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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单干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高楼乡，马寨是起步最晚的一个村。要不是上级强压硬逼，分田到户在马寨是行不通的。当其他行政村的单干风刮起来以后，村支部书记刘庆典带头进行了抵制。支书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他们斗争，坚决不能拉历史的倒车。”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他村的做法，上级竟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刘庆典非常气愤高楼乡领导的做法，亲自到乡政府质问领导，其他村这么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们笑着安慰他说：“老刘，不要生气，改革开放了，就是要允许人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嘛！”刘庆典说：“试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马寨坚决不能搞。”领导上也没有勉强他。
后来，省、市、县逐级下达了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刘庆典把这些文件压下来，不向群众传达。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说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单干嘛。他巴不得上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革命的大批判，一批批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再一次下台。这一切，与他当初把刘继先拉下台，欢呼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拥护改革开放很矛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乡里领导批评他落实上级精神不力，他也不在乎，照样我行我素，坚持不把土地分给群众。
就这样，刘庆典带领我们马寨村，软磨硬抗了一个麦季。其他行政村的群众大囤满、小囤流的，放开肚子吃上了白面馍，我们寨子仅仅勉强完成了公粮任务，群众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还少。出了门的闺女们回娘家，不再提白面馍篮子了，而是送来了一袋袋麦子。比比外村，看看自己，群众们开始不听话起来。况且刘庆典压着的上级文件，报纸上全部登了出来，瞒不过众人眼，三组、七组就不听刘庆典那一套，率先把地分了。其他组也蠢蠢欲动，准备分地。刘庆典终于撑不住劲了，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草草地安排了一下，各村民组呼呼啦啦地就把土地分了个精光。
分地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秋收以后，种麦以前，那时候，场光地净，容易操作。可我们马寨分地是在三夏大忙时办的，就有些乱套。各村民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套，大打出手，相互打伤，两家人把伤号送到医院，头上、身上缝了许多针。
分地以后，群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根本用不了生产队长们再操心，一个比一个晚睡早起。连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孙乃社，都克服了一生好逸恶劳的习惯，天天下地干活儿，喜得他儿媳妇说：“俺老公公像换了一个人。”只有栾二哥和刘继先，还改不了习惯，懒得种地，他们分的地撂荒了，毛毛穗草盖过了庄稼，也没有人理他们。尤其是刘继先，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带走了，精神和骨头都散了架，赌友们忙着干活儿，没人陪他赌博。自己百无聊赖，出门怕晒，下雨怕淋，整天躲在屋子里睡大头觉。大弟刘臭蛋和二弟刘继宗，曾经日亲道娘地骂过他，他火了，说：“真是扯蛋，你们干啥管老子？我就是饿死，也不到你们门口讨饭吃！”
元叔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那个四川婆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小的是个男孩。在分地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元叔夜观天象，看到天狼星比以往出现得早，比较明亮，就判断今年成豆子。分地后，别人家仍然大量种植红薯，他却把几亩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套了玉米。那个四川婆娘最听元叔的话，元叔安排什么，她都说：“要得，要得。”个子虽然不高，干活却最肯卖力气，背上背着小儿子，一天到晚不闲着，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家五口整天泡在地里，伺候庄稼胜过了伺候孩子。大女儿孙松玉也非常勤快，往玉米棵上抓化肥，抓上一把，就把玉米根旁的野草拔下来，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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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单干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高楼乡，马寨是起步最晚的一个村。要不是上级强压硬逼，分田到户在马寨是行不通的。当其他行政村的单干风刮起来以后，村支部书记刘庆典带头进行了抵制。支书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他们斗争，坚决不能拉历史的倒车。”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他村的做法，上级竟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刘庆典非常气愤高楼乡领导的做法，亲自到乡政府质问领导，其他村这么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们笑着安慰他说：“老刘，不要生气，改革开放了，就是要允许人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嘛！”刘庆典说：“试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马寨坚决不能搞。”领导上也没有勉强他。
后来，省、市、县逐级下达了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刘庆典把这些文件压下来，不向群众传达。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说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单干嘛。他巴不得上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革命的大批判，一批批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再一次下台。这一切，与他当初把刘继先拉下台，欢呼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拥护改革开放很矛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乡里领导批评他落实上级精神不力，他也不在乎，照样我行我素，坚持不把土地分给群众。
就这样，刘庆典带领我们马寨村，软磨硬抗了一个麦季。其他行政村的群众大囤满、小囤流的，放开肚子吃上了白面馍，我们寨子仅仅勉强完成了公粮任务，群众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还少。出了门的闺女们回娘家，不再提白面馍篮子了，而是送来了一袋袋麦子。比比外村，看看自己，群众们开始不听话起来。况且刘庆典压着的上级文件，报纸上全部登了出来，瞒不过众人眼，三组、七组就不听刘庆典那一套，率先把地分了。其他组也蠢蠢欲动，准备分地。刘庆典终于撑不住劲了，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草草地安排了一下，各村民组呼呼啦啦地就把土地分了个精光。
分地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秋收以后，种麦以前，那时候，场光地净，容易操作。可我们马寨分地是在三夏大忙时办的，就有些乱套。各村民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套，大打出手，相互打伤，两家人把伤号送到医院，头上、身上缝了许多针。
分地以后，群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根本用不了生产队长们再操心，一个比一个晚睡早起。连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孙乃社，都克服了一生好逸恶劳的习惯，天天下地干活儿，喜得他儿媳妇说：“俺老公公像换了一个人。”只有栾二哥和刘继先，还改不了习惯，懒得种地，他们分的地撂荒了，毛毛穗草盖过了庄稼，也没有人理他们。尤其是刘继先，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带走了，精神和骨头都散了架，赌友们忙着干活儿，没人陪他赌博。自己百无聊赖，出门怕晒，下雨怕淋，整天躲在屋子里睡大头觉。大弟刘臭蛋和二弟刘继宗，曾经日亲道娘地骂过他，他火了，说：“真是扯蛋，你们干啥管老子？我就是饿死，也不到你们门口讨饭吃！”
元叔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那个四川婆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小的是个男孩。在分地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元叔夜观天象，看到天狼星比以往出现得早，比较明亮，就判断今年成豆子。分地后，别人家仍然大量种植红薯，他却把几亩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套了玉米。那个四川婆娘最听元叔的话，元叔安排什么，她都说：“要得，要得。”个子虽然不高，干活却最肯卖力气，背上背着小儿子，一天到晚不闲着，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家五口整天泡在地里，伺候庄稼胜过了伺候孩子。大女儿孙松玉也非常勤快，往玉米棵上抓化肥，抓上一把，就把玉米根旁的野草拔下来，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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