还有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成天想家。一天我偷偷爬上火车,到哈尔滨又做汽车就跑回来了。回来后厂里来过两次信函,说我是伤残转业的,让我回厂。可那时我正要和你翠云婶结婚,你婶她家成分不好,是不准随我去厂的,我就没回去。咳,现在想想,不如当初不与你婶结婚,你婶她就不能跟我受这么大苦喽!

    我婶她不挺好吗?我疑惑地问

    你婶,咳,她心里苦着呢!她是无奈才嫁给我的,她出身不好,是地主的小老婆生的。当时她嫁给我这个伤残转业军人是形势所迫!马叔说着,脸上流露出无限的内疚和痛苦的表情。

    我不好再追问什么,但我知道马叔和翠云婶之间还有不被人知的故事。

    由于天气转暖,飞到南方去的候鸟又飞回来了,屯里人把春天又飞回来的鸟统称叫“山雀儿”;把常年在屋檐下飞的麻雀叫“家贼”。山雀儿又各有名,有串儿鸡、落田贝儿、三道门儿等等,不管鸟类学家把这些鸟怎样命名,这里的人就这么叫。这些山雀儿一来,屯子外的树林和条通,沟边儿和地头,到处都是雀儿叫,特别是那落田贝儿,金红的身背儿,黄黄的肚皮儿,在树枝上一哨,一套套的,比什么音乐都动听。这时候小学生有的开始逃学了,他们把打雀儿的夹子藏在书包里,半道上去打雀儿。他们把夹子下在树林里,把雀儿慢慢地圈到夹子前,这叫“遛雀儿”。雀儿到夹子前看到虫儿去吃时就被夹子夹住。之后他们就疯跑着去看夹子,看谁打的雀儿多---这时是打雀儿人最激动惬意的时刻。屯子里很多成年人也爱打雀儿,他们多在早晨或中午。打雀儿有瘾呢,屯里很多成年人都这么说。

    马叔不爱打雀儿,他说雀儿在天上飞着好看,落在树上叫着好听,打了白瞎了,那是祸害生灵呢。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生灵,但我看到雀儿来多了,小屯子好像一下子美了很多。

    胜利开始逃学了,他把夹子偷偷藏在书包里,半道儿上去打雀儿,马叔知道后说胜利:好好念书日后才有出息,打雀儿能有啥用啊?可胜利根本不听,看得出,马叔是很疼爱胜利的,不管胜利怎么作,马叔从来都不打骂他。

    这天是星期天,胜利和几个小伙伴到条通头上的水坑边儿打雀儿。他们把夹子围在水坑边儿上,条通里的雀儿去喝水时就打住了。这叫“守株待兔”,而且省力又实惠。马叔看了就很生气,他有意把猪群往东赶,靠近条通和水坑的地方,还肩扛大鞭唱了起来:春季里青草发了芽,地方的武装今日要出发、、、、、我看着憋不住地笑,这不是故意不让孩子们打雀儿吗?胜利躲在一边生气,其他几个孩子围向马叔骂开了:马瘸子,上朝鲜,打鬼子,碰炸弹;炸坏了腿,炸坏了蛋,取个媳妇儿白扯淡!马叔一下子恼了,猛地抡起大鞭,整个脸更加变形,几颗黄牙紧咬着嘴唇,哆嗦着:胡、、、、、胡说!再胡说看我打死你们!可大鞭没有及时落下孩子们四散逃开,大鞭才啪地一声重重地砸在地上。

    胜利气哭了,拽着我,意思是让我把猪群赶远些,马叔看胜利哭了,就把猪群赶到一边儿去了。可是那天,我再没听到马叔唱。

    那天胜利也把我拽去打雀儿了。我那天才看到雀儿是怎样去夹子前叼虫儿,怎样被夹子夹住,一些雀儿受惊飞走,一些雀儿贪恋饵食又被夹子打住。我那天才知道“鸟为食亡”的道理。雀儿打多了,胜利分给我几个,我拿回知青点儿烧了后,大李、博士、猴子疯抢,他们吃完嘴里还流口水,一劲儿喊香!

    第二天圈猪后胜利拽我到他家去吃饭,说是他妈让我去的。胜利和我有些熟了,他问我:城里楼高吗?高,我说。有大树高吗?有。城里电灯是点亮的吗?不是,是发的电。城里有猪吗?没有。城里有雀儿吗?没有。那住城里啥意思?

    我跟胜利来到他家时,小屋里飘满了雀儿肉的香气。翠云婶正往桌子上端刚煎好的一盘雀儿肉,油在雀儿焦黄透红的身上还滋滋的响,桌上还有一盘儿土豆炖白菜。马叔拿着酒瓶子坐在桌前,热情地招呼我。他看我不会喝酒,就把自己的盅倒满。我知道马叔爱喝酒,而且还常喝醉,屯里人说他喝醉酒后又哭又唱。马叔一口把盅中酒周下去半盅,张着嘴哈了一声,对我说:你吃,这雀儿肉香着呢,要不古人说“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一斤,”可这是祸害生灵哩!马叔没动一块雀儿肉,只吃那盘儿土豆炖白菜。马叔又满上一盅酒。翠云婶也劝我吃,还把雀儿肉夹到我碗里。当她见马叔又倒满一盅酒时,就说:少喝点儿,喝醉了看城里侄儿笑话!马叔又一口喝进去大半盅,说笑话啥,嘿嘿,喝酒人就这样!马叔三盅酒下肚,话也多起来。翠云婶劝他别喝了,他就冲翠云婶喊:去!一边呆着去!我们都吃完了,就他一个人还在桌上喝。翠云婶气得领着胜利躲出去了。

    马叔不让我走,他舌头都大了,不停地对我说:你、、、、、、你不知道,你叔、、、、、、叔是个废人哪!他说着就哭起来,泪在那满是褶皱的瘦脸上流淌。我看他喝多了,就往下抢他手中的酒杯。他继续说着,我、、、、、我没醉,没喝多。你、、、、、你不知道,说了也、、、、、也不怕你笑话,胜利他、、、、、、他不是我的!我看他开始说胡话,就把他扶到炕上,让他躺下。可他还是不让我走,我就坐在炕边儿看着他。一会儿,他突然又唱起来:一劝我的妈呀,听我把话谈,我去当兵,你老别为难、、、、、、

    (四)

    客车停下了,有乘客下车,这时年轻的女乘务员问我:你到哪儿?我说到红旗公社。女乘务员愣了,眼睛瞪着我:没这地方啊,你乘错车了吧?我说不能吧,我在哪儿呆七年呢,秃头老司机忙回过头:就是发展镇,还有百八十里路呢。女乘务员小脸一抹:到发展不就得了,绕什么弯儿呀?我说我在那里时叫红旗,谁知道现在改成发展了?那你买到哪的票?青冈县的票。不行,发展在青冈北十多公里,要加钱!加多少?五块!五块都便宜你了!这时我发现车内乘客都盯向我,我就像作了贼一样忙掏出钱给她。

    客车又行驶起来,车内的乘客不再讨论那场雨了,有的坐在那里想心事,有的伏在椅把上似睡非睡,还有几个接着我们刚才的茬讨论起来。一个人说我那个乡名字就改的勤,初期叫民主,大跃进那年改成了跃进,现在又改成富强了。一个人接上说这叫紧跟形势,车内很多乘客被逗得笑起来。我感到很无聊,就又伏在椅把上,和马叔的那些日子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端午节,屯里人叫五月节,到了五月节这里人是以鸡蛋待客的。他们没有吃粽子的习惯,更不知道屈原是谁。从四月里家家就开始攒鸡蛋,到五月节时吃。五月初一采艾高,用艾高煮熟了的鸡蛋可治肚子疼和腹泻。这当然没有临床试验,可这里的人都这么说。

    五月初五这天早上,我和马叔松猪,土街上站满了女人和孩子。过节了,当时农村小学也放假。胜利也帮我们赶猪,他身上还背着个大兜子。这时我才注意到,往出赶猪的女人和孩子手里都拿着鸡蛋,他们把鸡蛋硬是塞给马叔和我。我不好意思要,马叔却说:拿着,过节了,这是乡亲们对咱猪倌的一点意思。不一会我上下兜里都装满了鸡蛋,多亏是煮熟的。后来马叔就让孩子们帮我拿着,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跟在我们后面,嘴里还一劲儿喊:大猪倌鞭子长,过节吃鸡蛋,过年杀猪吃血肠、、、、、、我们把猪群赶出了屯子,孩子们兜里也都塞满了鸡蛋。马叔让我把鸡蛋送回知青点儿去,并说:过节了,你回知青点儿去歇一天,今天这猪我自己放就行。

    这天队里也放了一天假,大李和博士没出工,猴子正忙着准备午饭。陈队长也在,他是来给我们知青送鸡蛋的。陈队长看我回来,忙与我啊啊地打招呼,可一双眼睛总是逃避着我。他说:啊,过节了,家里父母都会惦记你们,我来是看你们还有啥难处,尽管吱声,我尽量办到。我望着他,他就忙说队里还有事,得马上回去。我没送他,我在想他那天和翠云婶的事、、、、、、

    那天晚上,我不知怎么嘴一松就把陈队长和翠云婶那天的事说了出来。大李毕竟年岁大,听到这事儿很是刺激,蹦起来拽着我问是真的吗?我说是亲眼看到的。还是博士沉着,他说先别急,既然这样陈队长就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猴子也来了兴致,说往后陈队长想慢待咱们知青就有办法对付他了。

    第二天队里来了公社的电影放映队,全屯人都很兴奋,也难怪,当时屯里人的精神生活太贫乏了。屯里人常说没啥热闹,打铁还接住家闺女哩。吃晚饭时,大李说如果陈队长和翠云婶真的有那回事儿,今晚演电影他俩必定要约会到一块,到时候我们来个假捉奸,看个究竟。博士和猴子俩人都觉得这事新鲜,好奇,拍手赞成,我忙低下头去,后悔嘴没个把门儿的把这事儿说出来。

    天刚擦黑,电影还没开演,队院子里已经聚满人。女人领着孩子都坐在影布正前面;男人们多都围站在外围,外屯子也来了不少人。翠云婶领着胜利坐在女人们后面,马叔离她不远在放映机跟前,帮着放映员拿这取那的,陈队长也站在放映机前维护秩序。

    电影开演了,那天演的影片是《地道战》和《红灯记》。马叔愿看战争片,看完《地道战》就领着犯困的胜利回家睡觉去了。《红灯记》刚演到李玉和要与磨刀师傅接关系时换片了。这时猴子和博士忙向大李报告说陈队长偷摸一个人向东去了。大李说快看看翠云婶还在不在,结果他们仨人一查找,不知啥时候翠云婶也不见了。大李一挥手,我们四人就像私家侦探似的悄悄出了队院子,向东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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