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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要录》每日都会让厮儿免费送来一份，根本不必专门上街去买。
朱说还以为终于能为一直帮助自己的陆兄做点什么，不料得来这么个从前并不知晓的消息，顿时脸颊一片烧红。
心里却无一丝一毫的羞耻恼怒，只觉万分惊叹，又夹杂几分了然：“原来如此。我定不同外人道此事。”
陆辞莞尔：“对朱弟的为人，我从来没不放心过，不必如此郑重。”
要连范仲淹这堪称完人的人品都不能信的话，这世间怕也没救了。
可以说，陆辞对朱说的信心，甚至比朱说对自己的信心都来得强大。
陆辞又道：“往后你直接来我房里取报便是，不必专程去买。若是对陈年旧刊有兴趣，我那也收藏了不少，你都可随意取阅。”
对这份好意，朱说也不矫情推辞，而是立马谢过。
陆辞不再在之前那小话题上逗留，而是与朱说回到小厅，翻起了今日的朝报。
这次被放在头版头条的内容，倒跟他们这俩读报人息息相关。
只可惜是个坏消息。
——贡闱之设，用采时髦，言念远方，岁偕上计，未遑肄业……权令礼部权停今年贡举。
在涉及无数士子前途的要事上，一般来说，小报也不敢无的放矢、捕风捉影的，而多半是有确凿消息了，才敢这般放出。
“贡举又停了。”陆辞蹙眉：“这都停第几回了？”
朱说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具体的答不上来。
倒是陆辞记性特别好，自个儿沉吟片刻，就给一一数出来了：从大中祥符二年算起，二年，三年，五年都出了诏权停贡举的消息……
自改年号后，除了元年那回，似乎就没开过贡举了。
毕竟要较真算的话，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去年开的那场贡举，参考者仅限于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祀老子的沿途州府等特定地域的人，而非全国诸路州府的举人，并不能算进正经贡举之列。
再这么积压下去，等陆辞有把握下场的时候，面临的竞争力就是空前的大了。
如今在位的官家显然有些随心所欲——从初登基的头三年里勤快得年年开贡举，到签订澶渊之盟后又兴奋了几年，到如今的仿佛丧失了兴趣，毫无规律可言的随机年份开。
这种强烈的不定性，恐怕也是书院中最看重陆辞的那几位夫子希望他抓紧时间，转报童子科的原因之一了。
不然单是进士一科中举的地位、待遇和风光之盛，就远非诸科所能比的。
思来想去，陆辞瞬间就萌生了不小的危机感。
他暗叹了口气，隐蔽地瞟了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朱说一眼，再对比一下自己此刻的暗藏忐忑，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学渣对胸有成竹、面对激烈竞争也无所畏惧的学霸的淡淡酸意。
——要他有能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的一半才干，哪儿还需要做那么多风险计算，去纠结要不要仓促下场、避开高峰期呢。
一想到拖延下去，自己某天说不定就得面对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同场参考的恐怖画面……
陆辞顿觉不寒而栗。
正读朝报上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趣闻读得津津有味的朱说，对此一无所觉。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史上这事的原貌为进奏院案：
在庆历四年（1044）的秋季赛神会，按照宋人惯例，各个馆院都会准备酒宴，于是苏舜钦也将进奏院的旧报纸给卖了，换了几贯钱，邀请了进奏院的同僚和几位有交情的好友，到酒楼喝酒联欢，还叫了几名官妓歌舞弹奏，陪饮助兴。
当时的进奏院是负责刊印中央政府的朝报，然后分发给各地政府的。一年积累下来，往往有很多废报纸。卖废报纸赚不了多少钱，不够喝酒的花费，于是这场酒席其实是个人凑份子，‘众筹’出来的。
恰好有个叫李定的官员，得知此事后，也跑来表示想参加这一场聚会。然而苏舜钦一直瞧他不上，拒绝了。李定便怀恨在心，四处托人打听聚饮的详情，然后加油添醋，四处散布，让流言传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处。
很快，王拱辰就上书弹劾苏舜钦卖公家旧纸所得公款召妓、开席会宾客的罪名。开封府调查清楚后，发现确有其事：苏舜钦等人，身为进奏院的长官，却盗用旧纸钱喝花酒，是为监主自盗；王洙等人‘与妓杂坐’（私自召官妓是被法律禁止的，只能作为官宴，且不能私侍枕席）；周延隽和周延让等人则因服丧未除就参与‘妓乐’；王益柔则做了《傲歌》，谤讪周孔（里头一句 ‘周公孔子驱为奴’）。
于是在一群人的推波助澜下，‘监主自盗’的苏舜钦等人被削职为民；王洙被去除侍讲、检讨二职，徒知濠州；周延让监宿州税；周延隽降为秘书丞……所有参加宴席的人，都遭到了斥逐。
——
对此，我的看法是虽说卖旧物供聚会饮酒一事，似成惯例，但真要追究起来，违法的确就是违法，监守自盗的性质也颇为恶劣。因此就算令人同情，也难以说王拱辰等人攻击他们的事出无由。
另外有趣的一点是，在此发了大力的王拱辰还是苏舜钦的举主，也是最先举荐苏舜钦充当馆职的人，这次严厉弹奏，其实并无私人恩怨，而纯粹是‘喷子’履行职守，不讲半点私情而已。
（《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作者吴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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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说还以为终于能为一直帮助自己的陆兄做点什么，不料得来这么个从前并不知晓的消息，顿时脸颊一片烧红。
心里却无一丝一毫的羞耻恼怒，只觉万分惊叹，又夹杂几分了然：“原来如此。我定不同外人道此事。”
陆辞莞尔：“对朱弟的为人，我从来没不放心过，不必如此郑重。”
要连范仲淹这堪称完人的人品都不能信的话，这世间怕也没救了。
可以说，陆辞对朱说的信心，甚至比朱说对自己的信心都来得强大。
陆辞又道：“往后你直接来我房里取报便是，不必专程去买。若是对陈年旧刊有兴趣，我那也收藏了不少，你都可随意取阅。”
对这份好意，朱说也不矫情推辞，而是立马谢过。
陆辞不再在之前那小话题上逗留，而是与朱说回到小厅，翻起了今日的朝报。
这次被放在头版头条的内容，倒跟他们这俩读报人息息相关。
只可惜是个坏消息。
——贡闱之设，用采时髦，言念远方，岁偕上计，未遑肄业……权令礼部权停今年贡举。
在涉及无数士子前途的要事上，一般来说，小报也不敢无的放矢、捕风捉影的，而多半是有确凿消息了，才敢这般放出。
“贡举又停了。”陆辞蹙眉：“这都停第几回了？”
朱说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具体的答不上来。
倒是陆辞记性特别好，自个儿沉吟片刻，就给一一数出来了：从大中祥符二年算起，二年，三年，五年都出了诏权停贡举的消息……
自改年号后，除了元年那回，似乎就没开过贡举了。
毕竟要较真算的话，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去年开的那场贡举，参考者仅限于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祀老子的沿途州府等特定地域的人，而非全国诸路州府的举人，并不能算进正经贡举之列。
再这么积压下去，等陆辞有把握下场的时候，面临的竞争力就是空前的大了。
如今在位的官家显然有些随心所欲——从初登基的头三年里勤快得年年开贡举，到签订澶渊之盟后又兴奋了几年，到如今的仿佛丧失了兴趣，毫无规律可言的随机年份开。
这种强烈的不定性，恐怕也是书院中最看重陆辞的那几位夫子希望他抓紧时间，转报童子科的原因之一了。
不然单是进士一科中举的地位、待遇和风光之盛，就远非诸科所能比的。
思来想去，陆辞瞬间就萌生了不小的危机感。
他暗叹了口气，隐蔽地瞟了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朱说一眼，再对比一下自己此刻的暗藏忐忑，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学渣对胸有成竹、面对激烈竞争也无所畏惧的学霸的淡淡酸意。
——要他有能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的一半才干，哪儿还需要做那么多风险计算，去纠结要不要仓促下场、避开高峰期呢。
一想到拖延下去，自己某天说不定就得面对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同场参考的恐怖画面……
陆辞顿觉不寒而栗。
正读朝报上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趣闻读得津津有味的朱说，对此一无所觉。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史上这事的原貌为进奏院案：
在庆历四年（1044）的秋季赛神会，按照宋人惯例，各个馆院都会准备酒宴，于是苏舜钦也将进奏院的旧报纸给卖了，换了几贯钱，邀请了进奏院的同僚和几位有交情的好友，到酒楼喝酒联欢，还叫了几名官妓歌舞弹奏，陪饮助兴。
当时的进奏院是负责刊印中央政府的朝报，然后分发给各地政府的。一年积累下来，往往有很多废报纸。卖废报纸赚不了多少钱，不够喝酒的花费，于是这场酒席其实是个人凑份子，‘众筹’出来的。
恰好有个叫李定的官员，得知此事后，也跑来表示想参加这一场聚会。然而苏舜钦一直瞧他不上，拒绝了。李定便怀恨在心，四处托人打听聚饮的详情，然后加油添醋，四处散布，让流言传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处。
很快，王拱辰就上书弹劾苏舜钦卖公家旧纸所得公款召妓、开席会宾客的罪名。开封府调查清楚后，发现确有其事：苏舜钦等人，身为进奏院的长官，却盗用旧纸钱喝花酒，是为监主自盗；王洙等人‘与妓杂坐’（私自召官妓是被法律禁止的，只能作为官宴，且不能私侍枕席）；周延隽和周延让等人则因服丧未除就参与‘妓乐’；王益柔则做了《傲歌》，谤讪周孔（里头一句 ‘周公孔子驱为奴’）。
于是在一群人的推波助澜下，‘监主自盗’的苏舜钦等人被削职为民；王洙被去除侍讲、检讨二职，徒知濠州；周延让监宿州税；周延隽降为秘书丞……所有参加宴席的人，都遭到了斥逐。
——
对此，我的看法是虽说卖旧物供聚会饮酒一事，似成惯例，但真要追究起来，违法的确就是违法，监守自盗的性质也颇为恶劣。因此就算令人同情，也难以说王拱辰等人攻击他们的事出无由。
另外有趣的一点是，在此发了大力的王拱辰还是苏舜钦的举主，也是最先举荐苏舜钦充当馆职的人，这次严厉弹奏，其实并无私人恩怨，而纯粹是‘喷子’履行职守，不讲半点私情而已。
（《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作者吴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2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