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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自改年号后，除了元年那回，似乎就没开过贡举了。
毕竟要较真算的话，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去年开的那场贡举，参考者仅限于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祀老子的沿途州府等特定地域的人，而非全国诸路州府的举人，并不能算进正经贡举之列。
再这么积压下去，等陆辞有把握下场的时候，面临的竞争力就是空前的大了。
如今在位的官家显然有些随心所欲——从初登基的头三年里勤快得年年开贡举，到签订澶渊之盟后又兴奋了几年，到如今的仿佛丧失了兴趣，毫无规律可言的随机年份开。
这种强烈的不定性，恐怕也是书院中最看重陆辞的那几位夫子希望他抓紧时间，转报童子科的原因之一了。
不然单是进士一科中举的地位、待遇和风光之盛，就远非诸科所能比的。
思来想去，陆辞瞬间就萌生了不小的危机感。
他暗叹了口气，隐蔽地瞟了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朱说一眼，再对比一下自己此刻的暗藏忐忑，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学渣对胸有成竹、面对激烈竞争也无所畏惧的学霸的淡淡酸意。
——要他有能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的一半才干，哪儿还需要做那么多风险计算，去纠结要不要仓促下场、避开高峰期呢。
一想到拖延下去，自己某天说不定就得面对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同场参考的恐怖画面……
陆辞顿觉不寒而栗。
正读朝报上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趣闻读得津津有味的朱说，对此一无所觉。
他更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所敬羡的陆兄，居然会对他有羡慕嫉妒的情愫。
他此时所想的，也跟陆辞的猜测相差甚远。
所谓的平静，仅是因他单纯觉离自己准备下场之时还颇为遥远，这会儿开科贡举，也为时尚早，才这般事不关己的淡定罢了。
到了约定这日，更是早早地就等在了即将交易的宅子处。
朱说看到笑得牙不见眼的那人，忍不住拽了拽陆辞的袍袖，压低了声音问道：“陆兄需要保人，何不问师长他们？以他们对陆兄惯来的喜爱，定愿做保，且不取分文。”
陆辞笑道：“能用一点银钱解决的小事，就莫要浪费人情了。况且买宅子之事，我还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御史的职能：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拾遗补阙，补救朝政。台谏给舍以言为职，“国家有过阙而补正之”，“有遗事拾而论之”。朝廷政事之施行，举凡“赏罚有所不当，号令有所未正”，皆得直言论列。
这在宋代的诏令中有明确的规定。端拱元年（988）三月，诏令谏官“极言得失”，“政有不便者咸得上言，事或乖当者悉许陈请”。天禧元年诏书：“其或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伸，并仰谏官论奏，宪臣弹举。”
监察官个人也以拾补朝政阙失为己任，直言无隐。如田锡为言官，“朝政小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被真宗赞为“不易得”之直臣。哲宗初年，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上言：“陛下使臣拾遣补阙以补圣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举直错本枉以正大臣，臣当极其力以死继之。”
其二，是监督劝谏，规正人主。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言行举动必须符合规范，否则，一有过举，都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因此，监察官有责任对皇帝的过失进行监督、规正。
天禧初年，鲁宗道为谏官，风闻言事，多所论列，“上意颇厌其数”，宗道入对规正说：“陛下所以任臣者，岂欲徒使纳谏之虚名耶？”绍熙中，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见太上皇孝宗，两宫不和，御史黄度等即“进疏极谏”。
其三，是议论建议，预为防范。前面两项是对已发生的阙失、过错进行规正、补救，而这一项则是对未发生的事先期提出看法，预立戒备，以为防范。
从议论建议的方式来看，有泛泛而论的，如治平四年，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说：“人君之德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也有具体针对某事提出建议的，如治平二年，吕诲上疏：“乞添置言事官。”
2. 风闻言事：
台谏官自始至终可以风闻言事，范围没有限制，除了“禁中语不可泄漏”外，“中外之事皆得以风闻”[注释]，不论是议论谏诤，还是纠察弹劾，均“不问其言所从来”，不必有什么真凭实据；也“不责言之必实”，所论不当也不负错误的责任，不得穷诘，不得治罪。同时，台谏行事皆独立负责，言事、纠弹，皆“不关白官长”。相反，御史台、谏院长官有不法行为，下属各御史、谏官也可以弹纠。嘉祐五年，知谏院唐介、右正言王陶、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等纠弹御史中丞韩绛“欲以危法中伤大臣”，又“不秉笏穿朝堂”，举指颠倒，结果韩绛免职，出知蔡州。（没错就是文里出现这个韩绛 哈哈哈）
台谏行事可不关白长官，又可以风闻言事，有一定的短处，即由此而导致了部分人员言事不负责任、乱发议论，甚至造谣中伤。但主要的还是有其长处，就是这样更进一步增强了监察权的独立地位，不但其他权力系统不能干预、指使台谏监察，就是御史台、谏院内部，其长官也不能干预、指使台谏监察，从而保证了台谏监察的彻底独立，有效地把任何权力都置于台谏监督之下，增添了几分监察的震慑威力，保证了监察作用的有效发挥。
3. 优叙轻责
在迁调方面，宋代对监察官实行优叙轻责的政策，“纵有薄责，旋即超升”，所以当时有“孝顺御史台”的说法。这些对于养育监察官敢言忠直之气，有效地行使监察权，实在是很有力的保证。
4. 监察官的选任、管理
监察官的出身，一般都必须是进士及第者，“诸科举人及无出身人不合在除授之限”。靖康元年，除唐恕为监察御史，遭御史中丞陈过庭反对，理由是唐以荫补入仕，任为台谏，“有违祖宗条例”。于是只得改除郎官。南渡以后才有所放宽。同时，现任宰执子弟、亲戚、故旧及曾经荐举之人也不得充任台谏官。
其次，监察官的资序都必须有相当长时间的地方实际工作经历。仁宗以前的“祖宗法”是于“太常博士以上、两任通判”中选拔，后来略有放宽。熙宁以后尽管也有举京官、选人充任的，但都是从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用。孝宗乾道二年也明确规定：“非曾以两任县令，不得除监察御史。”
再次，对监察官的品德要求也很高。
廉洁清正、不谋私利，这是监察官的最基本条件，否则自身不正何以正人？所以宋初以来就要求很严，太祖、太宗之时就有大量的台谏官因贪赃不法而被问罪、处斩的；又如刚毅敢言、不阿附、不畏避，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台谏官职当言路，非刚毅敢言则不能举职，非不阿附则不能独立行事，非不畏避则不能弹压多士、震慑朝廷，所以御史台有“百日不言，罢为外官”的仪制以激励敢言；又如忠厚淳直、不朋比中伤，这也很重要，否则以台谏来搞中伤，那是很糟糕的。所以累朝皇帝都一再重申、告诫，“谏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明治体之人”，上章论事，“毋或朋比以中伤善民”。
复次，监察官还必须身体健康。宋代对监察官虽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但是一般不用年老多病之人，必须身体健康才行。因为只有年轻力壮之人，富有朝气，积极进取，顾虑也少，才能承担起监察百官的重任；否则，以年老疲病之人充任，暮气沉沉，不求进取，棱角早已磨平，为官年月也已不多，顾虑重重，监察机关就成了元老院、养老院、疗养院了，朝廷纪纲也就无从谈起了。
（《两宋文化史》第九章）
nbsp; 自改年号后，除了元年那回，似乎就没开过贡举了。
毕竟要较真算的话，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去年开的那场贡举，参考者仅限于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祀老子的沿途州府等特定地域的人，而非全国诸路州府的举人，并不能算进正经贡举之列。
再这么积压下去，等陆辞有把握下场的时候，面临的竞争力就是空前的大了。
如今在位的官家显然有些随心所欲——从初登基的头三年里勤快得年年开贡举，到签订澶渊之盟后又兴奋了几年，到如今的仿佛丧失了兴趣，毫无规律可言的随机年份开。
这种强烈的不定性，恐怕也是书院中最看重陆辞的那几位夫子希望他抓紧时间，转报童子科的原因之一了。
不然单是进士一科中举的地位、待遇和风光之盛，就远非诸科所能比的。
思来想去，陆辞瞬间就萌生了不小的危机感。
他暗叹了口气，隐蔽地瞟了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朱说一眼，再对比一下自己此刻的暗藏忐忑，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学渣对胸有成竹、面对激烈竞争也无所畏惧的学霸的淡淡酸意。
——要他有能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的一半才干，哪儿还需要做那么多风险计算，去纠结要不要仓促下场、避开高峰期呢。
一想到拖延下去，自己某天说不定就得面对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同场参考的恐怖画面……
陆辞顿觉不寒而栗。
正读朝报上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趣闻读得津津有味的朱说，对此一无所觉。
他更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所敬羡的陆兄，居然会对他有羡慕嫉妒的情愫。
他此时所想的，也跟陆辞的猜测相差甚远。
所谓的平静，仅是因他单纯觉离自己准备下场之时还颇为遥远，这会儿开科贡举，也为时尚早，才这般事不关己的淡定罢了。
到了约定这日，更是早早地就等在了即将交易的宅子处。
朱说看到笑得牙不见眼的那人，忍不住拽了拽陆辞的袍袖，压低了声音问道：“陆兄需要保人，何不问师长他们？以他们对陆兄惯来的喜爱，定愿做保，且不取分文。”
陆辞笑道：“能用一点银钱解决的小事，就莫要浪费人情了。况且买宅子之事，我还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御史的职能：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拾遗补阙，补救朝政。台谏给舍以言为职，“国家有过阙而补正之”，“有遗事拾而论之”。朝廷政事之施行，举凡“赏罚有所不当，号令有所未正”，皆得直言论列。
这在宋代的诏令中有明确的规定。端拱元年（988）三月，诏令谏官“极言得失”，“政有不便者咸得上言，事或乖当者悉许陈请”。天禧元年诏书：“其或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伸，并仰谏官论奏，宪臣弹举。”
监察官个人也以拾补朝政阙失为己任，直言无隐。如田锡为言官，“朝政小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被真宗赞为“不易得”之直臣。哲宗初年，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上言：“陛下使臣拾遣补阙以补圣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举直错本枉以正大臣，臣当极其力以死继之。”
其二，是监督劝谏，规正人主。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言行举动必须符合规范，否则，一有过举，都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因此，监察官有责任对皇帝的过失进行监督、规正。
天禧初年，鲁宗道为谏官，风闻言事，多所论列，“上意颇厌其数”，宗道入对规正说：“陛下所以任臣者，岂欲徒使纳谏之虚名耶？”绍熙中，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见太上皇孝宗，两宫不和，御史黄度等即“进疏极谏”。
其三，是议论建议，预为防范。前面两项是对已发生的阙失、过错进行规正、补救，而这一项则是对未发生的事先期提出看法，预立戒备，以为防范。
从议论建议的方式来看，有泛泛而论的，如治平四年，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说：“人君之德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也有具体针对某事提出建议的，如治平二年，吕诲上疏：“乞添置言事官。”
2. 风闻言事：
台谏官自始至终可以风闻言事，范围没有限制，除了“禁中语不可泄漏”外，“中外之事皆得以风闻”[注释]，不论是议论谏诤，还是纠察弹劾，均“不问其言所从来”，不必有什么真凭实据；也“不责言之必实”，所论不当也不负错误的责任，不得穷诘，不得治罪。同时，台谏行事皆独立负责，言事、纠弹，皆“不关白官长”。相反，御史台、谏院长官有不法行为，下属各御史、谏官也可以弹纠。嘉祐五年，知谏院唐介、右正言王陶、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等纠弹御史中丞韩绛“欲以危法中伤大臣”，又“不秉笏穿朝堂”，举指颠倒，结果韩绛免职，出知蔡州。（没错就是文里出现这个韩绛 哈哈哈）
台谏行事可不关白长官，又可以风闻言事，有一定的短处，即由此而导致了部分人员言事不负责任、乱发议论，甚至造谣中伤。但主要的还是有其长处，就是这样更进一步增强了监察权的独立地位，不但其他权力系统不能干预、指使台谏监察，就是御史台、谏院内部，其长官也不能干预、指使台谏监察，从而保证了台谏监察的彻底独立，有效地把任何权力都置于台谏监督之下，增添了几分监察的震慑威力，保证了监察作用的有效发挥。
3. 优叙轻责
在迁调方面，宋代对监察官实行优叙轻责的政策，“纵有薄责，旋即超升”，所以当时有“孝顺御史台”的说法。这些对于养育监察官敢言忠直之气，有效地行使监察权，实在是很有力的保证。
4. 监察官的选任、管理
监察官的出身，一般都必须是进士及第者，“诸科举人及无出身人不合在除授之限”。靖康元年，除唐恕为监察御史，遭御史中丞陈过庭反对，理由是唐以荫补入仕，任为台谏，“有违祖宗条例”。于是只得改除郎官。南渡以后才有所放宽。同时，现任宰执子弟、亲戚、故旧及曾经荐举之人也不得充任台谏官。
其次，监察官的资序都必须有相当长时间的地方实际工作经历。仁宗以前的“祖宗法”是于“太常博士以上、两任通判”中选拔，后来略有放宽。熙宁以后尽管也有举京官、选人充任的，但都是从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用。孝宗乾道二年也明确规定：“非曾以两任县令，不得除监察御史。”
再次，对监察官的品德要求也很高。
廉洁清正、不谋私利，这是监察官的最基本条件，否则自身不正何以正人？所以宋初以来就要求很严，太祖、太宗之时就有大量的台谏官因贪赃不法而被问罪、处斩的；又如刚毅敢言、不阿附、不畏避，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台谏官职当言路，非刚毅敢言则不能举职，非不阿附则不能独立行事，非不畏避则不能弹压多士、震慑朝廷，所以御史台有“百日不言，罢为外官”的仪制以激励敢言；又如忠厚淳直、不朋比中伤，这也很重要，否则以台谏来搞中伤，那是很糟糕的。所以累朝皇帝都一再重申、告诫，“谏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明治体之人”，上章论事，“毋或朋比以中伤善民”。
复次，监察官还必须身体健康。宋代对监察官虽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但是一般不用年老多病之人，必须身体健康才行。因为只有年轻力壮之人，富有朝气，积极进取，顾虑也少，才能承担起监察百官的重任；否则，以年老疲病之人充任，暮气沉沉，不求进取，棱角早已磨平，为官年月也已不多，顾虑重重，监察机关就成了元老院、养老院、疗养院了，朝廷纪纲也就无从谈起了。
（《两宋文化史》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