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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媳妇跟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小学的学生非常忠厚纯朴，但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明显被高山大川阻隔了，与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有断代，他们对飞机、高铁、地铁、轮船、咖啡、肯德基、麦当劳等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东西竟然没有感观上的印象，不知道是什么。绝大多数孩子都没到过市里，最远的只到过乡上的集市。只有让孩子们了解山外的世界，才能激发他们树立起走出大荒山的理想。”
孙大元说：“的确如此，山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见过世面，小学里的六位老师，年纪都比较大了，知识结构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理念落后，但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也不愿意到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即便强行分来了，也未必能安心教书。今天听了市一中的各位老师的授课，我自己都感到惭愧，我们平时就是照本宣科，按照课本内容领着学生读一遍，不懂的再讲讲，脱开课本延伸少，与学生互动少，甚至有个别老师，课本上的知识自己都没搞懂。”
我问孙大元：“茅草坪村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多孩子不多？”
孙大元说：“不多，一年就一两个吧，茅草坪村的大学生搬起手指都数得过来。”
市一中的冯老师说：“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像我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的孩子人，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中专或大学，跳出农门，变身成城里人，获得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我老家那个村，考上中专的有几十人，这些人出来后，有非常好的标杆和示范作用，他们自觉带动兄弟姐妹努力学习，其次还带动亲戚朋友、以及村里其他年轻人，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些人在城市安家立业后，有的给没考上中专和大学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联系到了合适的工作，有的把父母接到城里来生活养老，架起了城市和乡村交流的桥。”
我点了点头，说：“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考大学已经不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了。很多地方，到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非常多了。但我特别关注了一下，茅草坪村在外面打工的人都还不多。由此可见，开阔眼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放学后，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带领市一中的老师们，走访三户有孩子上学的贫困户。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茅草坪村二组六年级学生马国粉的家。马国粉是贫困户，她家的房子在这次危房改造过程中进行了维修加固，解决了有安全住房的问题。屋里的土墙并不平整，但是用石灰抹白了。堂屋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又脏又黑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屋里没有沙发，只有几条沾满灰尘的长木板凳。窄小的院子中间，用红砖砌了一面一米多高的隔墙，把牲畜和人居简单地分开。三只黑毛小猪在隔墙那边的泥地上卧着。七八只大小不一的土鸡，早已翻过隔墙，在隔墙这边的院子里觅食。马国粉的父亲前年去世了，她母亲带着她和她七十八岁的奶奶一起生活。我们走进马国粉家时，只有她奶奶在圈里喂猪。
老刘老师赶紧到地里去叫马国粉和她母亲。不一会儿，马国粉和她母亲各自背着一篮子青草回家来。马国粉和她母亲放下青草，顾不得擦额头上的汗水，赶忙拉长木板凳让我们坐。
我媳妇拿出一套新衣服，向马国粉招手，马国粉不知所措地站着，看了看她母亲，又看了看老刘老师。老刘老师说：“马国粉，还不谢谢阿姨。”马国粉这才跑过来，从我媳妇手里接过新衣服，大声说：“谢谢阿姨。”
马国粉的母亲给我介绍她家的情况：“”
马国粉的母亲告诉我们：“马国粉的父亲是得肝病死的，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欠了一万多元钱，没钱医治，只得放弃治疗，回到家里等死。为安葬马国粉的父亲，家里又借了几千元。去年好不容易喂养大了四头肥猪，谁知还没等到卖钱，就得瘟病全部死了。”
老刘老师介绍说：“马国粉平时学习认真刻苦、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中等偏上。放学回家后就跟妈妈一起干活。周末就上山放羊。算家里的小半个劳动力了。家里已经连续两年没杀年猪了。”
市一中的老师们都很同情马国粉一家。我媳妇带头，掏出200元钱，其他几个老师也都跟着，为马国粉捐款1000元。
我们来到三组贫困学生王吉伟家。王吉伟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上四年级，头发有点长，有点乱，牙齿有点黄，脸有点黑，穿着没纽扣的灰布衣服，脏兮兮的肚皮露在外面。裤子大腿处有一个破洞，脚上的脱鞋张了嘴，大脚指露了出来。王吉伟的母亲有智力障碍，生活勉强能自理，干不了其他家务活。王吉伟的父亲四十多岁，有哮喘病，干不了重的农活。王吉伟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在75岁以上了。王吉伟反应较慢，上课比较调皮，不能专心听讲，学习的自觉性差，不按时完成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学习成绩一般。市一中的老师们把一套新衣服发给王吉伟，同样为他捐了1000元的款。王吉伟的爷爷奶奶拉着我媳妇的手，千恩万谢。
我们顺着石板路，来到贫困学生黄元荣家，进到屋里，黄元荣和他父亲，以及他五岁的弟弟正在转坐在堂屋里的一张八仙桌前吃饭。我们走近一看，吃的是苞谷稀饭。大半盆子黄澄澄的苞谷稀饭摆在桌子中央，旁边放着小半碗盐，还有几个烤黄的干辣椒。黄元荣和他的小弟弟吃两口苞谷稀饭，就用筷子蘸一下盐，放到苞谷稀饭里调味。黄元荣的父亲吃几口稀饭，就挟一根烤黄的干辣椒，咬一口。因为家庭贫困，生活艰辛，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两年前黄元荣的母亲抛弃他爷仨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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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媳妇跟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小学的学生非常忠厚纯朴，但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明显被高山大川阻隔了，与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有断代，他们对飞机、高铁、地铁、轮船、咖啡、肯德基、麦当劳等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东西竟然没有感观上的印象，不知道是什么。绝大多数孩子都没到过市里，最远的只到过乡上的集市。只有让孩子们了解山外的世界，才能激发他们树立起走出大荒山的理想。”
孙大元说：“的确如此，山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见过世面，小学里的六位老师，年纪都比较大了，知识结构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理念落后，但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也不愿意到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即便强行分来了，也未必能安心教书。今天听了市一中的各位老师的授课，我自己都感到惭愧，我们平时就是照本宣科，按照课本内容领着学生读一遍，不懂的再讲讲，脱开课本延伸少，与学生互动少，甚至有个别老师，课本上的知识自己都没搞懂。”
我问孙大元：“茅草坪村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多孩子不多？”
孙大元说：“不多，一年就一两个吧，茅草坪村的大学生搬起手指都数得过来。”
市一中的冯老师说：“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像我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的孩子人，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中专或大学，跳出农门，变身成城里人，获得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我老家那个村，考上中专的有几十人，这些人出来后，有非常好的标杆和示范作用，他们自觉带动兄弟姐妹努力学习，其次还带动亲戚朋友、以及村里其他年轻人，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些人在城市安家立业后，有的给没考上中专和大学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联系到了合适的工作，有的把父母接到城里来生活养老，架起了城市和乡村交流的桥。”
我点了点头，说：“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考大学已经不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了。很多地方，到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非常多了。但我特别关注了一下，茅草坪村在外面打工的人都还不多。由此可见，开阔眼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放学后，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带领市一中的老师们，走访三户有孩子上学的贫困户。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茅草坪村二组六年级学生马国粉的家。马国粉是贫困户，她家的房子在这次危房改造过程中进行了维修加固，解决了有安全住房的问题。屋里的土墙并不平整，但是用石灰抹白了。堂屋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又脏又黑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屋里没有沙发，只有几条沾满灰尘的长木板凳。窄小的院子中间，用红砖砌了一面一米多高的隔墙，把牲畜和人居简单地分开。三只黑毛小猪在隔墙那边的泥地上卧着。七八只大小不一的土鸡，早已翻过隔墙，在隔墙这边的院子里觅食。马国粉的父亲前年去世了，她母亲带着她和她七十八岁的奶奶一起生活。我们走进马国粉家时，只有她奶奶在圈里喂猪。
老刘老师赶紧到地里去叫马国粉和她母亲。不一会儿，马国粉和她母亲各自背着一篮子青草回家来。马国粉和她母亲放下青草，顾不得擦额头上的汗水，赶忙拉长木板凳让我们坐。
我媳妇拿出一套新衣服，向马国粉招手，马国粉不知所措地站着，看了看她母亲，又看了看老刘老师。老刘老师说：“马国粉，还不谢谢阿姨。”马国粉这才跑过来，从我媳妇手里接过新衣服，大声说：“谢谢阿姨。”
马国粉的母亲给我介绍她家的情况：“”
马国粉的母亲告诉我们：“马国粉的父亲是得肝病死的，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欠了一万多元钱，没钱医治，只得放弃治疗，回到家里等死。为安葬马国粉的父亲，家里又借了几千元。去年好不容易喂养大了四头肥猪，谁知还没等到卖钱，就得瘟病全部死了。”
老刘老师介绍说：“马国粉平时学习认真刻苦、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中等偏上。放学回家后就跟妈妈一起干活。周末就上山放羊。算家里的小半个劳动力了。家里已经连续两年没杀年猪了。”
市一中的老师们都很同情马国粉一家。我媳妇带头，掏出200元钱，其他几个老师也都跟着，为马国粉捐款1000元。
我们来到三组贫困学生王吉伟家。王吉伟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上四年级，头发有点长，有点乱，牙齿有点黄，脸有点黑，穿着没纽扣的灰布衣服，脏兮兮的肚皮露在外面。裤子大腿处有一个破洞，脚上的脱鞋张了嘴，大脚指露了出来。王吉伟的母亲有智力障碍，生活勉强能自理，干不了其他家务活。王吉伟的父亲四十多岁，有哮喘病，干不了重的农活。王吉伟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在75岁以上了。王吉伟反应较慢，上课比较调皮，不能专心听讲，学习的自觉性差，不按时完成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学习成绩一般。市一中的老师们把一套新衣服发给王吉伟，同样为他捐了1000元的款。王吉伟的爷爷奶奶拉着我媳妇的手，千恩万谢。
我们顺着石板路，来到贫困学生黄元荣家，进到屋里，黄元荣和他父亲，以及他五岁的弟弟正在转坐在堂屋里的一张八仙桌前吃饭。我们走近一看，吃的是苞谷稀饭。大半盆子黄澄澄的苞谷稀饭摆在桌子中央，旁边放着小半碗盐，还有几个烤黄的干辣椒。黄元荣和他的小弟弟吃两口苞谷稀饭，就用筷子蘸一下盐，放到苞谷稀饭里调味。黄元荣的父亲吃几口稀饭，就挟一根烤黄的干辣椒，咬一口。因为家庭贫困，生活艰辛，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两年前黄元荣的母亲抛弃他爷仨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