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16我必须做自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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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
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