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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约前三七三~约前二八九),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子中最精华的思想,乃是它的政治哲学。孟轲主张义利之辨,此利乃指自私自利,不是民生乐利,孟轲从不反对民生乐利,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不足以知孟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前一七六~前一四),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以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一个学生害了他。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也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韩愈:韩昌黎集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北昌黎(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通县)人。他是唐朝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逸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六个月,就放回来了。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严然以道统自任。他是公然主张"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他在思想上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但在文章上,却卓然成家。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一作文就是"四六体"——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造成"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局面。虽然他的文章,讨厌之处也不少,但比起八代的来,总算是进步了。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四四四~五一八),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四五一五一五?)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又说:"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人夫夫心,不会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在和它扯不... -->>
孟轲(约前三七三~约前二八九),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子中最精华的思想,乃是它的政治哲学。孟轲主张义利之辨,此利乃指自私自利,不是民生乐利,孟轲从不反对民生乐利,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不足以知孟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前一七六~前一四),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以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一个学生害了他。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也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韩愈:韩昌黎集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北昌黎(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通县)人。他是唐朝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逸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六个月,就放回来了。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严然以道统自任。他是公然主张"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他在思想上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但在文章上,却卓然成家。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一作文就是"四六体"——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造成"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局面。虽然他的文章,讨厌之处也不少,但比起八代的来,总算是进步了。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四四四~五一八),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四五一五一五?)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又说:"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人夫夫心,不会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在和它扯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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