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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干部薛志良坐在王书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册，汇报完县上关于招工工作的详尽安排后，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床铺与办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书记，右手手掌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没听进去几句。老薛轻轻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领导者。为难的当儿，他却无聊地观察起全社一万多人口的最高领导者来：头上的带耳扇的旧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皱折里，藏着灰尘，两只脚上，黄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个鞋面。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须又乱又长，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长脸上，显示着疲劳和困顿。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领导人来，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属的二十几个大队里，十多个新老社办企业里，帮助他的下属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夜里总是熬眼吧！老薛原谅领导者不礼貌的行为了，无可奈何地又叹一口气。
这时候，王书记醒来了。
“嘿呀！”王书记抱歉地笑笑，眼白里罩着一层粉红色丝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谅解。
王书记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脸盆里蘸上水，狠劲擦拭着脸，一边问：“主要精神是啥？用三、五句话说。”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图把本本上记了六七页的记录，高度概括出来，他说：“县上要求，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额，全部下到队里，公社不许半路拦截扣留一个名额，就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后门。粉碎‘四人帮’了”
“嗯！”王书记点一下头，又问“给咱分了多少名额？”
“四十。”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农青十五。”
“县上具体怎样安排？”王书记问。
“先用一周时间宣传，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额下到大队，定下人选报回公社；第三周政审、体检；第四周报县待批。前后一月，不准拖延。”薛志良说。
“好！”王书记说“你给咱提一个具体方案，周一晚上开革委会例会时讨论，通过了就办。”
薛志良点点头。
“多年没招工了，问题肯定多！”王书记说“工作做扎实，争取甭出问题。”
“县上领导再三叮嘱的，也就是这意思！”薛志良说“就怕各种‘关系’干扰”
“甭怕！干扰是肯定的。”王书记说“关键是咱俩，我是这儿的一把手，你是具体办事人，矛盾肯定会集中到咱俩头上。咱俩撑硬，把杆杆儿撑端立直，事好办！”
“我保险！”薛志良笑着保证说，满有信心地走出了王书记的房子。
薛志良用一块红纸写了“招工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外的砖墙上，以免来访者乱敲冒推别人的门板，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然后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纸，起草方案。
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听见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山里有神舍药，求者不远千里”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艺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老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犯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涌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的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象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象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象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决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临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甭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弃的。现在可好，文化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嗦嗦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地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地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你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呐呐：“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档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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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干部薛志良坐在王书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册，汇报完县上关于招工工作的详尽安排后，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床铺与办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书记，右手手掌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没听进去几句。老薛轻轻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领导者。为难的当儿，他却无聊地观察起全社一万多人口的最高领导者来：头上的带耳扇的旧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皱折里，藏着灰尘，两只脚上，黄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个鞋面。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须又乱又长，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长脸上，显示着疲劳和困顿。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领导人来，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属的二十几个大队里，十多个新老社办企业里，帮助他的下属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夜里总是熬眼吧！老薛原谅领导者不礼貌的行为了，无可奈何地又叹一口气。
这时候，王书记醒来了。
“嘿呀！”王书记抱歉地笑笑，眼白里罩着一层粉红色丝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谅解。
王书记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脸盆里蘸上水，狠劲擦拭着脸，一边问：“主要精神是啥？用三、五句话说。”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图把本本上记了六七页的记录，高度概括出来，他说：“县上要求，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额，全部下到队里，公社不许半路拦截扣留一个名额，就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后门。粉碎‘四人帮’了”
“嗯！”王书记点一下头，又问“给咱分了多少名额？”
“四十。”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农青十五。”
“县上具体怎样安排？”王书记问。
“先用一周时间宣传，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额下到大队，定下人选报回公社；第三周政审、体检；第四周报县待批。前后一月，不准拖延。”薛志良说。
“好！”王书记说“你给咱提一个具体方案，周一晚上开革委会例会时讨论，通过了就办。”
薛志良点点头。
“多年没招工了，问题肯定多！”王书记说“工作做扎实，争取甭出问题。”
“县上领导再三叮嘱的，也就是这意思！”薛志良说“就怕各种‘关系’干扰”
“甭怕！干扰是肯定的。”王书记说“关键是咱俩，我是这儿的一把手，你是具体办事人，矛盾肯定会集中到咱俩头上。咱俩撑硬，把杆杆儿撑端立直，事好办！”
“我保险！”薛志良笑着保证说，满有信心地走出了王书记的房子。
薛志良用一块红纸写了“招工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外的砖墙上，以免来访者乱敲冒推别人的门板，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然后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纸，起草方案。
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听见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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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艺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老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犯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涌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的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象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象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象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决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临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甭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弃的。现在可好，文化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嗦嗦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地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地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你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呐呐：“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档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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