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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
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六、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十七、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marilyn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十八、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他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二十九、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间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他点头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那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那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甚至大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
"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
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蔷"（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入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日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二三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谭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
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惟女弟子是尚。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断丧得愈厉害。
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祖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的去过一次，xìng交、戏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二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大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大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c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of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t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看、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奥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料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留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叫能有轻微的"雕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以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王子年抬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ài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吹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入道。其巧而丧心如此"。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xìng交的"吹气娃娃"了，今天"吹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迫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玛丹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订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即郭先生、角先生、假xx巴、人工xxxx），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阳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它"xìng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经！卡经！"（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
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
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六、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十七、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marilyn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十八、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他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二十九、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间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他点头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那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那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甚至大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
"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
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蔷"（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入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日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二三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谭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
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惟女弟子是尚。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断丧得愈厉害。
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祖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的去过一次，xìng交、戏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二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大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大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c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of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t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看、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奥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料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留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叫能有轻微的"雕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以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王子年抬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ài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吹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入道。其巧而丧心如此"。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xìng交的"吹气娃娃"了，今天"吹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迫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玛丹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订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即郭先生、角先生、假xx巴、人工xxxx），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阳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它"xìng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经！卡经！"（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