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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王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老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王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今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如艾略特的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土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 -->>
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王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老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王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今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如艾略特的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土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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