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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盐腌透、晒干，比较粗硬，有点儿甜味。在一个晴朗的晌午，轮船在孟加拉湾航行时，船员们杀死了一条海龙，在它的肚子里，他们发现了十字军骑士的钢盔、钮扣和武器。在加勒比海，他瞧见了维克多雨果（注：维克多雨果，法国议会的瓜德罗普岛代表，曾同英国人进行过海盗式的战争。古巴作家阿列科卡尔宾蒂耶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就是描写他的。）海盗船的怪影：船帆被致命的飓风撕成了碎片，横桁和桅杆都被海蟑螂咬坏了，轮船仍然驶往瓜德罗普，但却永远迷失了航向。乌苏娜在桌边马上哭了起来，仿佛读了望眼欲穿的信似的，在这些信里，霍阿卡蒂奥谈到了自己浪迹天涯的冒险遭遇。“咱们这儿有这么大的房子嘛，儿子，”她叹息地说。“而且咱们还把那么多的东西扔给猪吃！”但她怎么也不明白，吉卜赛人带走的这个孩子，已经成了一个野人，一次能吃半只猪崽，猛然呼出一口气就能使花儿枯萎。家里其他的人是有这种感觉的。对于他吃东西时打响嗝的习惯，阿玛兰塔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阿卡蒂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秘密，对霍阿卡蒂奥所提的问题只是勉强张张嘴巴，霍阿卡蒂奥显然力图取得这青年的好感。奥雷连诺打算让哥哥忆起他俩同住一室的那些时光，恢复童年时代的亲密关系，可是霍阿卡蒂奥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海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只有雷贝卡一人第一个眼就被击中了。那天晚上，霍阿卡蒂奥经过她的卧室门前时，她觉得，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跟这个壮汉相比，不过是穿着漂亮的文弱书生；这个壮汉火山爆发似的声音，整座宅子都能听到.她打算利用各种借口跟他相见。有一次，霍阿卡蒂奥不知羞耻地注意打量她的身姿，说道：“你完全成了个娘儿啦，小妹妹。”雷贝卡失去了自制，又象往日一样，开始贪馋地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而且拼命咂吮指头，以致指头上出现了茧子。有一回，她呕吐出了绿色的液体和死了的水蛭。夜里，她不睡觉，哆哆嗦嗦，仿佛患了热病，狂烈挣扎，一直等到天亮时房子震动，霍阿卡蒂奥来到。有一次午睡的时候，雷贝卡再也按捺不住，就走进了霍阿卡蒂奥的卧室。她发现他只穿着裤衩躺在一个吊床上，这吊床是用粗大的船索悬在梁上的。他那粗壮、裸露的躯体把她吓了一跳，她想后退。“对不起，”她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可她说得声音很低，不想吵醒别人。“到这儿来吧，”他说。她听从地站在吊床跟前，浑身直冒冷汗，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缩紧了，而霍阿卡蒂奥却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踝，然后又抚摸她的小腿，最后又抚摸她的大腿，低声说：“唉，小妹妹，唉，小妹妹。”接着，一种异常准确的、飓风似的强大力量把她拦腰抱起，三两下脱掉了她的衣服，就将她象小鸟儿一样压扁了；这时她作了非凡的努力，才没有一命呜呼。她刚刚感谢上帝让她生在人世，就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加上不可思议的快感而失去知觉，同则在吊床上热气腾腾的泥淖里挣扎，这片泥淖犹如吸墨纸吸去了她体内排出的精髓。
三天之后，他们在晚祷时结婚了。前一天，霍阿卡蒂奥前往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商店。这意大利人正在教齐特拉琴，霍阿卡蒂奥甚至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去，就向他说：“我要跟雷贝卡结婚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黯然失色，把齐特拉琴交给一个学生，就宣布下课。屋子里满是乐器和自动玩具，他俩单独留下以后，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说：
“她是你的妹妹呀！”
“这不要紧，”霍阿卡蒂奥说。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拿洒了薰衣草香水的手绢擦了擦脑门。
“这是违反自然的，”他解释说。“此外，也是法律禁止的。”
让霍阿卡蒂奥生气的，与其说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不如说是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终于惊惶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啦！”
其实，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马孔多只有阿摩斯柯特先生一个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甚至避免把它告诉自己的妻子，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士兵们是在拂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带着骡子拉的两门轻炮，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宣布下午六时以后为戒严时间。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未经审讯就将他枪决了。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变成了无声的恐怖。奥雷连诺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明白，阿摩斯柯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她打死了。市镇被占之后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住所，象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他俩单独呆在厨房里的时候，奥雷连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叫朋友们准备吧，咱们要去打仗啦。”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奥雷连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二十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在奥雷连诺的指挥下，拿着菜刀和利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夺取了枪支，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那些已有家室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就让她们听天由命了。黎明时分，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奥雷连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的部队会合，据最近的消息，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在离开之前，奥雷连诺从一个衣橱里把阿摩斯柯特先生拉了出来。“别怕，岳父，”他说“新政府说话算数，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阿摩斯柯特先生好不容易才闹明白，这个脚穿高统皮靴、肩挎步枪的暴动分子，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连诺，这是发疯，”他说。
“这不是发疯，”奥雷连诺说。“这是战争。别再叫我奥雷连诺；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连诺上校了。”
用盐腌透、晒干，比较粗硬，有点儿甜味。在一个晴朗的晌午，轮船在孟加拉湾航行时，船员们杀死了一条海龙，在它的肚子里，他们发现了十字军骑士的钢盔、钮扣和武器。在加勒比海，他瞧见了维克多雨果（注：维克多雨果，法国议会的瓜德罗普岛代表，曾同英国人进行过海盗式的战争。古巴作家阿列科卡尔宾蒂耶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就是描写他的。）海盗船的怪影：船帆被致命的飓风撕成了碎片，横桁和桅杆都被海蟑螂咬坏了，轮船仍然驶往瓜德罗普，但却永远迷失了航向。乌苏娜在桌边马上哭了起来，仿佛读了望眼欲穿的信似的，在这些信里，霍阿卡蒂奥谈到了自己浪迹天涯的冒险遭遇。“咱们这儿有这么大的房子嘛，儿子，”她叹息地说。“而且咱们还把那么多的东西扔给猪吃！”但她怎么也不明白，吉卜赛人带走的这个孩子，已经成了一个野人，一次能吃半只猪崽，猛然呼出一口气就能使花儿枯萎。家里其他的人是有这种感觉的。对于他吃东西时打响嗝的习惯，阿玛兰塔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阿卡蒂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秘密，对霍阿卡蒂奥所提的问题只是勉强张张嘴巴，霍阿卡蒂奥显然力图取得这青年的好感。奥雷连诺打算让哥哥忆起他俩同住一室的那些时光，恢复童年时代的亲密关系，可是霍阿卡蒂奥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海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只有雷贝卡一人第一个眼就被击中了。那天晚上，霍阿卡蒂奥经过她的卧室门前时，她觉得，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跟这个壮汉相比，不过是穿着漂亮的文弱书生；这个壮汉火山爆发似的声音，整座宅子都能听到.她打算利用各种借口跟他相见。有一次，霍阿卡蒂奥不知羞耻地注意打量她的身姿，说道：“你完全成了个娘儿啦，小妹妹。”雷贝卡失去了自制，又象往日一样，开始贪馋地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而且拼命咂吮指头，以致指头上出现了茧子。有一回，她呕吐出了绿色的液体和死了的水蛭。夜里，她不睡觉，哆哆嗦嗦，仿佛患了热病，狂烈挣扎，一直等到天亮时房子震动，霍阿卡蒂奥来到。有一次午睡的时候，雷贝卡再也按捺不住，就走进了霍阿卡蒂奥的卧室。她发现他只穿着裤衩躺在一个吊床上，这吊床是用粗大的船索悬在梁上的。他那粗壮、裸露的躯体把她吓了一跳，她想后退。“对不起，”她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可她说得声音很低，不想吵醒别人。“到这儿来吧，”他说。她听从地站在吊床跟前，浑身直冒冷汗，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缩紧了，而霍阿卡蒂奥却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踝，然后又抚摸她的小腿，最后又抚摸她的大腿，低声说：“唉，小妹妹，唉，小妹妹。”接着，一种异常准确的、飓风似的强大力量把她拦腰抱起，三两下脱掉了她的衣服，就将她象小鸟儿一样压扁了；这时她作了非凡的努力，才没有一命呜呼。她刚刚感谢上帝让她生在人世，就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加上不可思议的快感而失去知觉，同则在吊床上热气腾腾的泥淖里挣扎，这片泥淖犹如吸墨纸吸去了她体内排出的精髓。
三天之后，他们在晚祷时结婚了。前一天，霍阿卡蒂奥前往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商店。这意大利人正在教齐特拉琴，霍阿卡蒂奥甚至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去，就向他说：“我要跟雷贝卡结婚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黯然失色，把齐特拉琴交给一个学生，就宣布下课。屋子里满是乐器和自动玩具，他俩单独留下以后，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说：
“她是你的妹妹呀！”
“这不要紧，”霍阿卡蒂奥说。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拿洒了薰衣草香水的手绢擦了擦脑门。
“这是违反自然的，”他解释说。“此外，也是法律禁止的。”
让霍阿卡蒂奥生气的，与其说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不如说是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终于惊惶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啦！”
其实，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马孔多只有阿摩斯柯特先生一个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甚至避免把它告诉自己的妻子，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士兵们是在拂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带着骡子拉的两门轻炮，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宣布下午六时以后为戒严时间。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未经审讯就将他枪决了。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变成了无声的恐怖。奥雷连诺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明白，阿摩斯柯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她打死了。市镇被占之后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住所，象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他俩单独呆在厨房里的时候，奥雷连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叫朋友们准备吧，咱们要去打仗啦。”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奥雷连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二十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在奥雷连诺的指挥下，拿着菜刀和利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夺取了枪支，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那些已有家室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就让她们听天由命了。黎明时分，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奥雷连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的部队会合，据最近的消息，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在离开之前，奥雷连诺从一个衣橱里把阿摩斯柯特先生拉了出来。“别怕，岳父，”他说“新政府说话算数，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阿摩斯柯特先生好不容易才闹明白，这个脚穿高统皮靴、肩挎步枪的暴动分子，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连诺，这是发疯，”他说。
“这不是发疯，”奥雷连诺说。“这是战争。别再叫我奥雷连诺；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连诺上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