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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东院南排第三号房子，住着分管组织工作的严副书记。河东公社党委书记黄建国从砖旋的圆洞门走进东院，站在三号房子门外，旧门板下新刷的油漆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轻轻敲了两下，屋里传出一阵布鞋鞋底蹭着地面的轻捷的脚步声，门开了。
严副书记亲切地笑着，让黄建国进屋。这是一张典型的陕北老人的脸型，直而短的鼻梁，恰当地居于四方脸盘的中心位置。单眼皮下，有一双黑黑的眼珠，尽管五十多岁了，那眼睛里闪出的神光，仍然是犀利而又活泼的。黄建国很坦然地坐在椅子上，接住了严副书记递来的茶水。
“想把你动一动。”严副书记开门见山地说。
黄建国“嗯”了一声，不过是表示了自己对事情早有预料。昨天后晌，接到严副书记来电话叫他的通知，他马上就猜到可能要“挪窝”了。他随口说：“行嘛。”说完之后，自己首先感觉出来，他的回答里有一种明显的无所谓的口气。
“换个地方，回避一下，对你有好处，对工作也有好处。”严副书记诚恳地解释说。
回避一下！回避什么呢？黄建国心里太清楚了。
在中央发出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瞎指挥”的批示以后，黄建国顷刻之间陷入了灾难之中。一向是说钉不铆的“黄硬手”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走村串户，去向那些被扒了瓜田、挖了芦苇的生产队做检讨。特别是向那些因违抗他的命令而被撤职，被批斗，被挂着牌子游街的干部和社员会赔礼道歉！赫赫有名的黄建国，在河东公社一下子变成了黄豆腐，钻在房子里没脸出门了！
那股汹涌愤怒的洪水终于平息下去了，黄建国可以走出孤闷的小房子了。他伤透了心，心灰意懒，例外地破费从山货店买回来一张竹皮躺椅，摆在门外的泡桐树下，躺在上面，摇扇子，抽烟，喝茶。傍晚看那绚丽的晚霞从西塬顶上空渐渐隐褪，夜来眺望那一弦月牙从东塬顶缓缓朝西塬移动
“躺着比跑着舒服多了！”他心里嘲笑自己，你怎么就爱修水库、打田井？你冬不避风雪，夏不避月晒，移山造田。一年到头，东奔西颠，熬眼劳神，临了可好，落下个“瞎指挥”的恶名，得下个“害农民”的罪过，你吃了傻子药么？
“黄书记，县上布置抗旱保秋”主管秋田生产的副主任说。
“告诉上级，农民忙着逛自由市场！”黄建国挖苦说“要抗，我可以担着水桶去，可我管不住别人！”
“黄书记，咱们今年的棉花面积比国家下达面积差了七百亩，县棉花公司追查原因”分管棉花生产的专职干部汇报说。
“原因很简单，‘农民最会种庄稼’嘛！”黄建国提高嗓门，得意地嘲弄说“农民愿意种啥就种啥，我黄某人还敢再搞‘瞎指挥’吗？”
“瞎指挥”彻底变成“不指挥”了。
所有这些，严副书记都一清二楚，他用“回避一下”也同时回避了这个问题，至于领导者对他黄建国本人的看法，他觉得没有必要去作任何辩解了，仍然用无所谓的口气问：
“调我到哪里？”
“你的意见呢？”严副书记探询地问。
“随便。”黄建国说“最好让我到哪个单位去看大门，当传达”
“你呀——”严副书记笑了，用指头点着他“同志，我过去一直没有看出，你还狭隘！在你顺利的时候，好象看不出，现在，就很明显了。”
黄建国吐出一口烟，有没有必要辩解呢？
“到河西公社去吧。”严副书记说“河西公社的老梁调到河东公社来，你俩换个地窝。”说完瞅着他，黄建国低下眉，又猛地喷出一口烟雾来。
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河西公社的党委书记梁志华，在学大寨学得发疯的那几年里，比他黄建国名气大多了！要说“瞎指挥”那“梁胆大”比他黄某人干的瞎活更多，民愤也比他大得多。可是这家伙转得快，农村新经济政策一公布，梁志华摇身一变，又成了全县贯彻新政策的典型，当河西农村变革的风声传过河这边来，飘进他的耳朵的时候，他躺在泡桐树荫下的竹椅上，反感！鄙夷！甚至对梁志华的人格也不那么尊重了“随风倒喀”
那么，把梁志华调到河东公社来是什么意思呢？让梁志华来河东开辟困难局面吗？这是很明显的
黄建国说不出这些话，只是推诿说：“我做农村工作几十年，越搞越不会搞了。”
“过去许多说法和做法，值得思考，不要在某些条文上死死扣卡，要面对农村的实际。”严副书记说着，又玩笑似地批评他“这回到河西去，把躺椅收拾起来吧！立秋了”
现在，黄建国完全看清了调动他的意图，在河东工作不力，必须象搬石盘一样搬开他，这就是让他和梁志华换一下地窝的实质。他重新点燃一支烟，准备辩解了。
这当儿，门被推开了，走进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来。
“我们是河西公社的。”来人中的老汉自我介绍说。
“我俩想找严书记谈个问题。”年轻人说。
两位农村干部模样的来访者互相对视一下，又疑虑地盯了黄建国一眼。黄建国立即打消了辩解的企图，站起来，告辞了。
“那好，你先回吧！”严副书记送他到门口“县委准备搞个学习会，就当前的农村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咱们有机会谈”
推上自行车，出了圆洞门，来到县委正院，沿着院中花池的竹篱笆走向大门的时候，黄建国的心里毛毛乱乱，别别扭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味道，灰涩涩酸溜溜，腿上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
县委大门西侧的民房的廊檐下，有一家茶棚，他索性坐在矮凳上，缓解一下情绪。卖茶的老太婆殷勤地招呼着，双手递上一杯凉茶来。
一杯清凉的茶水从发干的口腔流进肚里，顿时觉得头脑也清爽了许多，黄建国瞅着县委大门外接着公路的一段坡路出神。
七年前，为了加强学大寨第一线的领导力量，他和县机关的十几名干部被抽调出来，充实进工作落后的几个公社。当他戴着花，走出县委大门的时候，心里聚着多大一股劲啊！那时候流行一句“豁出掉几斤肉”的口号，他是充分做了这种思想准备，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几斤肉去换取河东公社的新面貌的。
在河东公社里，他睡过安稳觉吗？坡陡沟深的塬坡，沙石嶙峋的河滩，跑烂了他多少双鞋？泥泞狭窄的沟道小路，夜晚摔了多少回跤？那一年下雪，一下滑进沟道，摔得人事不省我是为了坑害农民吗？
现在，自己倒落个什么下场呢？心酸，实在令人心酸
卖茶的老太太又递上一杯茶来。黄建国在县委组织部工作那阵儿，老人就在这儿卖茶，老相识了。
“老黄还在河东公社吗？”
“马上要调走了。”
“走了好。那个穷地方，谁去也治不好。”
老太太是在给他说着宽心话，黄建国没有吭声，心里好象有点不服气。
“现在的政策，变化快！得想开些，那就好了。”
他又灌下一杯茶，自己宽慰自己：让真龙天子到河东来为民赐福吧！到河西就到河西，虽不能继续在躺椅上打发日子，可也不会象在河东公社那样拚命了，我看透了
付了茶水费，他跨上自行车，觉得肚子有点空了，于是调转车头，到县城的老街上去，那儿有食堂，还可以逛逛自由市场，散散心，何必匆匆忙忙呢？
县城老街这地方，是全县农副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今天虽不逢集日，街道两边仍然到处摆着食摊菜担，只是没有木料、牲畜等大号商品罢了。整个街道给他的印象，使他想到五十年代中期城镇里的景象。这是繁荣？还是泛滥？他似乎很自然地在心里挂出一个问号。自打农副市场开放以来，他没有光顾过，没有兴趣。那有什么好看的呢？搞这种事情，用得着号召吗？多年来对小农经济的限制和斗争，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神圣职责。现在要他去鼓吹农民上自由市场，甚至叫他去逛自由市场，甭说理论，感情上也难得通畅！
刚近街心十字，一股油香钻进鼻孔，耳朵里也飘进一声甜腻腻、脆崩崩的声音：
“黄书记，吃油糕。来啊！”那顶蓝布帐篷下，一口翻卷着浪花的油锅后面，正有一张淌着油汗的瘦长条脸，对他嘻嘻笑着，手里姻熟地捏弄着一疙瘩烫面团儿，这是河东公社麻湾大队的麻天寿么，前几年总爱偷偷摸摸搞点小买卖，属于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多次上过批判会。从前老远一看见黄建国过来，早从后巷躲跑了！现在，这样躲躲溜溜的人物，居然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声高气昂地招呼黄建国吃油糕。是想卖他的钱吗？鬼！明明是故意烧臊人！
黄建国这样想着，偏把车子推到油糕桌旁边，撑起来，吃你两个油糕，又怎么样呢！
刚走进帐篷，麻天寿倒是随和得很，早已把一盘油糕和一双筷子摆在桌子上，殷勤地劝说围坐在矮腿桌子四周的食客挤一挤，给黄建国让出一个位置来。
“生意红火吧？”黄建国挑逗地问。
“罢咧！不错！”麻天寿反而故意渲染说“平时一天卖三五十块钱，逢集人多时，最多卖过一百二。”
“你这下可以先富起来啰！”
“今年还不成，要富得看明年。”麻天寿大约听出黄建国的话味，反而认真算起帐来“去年能赚一千来块钱，全部还了帐！大货结婚借亲戚家七八百，孩子都上学了，咱给人家还不了，亲戚都生分咧！今年前半年能赚六七百元，给二货订婚花光了。赶明年，我就可以搭挂盖房了！要是凭队里三毛票儿的劳动日，甭说盖房，孩子长大了，也还不清他爷给他爸娶他妈借的钱呢！”
黄建国觉得刺耳，放下了筷子，这不是等于抽他公社书记的耳光吗？他后悔不该到这油糕锅前来，凭麻天寿这样的油嘴，会说出什么好听话来呢！
“老黄，甭急！”麻天寿硬推开他拿着票子的手说“你好意思给，我还不好意思收呢！”
黄建国把钱扔到桌子上，刚出了帐篷，麻天寿招徕买主的声音又响起来：
“老五，来呀！好五哥，不吃也来坐坐呀！”
“不咧不咧！”被招徕者不好意思地推托着。
“啊呀！腰包硬了，只走不歇！朝老弟这儿连一眼都不盯呀！”麻天寿不象是真心诚意招徕顾客，倒象是耍笑什么同辈人。
黄建国侧过头一看，一个瘦小的老汉，肩头倒挂着一只葛条笼，佝偻着腰，头上扣着一顶破草帽，在麻天寿要笑取乐声中，如荆刺在背，匆匆逃走。这不是南塬大队的刘老五老汉吗？他在南塬大队驻队时，在老五家吃过派饭，是个旁人把指头塞到嘴里也不敢咬的老好人啊！他转过身，喊：“老五！”
老五刹住匆匆逃窜的脚步，看清是黄建国的时候，勉强地朝油糕桌前走来了，脸上和眼里强装的笑容，无法掩饰窘迫的情绪。
“老黄，黄书记，你也上集来了？”
这是一张被困苦的生活揉皱了的脸，长久的穷苦和困顿，使老汉难以高声说话，抬头看人。那蓬乱的头发，胡须，那透着汗渍的无袖褂儿，那鼻翼两边深深的皱纹里，都无可奈何地标明他接近于乞丐了
“五哥，给，吃点！”麻天寿做老汉的生意。
“不不不！”老五慌忙举起双手，并成一排，挡住递到眼前的盛着油糕的盘。
“怕油糕烫嘴吗？”麻天寿嘻嘻哈哈“有钱不花，头号傻瓜！吃到嘴里，实实在在。”
黄建国从麻天寿手里端过盘来，一手拉老五的胳膊，重新坐到小桌跟前，把一双筷子塞到老汉手里。
穷困而又正直的庄稼老汉，在稠人广众的大街上，接受别人的馈赠，又是黄书记这样的大领导，尴尬为难得不知如何是好，盘是端上了，却总不好意思掀动筷子。
“你进县城做啥来了？”黄建国问，很随便，企图缓解老汉的心情。
“嗨！”老汉不好意思笑着，低声说“卖点酸枣核儿。”
“唔！”黄建国这才明白，老五手背上，胳膊上和脸颊上为啥有一道道血印了，那是摘捋酸枣时被枣刺划破的。
“娃娃要上学了，得交学费哩！”老五说“我领着俩孙子，摘了点酸枣，蒸过，搓下皮，晒干了。儿子不来卖，媳妇更不来，嫌丢人现眼！我老了，脸皮厚了，不怕人笑话。”
黄建国听着，实在是找不出安慰老汉的一句话。
麻天寿却叫起来：“那怕啥？听说枣仁在广州是缺门货，出口哩！怎么样？生意发财吧？”
老五说：“爷孙俩忙了半月，到今日卖了不上十块钱。哪比得你卖油糕的手艺。”
“我捏面蛋儿算啥手艺，能挣几个钱嘛！”麻天寿说“听说你南塬大队几个干部，雇汽车往青海贩苹果，来回一趟七八天，一人就抓得一千块！那叫啥挣头？老五，你也该入一股，何必摘酸枣子呢！”
“咱笨头笨脑”老五笑了。
“你养上两头奶牛，也是好事。”麻天寿给老五热心地介绍起生财之道来“俺村的麻天虎，养了两头奶牛，给一二信箱的工人家属送牛奶，天天收入二十多块！”
“咱旱塬上，旱得草都干死了”老汉摇头。
“那，你就只有摘酸枣了。”麻天寿佯装无奈地叹一口气。
黄建国听不下去麻天寿对一个穷困老人的耍笑，却又不知讲什么好。麻天寿却一侧脸，高声又拉起买卖来：“曹支书，这儿坐！”
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嗓门。黄建国讨厌听这个调门，又怕老五再次受到麻天寿的戏谑，就拉着老汉的胳膊，走出帐篷，在一棵古老的槐树下蹲了下来。
“老黄，听说你要走了？”
黄建国没有作声。自从他作了“瞎指挥”的检讨以后这段时间里，总有传说他将调走的嘈嘈议论。一个干部在某个地方混不下去了，群众就估计他快要调走了。
“好，走了好。”老五平和地说“咱河东这条件，有啥办法？你在河东多年，费了心，出了力，也不顶啥。”
黄建国听着老汉很友好的送别词，心里反倒更灰了，老人对他连一丝留恋的意思也没有。
“队里情况怎样？”黄建国习惯地问。
“还是老样儿。”
“今年夏粮分得好不？”
“差。”
“秋田长得咋样？”
“不咋样。”
“大队干部是不是到青海贩苹果？”
刘老五闭了口，怕招惹是非的老好人啊，叹口气说：“队里没人管。有木匠手艺的人割家具卖。年轻人骑自行车贩菜卖瓜，生产没人管了”
黄建国心里冒起一股怒气，这怎么行呢？瞬即想到自己将离任，又何必呢？
刘老五说：“人家河西这二年翻得快！俺小女儿今年结婚到河西姚村，一个劳动日值一块八，一个壮劳力一年能挣成千块。前几年，姚村跟咱南塬一样穷，三毛。听说人家把土地划给小组，分组包干，把懒人的屁股给缝了！队里办了砖厂、加工厂，还种药政策是一样政策，咱河东咋不实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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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东院南排第三号房子，住着分管组织工作的严副书记。河东公社党委书记黄建国从砖旋的圆洞门走进东院，站在三号房子门外，旧门板下新刷的油漆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轻轻敲了两下，屋里传出一阵布鞋鞋底蹭着地面的轻捷的脚步声，门开了。
严副书记亲切地笑着，让黄建国进屋。这是一张典型的陕北老人的脸型，直而短的鼻梁，恰当地居于四方脸盘的中心位置。单眼皮下，有一双黑黑的眼珠，尽管五十多岁了，那眼睛里闪出的神光，仍然是犀利而又活泼的。黄建国很坦然地坐在椅子上，接住了严副书记递来的茶水。
“想把你动一动。”严副书记开门见山地说。
黄建国“嗯”了一声，不过是表示了自己对事情早有预料。昨天后晌，接到严副书记来电话叫他的通知，他马上就猜到可能要“挪窝”了。他随口说：“行嘛。”说完之后，自己首先感觉出来，他的回答里有一种明显的无所谓的口气。
“换个地方，回避一下，对你有好处，对工作也有好处。”严副书记诚恳地解释说。
回避一下！回避什么呢？黄建国心里太清楚了。
在中央发出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瞎指挥”的批示以后，黄建国顷刻之间陷入了灾难之中。一向是说钉不铆的“黄硬手”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走村串户，去向那些被扒了瓜田、挖了芦苇的生产队做检讨。特别是向那些因违抗他的命令而被撤职，被批斗，被挂着牌子游街的干部和社员会赔礼道歉！赫赫有名的黄建国，在河东公社一下子变成了黄豆腐，钻在房子里没脸出门了！
那股汹涌愤怒的洪水终于平息下去了，黄建国可以走出孤闷的小房子了。他伤透了心，心灰意懒，例外地破费从山货店买回来一张竹皮躺椅，摆在门外的泡桐树下，躺在上面，摇扇子，抽烟，喝茶。傍晚看那绚丽的晚霞从西塬顶上空渐渐隐褪，夜来眺望那一弦月牙从东塬顶缓缓朝西塬移动
“躺着比跑着舒服多了！”他心里嘲笑自己，你怎么就爱修水库、打田井？你冬不避风雪，夏不避月晒，移山造田。一年到头，东奔西颠，熬眼劳神，临了可好，落下个“瞎指挥”的恶名，得下个“害农民”的罪过，你吃了傻子药么？
“黄书记，县上布置抗旱保秋”主管秋田生产的副主任说。
“告诉上级，农民忙着逛自由市场！”黄建国挖苦说“要抗，我可以担着水桶去，可我管不住别人！”
“黄书记，咱们今年的棉花面积比国家下达面积差了七百亩，县棉花公司追查原因”分管棉花生产的专职干部汇报说。
“原因很简单，‘农民最会种庄稼’嘛！”黄建国提高嗓门，得意地嘲弄说“农民愿意种啥就种啥，我黄某人还敢再搞‘瞎指挥’吗？”
“瞎指挥”彻底变成“不指挥”了。
所有这些，严副书记都一清二楚，他用“回避一下”也同时回避了这个问题，至于领导者对他黄建国本人的看法，他觉得没有必要去作任何辩解了，仍然用无所谓的口气问：
“调我到哪里？”
“你的意见呢？”严副书记探询地问。
“随便。”黄建国说“最好让我到哪个单位去看大门，当传达”
“你呀——”严副书记笑了，用指头点着他“同志，我过去一直没有看出，你还狭隘！在你顺利的时候，好象看不出，现在，就很明显了。”
黄建国吐出一口烟，有没有必要辩解呢？
“到河西公社去吧。”严副书记说“河西公社的老梁调到河东公社来，你俩换个地窝。”说完瞅着他，黄建国低下眉，又猛地喷出一口烟雾来。
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河西公社的党委书记梁志华，在学大寨学得发疯的那几年里，比他黄建国名气大多了！要说“瞎指挥”那“梁胆大”比他黄某人干的瞎活更多，民愤也比他大得多。可是这家伙转得快，农村新经济政策一公布，梁志华摇身一变，又成了全县贯彻新政策的典型，当河西农村变革的风声传过河这边来，飘进他的耳朵的时候，他躺在泡桐树荫下的竹椅上，反感！鄙夷！甚至对梁志华的人格也不那么尊重了“随风倒喀”
那么，把梁志华调到河东公社来是什么意思呢？让梁志华来河东开辟困难局面吗？这是很明显的
黄建国说不出这些话，只是推诿说：“我做农村工作几十年，越搞越不会搞了。”
“过去许多说法和做法，值得思考，不要在某些条文上死死扣卡，要面对农村的实际。”严副书记说着，又玩笑似地批评他“这回到河西去，把躺椅收拾起来吧！立秋了”
现在，黄建国完全看清了调动他的意图，在河东工作不力，必须象搬石盘一样搬开他，这就是让他和梁志华换一下地窝的实质。他重新点燃一支烟，准备辩解了。
这当儿，门被推开了，走进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来。
“我们是河西公社的。”来人中的老汉自我介绍说。
“我俩想找严书记谈个问题。”年轻人说。
两位农村干部模样的来访者互相对视一下，又疑虑地盯了黄建国一眼。黄建国立即打消了辩解的企图，站起来，告辞了。
“那好，你先回吧！”严副书记送他到门口“县委准备搞个学习会，就当前的农村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咱们有机会谈”
推上自行车，出了圆洞门，来到县委正院，沿着院中花池的竹篱笆走向大门的时候，黄建国的心里毛毛乱乱，别别扭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味道，灰涩涩酸溜溜，腿上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
县委大门西侧的民房的廊檐下，有一家茶棚，他索性坐在矮凳上，缓解一下情绪。卖茶的老太婆殷勤地招呼着，双手递上一杯凉茶来。
一杯清凉的茶水从发干的口腔流进肚里，顿时觉得头脑也清爽了许多，黄建国瞅着县委大门外接着公路的一段坡路出神。
七年前，为了加强学大寨第一线的领导力量，他和县机关的十几名干部被抽调出来，充实进工作落后的几个公社。当他戴着花，走出县委大门的时候，心里聚着多大一股劲啊！那时候流行一句“豁出掉几斤肉”的口号，他是充分做了这种思想准备，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几斤肉去换取河东公社的新面貌的。
在河东公社里，他睡过安稳觉吗？坡陡沟深的塬坡，沙石嶙峋的河滩，跑烂了他多少双鞋？泥泞狭窄的沟道小路，夜晚摔了多少回跤？那一年下雪，一下滑进沟道，摔得人事不省我是为了坑害农民吗？
现在，自己倒落个什么下场呢？心酸，实在令人心酸
卖茶的老太太又递上一杯茶来。黄建国在县委组织部工作那阵儿，老人就在这儿卖茶，老相识了。
“老黄还在河东公社吗？”
“马上要调走了。”
“走了好。那个穷地方，谁去也治不好。”
老太太是在给他说着宽心话，黄建国没有吭声，心里好象有点不服气。
“现在的政策，变化快！得想开些，那就好了。”
他又灌下一杯茶，自己宽慰自己：让真龙天子到河东来为民赐福吧！到河西就到河西，虽不能继续在躺椅上打发日子，可也不会象在河东公社那样拚命了，我看透了
付了茶水费，他跨上自行车，觉得肚子有点空了，于是调转车头，到县城的老街上去，那儿有食堂，还可以逛逛自由市场，散散心，何必匆匆忙忙呢？
县城老街这地方，是全县农副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今天虽不逢集日，街道两边仍然到处摆着食摊菜担，只是没有木料、牲畜等大号商品罢了。整个街道给他的印象，使他想到五十年代中期城镇里的景象。这是繁荣？还是泛滥？他似乎很自然地在心里挂出一个问号。自打农副市场开放以来，他没有光顾过，没有兴趣。那有什么好看的呢？搞这种事情，用得着号召吗？多年来对小农经济的限制和斗争，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神圣职责。现在要他去鼓吹农民上自由市场，甚至叫他去逛自由市场，甭说理论，感情上也难得通畅！
刚近街心十字，一股油香钻进鼻孔，耳朵里也飘进一声甜腻腻、脆崩崩的声音：
“黄书记，吃油糕。来啊！”那顶蓝布帐篷下，一口翻卷着浪花的油锅后面，正有一张淌着油汗的瘦长条脸，对他嘻嘻笑着，手里姻熟地捏弄着一疙瘩烫面团儿，这是河东公社麻湾大队的麻天寿么，前几年总爱偷偷摸摸搞点小买卖，属于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多次上过批判会。从前老远一看见黄建国过来，早从后巷躲跑了！现在，这样躲躲溜溜的人物，居然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声高气昂地招呼黄建国吃油糕。是想卖他的钱吗？鬼！明明是故意烧臊人！
黄建国这样想着，偏把车子推到油糕桌旁边，撑起来，吃你两个油糕，又怎么样呢！
刚走进帐篷，麻天寿倒是随和得很，早已把一盘油糕和一双筷子摆在桌子上，殷勤地劝说围坐在矮腿桌子四周的食客挤一挤，给黄建国让出一个位置来。
“生意红火吧？”黄建国挑逗地问。
“罢咧！不错！”麻天寿反而故意渲染说“平时一天卖三五十块钱，逢集人多时，最多卖过一百二。”
“你这下可以先富起来啰！”
“今年还不成，要富得看明年。”麻天寿大约听出黄建国的话味，反而认真算起帐来“去年能赚一千来块钱，全部还了帐！大货结婚借亲戚家七八百，孩子都上学了，咱给人家还不了，亲戚都生分咧！今年前半年能赚六七百元，给二货订婚花光了。赶明年，我就可以搭挂盖房了！要是凭队里三毛票儿的劳动日，甭说盖房，孩子长大了，也还不清他爷给他爸娶他妈借的钱呢！”
黄建国觉得刺耳，放下了筷子，这不是等于抽他公社书记的耳光吗？他后悔不该到这油糕锅前来，凭麻天寿这样的油嘴，会说出什么好听话来呢！
“老黄，甭急！”麻天寿硬推开他拿着票子的手说“你好意思给，我还不好意思收呢！”
黄建国把钱扔到桌子上，刚出了帐篷，麻天寿招徕买主的声音又响起来：
“老五，来呀！好五哥，不吃也来坐坐呀！”
“不咧不咧！”被招徕者不好意思地推托着。
“啊呀！腰包硬了，只走不歇！朝老弟这儿连一眼都不盯呀！”麻天寿不象是真心诚意招徕顾客，倒象是耍笑什么同辈人。
黄建国侧过头一看，一个瘦小的老汉，肩头倒挂着一只葛条笼，佝偻着腰，头上扣着一顶破草帽，在麻天寿要笑取乐声中，如荆刺在背，匆匆逃走。这不是南塬大队的刘老五老汉吗？他在南塬大队驻队时，在老五家吃过派饭，是个旁人把指头塞到嘴里也不敢咬的老好人啊！他转过身，喊：“老五！”
老五刹住匆匆逃窜的脚步，看清是黄建国的时候，勉强地朝油糕桌前走来了，脸上和眼里强装的笑容，无法掩饰窘迫的情绪。
“老黄，黄书记，你也上集来了？”
这是一张被困苦的生活揉皱了的脸，长久的穷苦和困顿，使老汉难以高声说话，抬头看人。那蓬乱的头发，胡须，那透着汗渍的无袖褂儿，那鼻翼两边深深的皱纹里，都无可奈何地标明他接近于乞丐了
“五哥，给，吃点！”麻天寿做老汉的生意。
“不不不！”老五慌忙举起双手，并成一排，挡住递到眼前的盛着油糕的盘。
“怕油糕烫嘴吗？”麻天寿嘻嘻哈哈“有钱不花，头号傻瓜！吃到嘴里，实实在在。”
黄建国从麻天寿手里端过盘来，一手拉老五的胳膊，重新坐到小桌跟前，把一双筷子塞到老汉手里。
穷困而又正直的庄稼老汉，在稠人广众的大街上，接受别人的馈赠，又是黄书记这样的大领导，尴尬为难得不知如何是好，盘是端上了，却总不好意思掀动筷子。
“你进县城做啥来了？”黄建国问，很随便，企图缓解老汉的心情。
“嗨！”老汉不好意思笑着，低声说“卖点酸枣核儿。”
“唔！”黄建国这才明白，老五手背上，胳膊上和脸颊上为啥有一道道血印了，那是摘捋酸枣时被枣刺划破的。
“娃娃要上学了，得交学费哩！”老五说“我领着俩孙子，摘了点酸枣，蒸过，搓下皮，晒干了。儿子不来卖，媳妇更不来，嫌丢人现眼！我老了，脸皮厚了，不怕人笑话。”
黄建国听着，实在是找不出安慰老汉的一句话。
麻天寿却叫起来：“那怕啥？听说枣仁在广州是缺门货，出口哩！怎么样？生意发财吧？”
老五说：“爷孙俩忙了半月，到今日卖了不上十块钱。哪比得你卖油糕的手艺。”
“我捏面蛋儿算啥手艺，能挣几个钱嘛！”麻天寿说“听说你南塬大队几个干部，雇汽车往青海贩苹果，来回一趟七八天，一人就抓得一千块！那叫啥挣头？老五，你也该入一股，何必摘酸枣子呢！”
“咱笨头笨脑”老五笑了。
“你养上两头奶牛，也是好事。”麻天寿给老五热心地介绍起生财之道来“俺村的麻天虎，养了两头奶牛，给一二信箱的工人家属送牛奶，天天收入二十多块！”
“咱旱塬上，旱得草都干死了”老汉摇头。
“那，你就只有摘酸枣了。”麻天寿佯装无奈地叹一口气。
黄建国听不下去麻天寿对一个穷困老人的耍笑，却又不知讲什么好。麻天寿却一侧脸，高声又拉起买卖来：“曹支书，这儿坐！”
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嗓门。黄建国讨厌听这个调门，又怕老五再次受到麻天寿的戏谑，就拉着老汉的胳膊，走出帐篷，在一棵古老的槐树下蹲了下来。
“老黄，听说你要走了？”
黄建国没有作声。自从他作了“瞎指挥”的检讨以后这段时间里，总有传说他将调走的嘈嘈议论。一个干部在某个地方混不下去了，群众就估计他快要调走了。
“好，走了好。”老五平和地说“咱河东这条件，有啥办法？你在河东多年，费了心，出了力，也不顶啥。”
黄建国听着老汉很友好的送别词，心里反倒更灰了，老人对他连一丝留恋的意思也没有。
“队里情况怎样？”黄建国习惯地问。
“还是老样儿。”
“今年夏粮分得好不？”
“差。”
“秋田长得咋样？”
“不咋样。”
“大队干部是不是到青海贩苹果？”
刘老五闭了口，怕招惹是非的老好人啊，叹口气说：“队里没人管。有木匠手艺的人割家具卖。年轻人骑自行车贩菜卖瓜，生产没人管了”
黄建国心里冒起一股怒气，这怎么行呢？瞬即想到自己将离任，又何必呢？
刘老五说：“人家河西这二年翻得快！俺小女儿今年结婚到河西姚村，一个劳动日值一块八，一个壮劳力一年能挣成千块。前几年，姚村跟咱南塬一样穷，三毛。听说人家把土地划给小组，分组包干，把懒人的屁股给缝了！队里办了砖厂、加工厂，还种药政策是一样政策，咱河东咋不实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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