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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悠长的生命里，我几乎是看着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第一次有人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提出工业污染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人口控制的概念等等。但自己开始从事很多经营之后，我发现，原来守望者们提出的那些概念，关于环境保护，关于工业污染，关于自然被逐渐侵蚀，关于越来越深重的人口压力，居然一项一项都逐步变得明显，变得压力十足，变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了。”
“德鲁伊议会的行动处，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现在环境保护和相关的事情，而是用各种手段保护德鲁伊议会仍然作为一个机密的组织的存在，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威慑那些知道我们的存在并且想威胁我们的存在的组织。从我主持工作开始，当时因为通信手段还是比较落后，很多人甚至要每隔几年才能联络上，但是，我还是组织了德鲁伊议会行动处的核心部队，‘银色果实’。并且给了所有的行动组成员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支持，还给德鲁伊议会总部提供丰富的资金来进行研究。老师在世的时候，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很不错的团队研究遗传学说的有效率地应用，一直到科学界又一次走在了神秘学界的前方，阐发基因学说发现dna。我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我，可能因为那是德鲁伊议会第一次出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组织，极大地维护了我们的理念。而且，因为我的治疗技术，只要不死，能够将受伤的人送到上海或者送到我能赶得及去的地方，一般都不会死。而且，我策划的打击狼人，打击摩门教徒等等行动都很成功。后来银色果实在苏黎世甚至和宗教裁判所干了一架，把教廷打得很惨。而一些非战斗任务，比如东南亚雨林研究，环澳大利亚生物圈研究，两极研究，还有保护一些濒危动物的行动，都算得上是水平很高的。当时的记录，虽然因为科技发展水平和研究视点的不同，可能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怪，但如果现在公布了，还是能够形成极大的影响的。不过，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事件了，当时，我们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手里的力量，是這样强，能够在那一片哀鸣中挽救那么多生命。”
“一直到二战开始，事情才逐渐有了转变。全世界仿佛都疯狂了。在国内，我从3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想方设法认识各种人物，想要了解，并且影响事件的进程。当时，我是有些害怕的。我了解日本的工业实力，知道日本人的心态，更明白，对于那些西方的的科技和文化，日本有着远比当时的中国精深的研究。国家，民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词汇，我们现在熟悉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词汇，都是从日本的翻译方法里引入的。很难想象，当中国和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日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战争爆发后，我就作为医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游。上海虽然仍然是我的基地，但我去过北平，去过东北，去过西安，去过延安和重庆，甚至去过缅甸。我很痛苦，因为医术能够救人，德鲁伊的能力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哪怕我燃烧了自己，也无法改变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残酷屠戮的事实。”
“战争终于结束之后，這样的痛苦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当时，德鲁伊议会议长提议，我们组织一个团队，进入战后的日本，去研究一下怎么消除核辐射的影响。而我，拒绝了。每个德鲁伊都有自己的国籍，但大家对于自然的爱护和信仰是一致的。说起来，核弹的确是破坏了自然结构的极为恐怖的武器，当时对這样一个体系几乎一无所知的我们，都想要得到一些资料，来了解這样一种东西对于自然界的伤害到底到了个什么程度。但是，不是日本。日本应该付出代价，哪怕到了今天我还是這样想，也还是這样说。我提议到美国试验核武器的地点，到内华达州，到比基尼岛等地去调查。但议长执意要组织队伍去日本。因为我是行动处的负责人，而拒绝帮助日本是我的个人理由，当时我就开始隐居，回避了此事。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修行了几年之后重新出来，我才得到一个消息：进入日本的9名德鲁伊，下落不明。再也没有回到议会。其中有我的朋友，很多朋友。”
“這让我更痛苦了。于是，在无法确认自己内心状态的情况下，我继续隐居，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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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悠长的生命里，我几乎是看着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第一次有人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提出工业污染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人口控制的概念等等。但自己开始从事很多经营之后，我发现，原来守望者们提出的那些概念，关于环境保护，关于工业污染，关于自然被逐渐侵蚀，关于越来越深重的人口压力，居然一项一项都逐步变得明显，变得压力十足，变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了。”
“德鲁伊议会的行动处，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现在环境保护和相关的事情，而是用各种手段保护德鲁伊议会仍然作为一个机密的组织的存在，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威慑那些知道我们的存在并且想威胁我们的存在的组织。从我主持工作开始，当时因为通信手段还是比较落后，很多人甚至要每隔几年才能联络上，但是，我还是组织了德鲁伊议会行动处的核心部队，‘银色果实’。并且给了所有的行动组成员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支持，还给德鲁伊议会总部提供丰富的资金来进行研究。老师在世的时候，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就开始组织了一个很不错的团队研究遗传学说的有效率地应用，一直到科学界又一次走在了神秘学界的前方，阐发基因学说发现dna。我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我，可能因为那是德鲁伊议会第一次出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组织，极大地维护了我们的理念。而且，因为我的治疗技术，只要不死，能够将受伤的人送到上海或者送到我能赶得及去的地方，一般都不会死。而且，我策划的打击狼人，打击摩门教徒等等行动都很成功。后来银色果实在苏黎世甚至和宗教裁判所干了一架，把教廷打得很惨。而一些非战斗任务，比如东南亚雨林研究，环澳大利亚生物圈研究，两极研究，还有保护一些濒危动物的行动，都算得上是水平很高的。当时的记录，虽然因为科技发展水平和研究视点的不同，可能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怪，但如果现在公布了，还是能够形成极大的影响的。不过，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事件了，当时，我们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手里的力量，是這样强，能够在那一片哀鸣中挽救那么多生命。”
“一直到二战开始，事情才逐渐有了转变。全世界仿佛都疯狂了。在国内，我从3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想方设法认识各种人物，想要了解，并且影响事件的进程。当时，我是有些害怕的。我了解日本的工业实力，知道日本人的心态，更明白，对于那些西方的的科技和文化，日本有着远比当时的中国精深的研究。国家，民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词汇，我们现在熟悉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词汇，都是从日本的翻译方法里引入的。很难想象，当中国和西方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日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战争爆发后，我就作为医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游。上海虽然仍然是我的基地，但我去过北平，去过东北，去过西安，去过延安和重庆，甚至去过缅甸。我很痛苦，因为医术能够救人，德鲁伊的能力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哪怕我燃烧了自己，也无法改变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残酷屠戮的事实。”
“战争终于结束之后，這样的痛苦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当时，德鲁伊议会议长提议，我们组织一个团队，进入战后的日本，去研究一下怎么消除核辐射的影响。而我，拒绝了。每个德鲁伊都有自己的国籍，但大家对于自然的爱护和信仰是一致的。说起来，核弹的确是破坏了自然结构的极为恐怖的武器，当时对這样一个体系几乎一无所知的我们，都想要得到一些资料，来了解這样一种东西对于自然界的伤害到底到了个什么程度。但是，不是日本。日本应该付出代价，哪怕到了今天我还是這样想，也还是這样说。我提议到美国试验核武器的地点，到内华达州，到比基尼岛等地去调查。但议长执意要组织队伍去日本。因为我是行动处的负责人，而拒绝帮助日本是我的个人理由，当时我就开始隐居，回避了此事。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修行了几年之后重新出来，我才得到一个消息：进入日本的9名德鲁伊，下落不明。再也没有回到议会。其中有我的朋友，很多朋友。”
“這让我更痛苦了。于是，在无法确认自己内心状态的情况下，我继续隐居，一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