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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是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
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这个人物得学好呀。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老侠:收获的态度对你的创作是个激励,对吧。
王朔: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现在这单纯的东西少了。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上来就想跟人讲道理。是不是人岁数一大都这样。因为我确实觉得人岁数大了以后,会看出生活中的许多小道理,知道了想不说就特难,控制不住,特愿意踉人说这事其实是怎么回事儿,本质上是怎么回事儿。年轻时自己讨厌的那套拿道理压人到岁数大点儿就都来了,自己也拿道理说事儿,实际上是想压人。我觉得现在我写小说没有过去的那种单纯的感性的东西了,我想尽量回到那上面去,就是说我原本是本能地觉得这东西只能这样写,不能写成那样的。现在我认识到小说这东西必须自我,必须这样写,反倒不如没有认识之前那么单纯了,反倒也往里边础很多认识。那时我爱看那些特深特大的书,但不敢看。我就觉得一旦被道理左右了以后,很多本来有的东西就没有了。这是我一直摆不正的关系。
老侠:有些东西的原初状态无法用理论总结,一总结就没有了。作家有两类,比如像萨特那类,先学哲学搞哲学,后来用文学图解他的哲学思想,只是他表达得比别人稍稍高明一点儿,有一些个人的具体生活体验在里面。另一类是像热内那种,他在法国也是小痞子,偷东西。四处流浪、吸毒。同性恋,还被抓起来蹲过监狱,他的小说就是还原他以及他那一类人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写,写到哪儿算哪儿。热内的写作经验跟你特别像,他小说中的那些人都是西方的底层人边缘人,类似小流氓小痞子,混不论,什么都干。后来热内又被警察抓了,还判了刑。是萨特等有影响的人出面向当局把他保释出来,说他是个文学天才。你的经验使我想起刚刚改革开放那阵子,还有许多禁忌的时候,那时候公开唱邓丽君、敢穿牛仔裤、戴蛤蟆镜这些新潮东西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小流氓小痞子,最早把牛仔裤的裤角剪掉一块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是混,仅敢为天下先,敢第一个吃禁果。这帮人不是有意成为冲破禁锢的先锋,而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们你说的那个"道理",有人告诉他们也不听或根本听不懂。他们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责任感,活得很本能,没觉得谁能对我说一个道理。这东西来了,觉得好,时髦,就穿了。穿上了让大家都盯着我看,我也挺高兴的挺得意的。就有点儿虚荣,纯真的虚荣,我就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王朔:现在大众文化中赶新潮的劲儿,开放之初确实是由小痞子们最早尝试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高雅,看着那花哨、新鲜。以前没见过,就试一把。
老侠:这群人可以无顾忌地接受新东西。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青年的偶像,就因为他说要从机械一体化的秩序中解放出来,最有力的反叛就是流氓、妓女、嬉皮士、吸毒等等社会的边缘群体的本能性行为。
王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结果。我的这种趣味,我在这一行中所学的东西,与这些人的生活比起来,其实已经是偏保守的了。我的这个俗,已是不那么俗了。所以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纯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集体制作的电视剧),一直不怎么顺,都是认识上的问题造成的。一想要讨论认识上的问题,自己与自己打仗时,就会打断小说中的好多东西。当然我现在做不到那么单纯了,但我也不想有一种固定的写法。我想慢慢地来,还是要通过恢复本能的单纯的东西。我想最后自己解放自己时,写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老侠:写小说没有什么套路可循。萧红当年回答别人问她用什么方法写小说时,回答得真可爱,她说小说有各种各样做法,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小说做法之类的东西,我就这么写就完了。这回答比鲁迅谈小说的话还要地道。可惜萧红死得太早,留下的不多,但她留下的几个东西还都不错,起码远远超过冰心和丁玲的东西。其实,你的小说的那种语言,从北京的口语提炼出的泛政治化的语言,让大众觉得(北方人)就是哥们几乎常说的话,你的人物所呈现的状态,与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你的写作态度后面有种兴灾乐祸的怂恿心理。那些人看了居然有作家写他们,他们就觉得这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可。不像传统的作家一定要教他们向上,一定要高高在上教训他们。原来,作家离他们很远,似乎都是些高雅的正经的人才能当作家,对他们从不正眼瞧一下。现在有作家看他们写他们了,既然作家都这么写了,就证明这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我不知道你写这些人这么写的初衷是什么,也许就没有什么初衷,但客观上是一种怂恿。只有敢于直面自己的人,才能这么写。真实都是可怕的陌生的,谎言才是轻盈的。你小说中的调侃背后,应该有辛辣辛酸,但我没太看出来。也罢了,能真实一回就很不容易了。
王朔:从那之后的很多年,我才发现我不能轻视自己。原来我一直轻视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无聊、空洞、没意义,我认为应该过那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乃至在小说中描写更有意义的生活。我现在才觉得,我这个生活无比重要,不能轻视,就是我自己过的这个。我就把这个写出来就可以啦,我的生活才是我的根基,是我写作的原点,对我来说这么写就是表示我与伪生活的决裂,与那种按某种道理做人的生活的告别。
老侠:有一批人像你这么写,比如热内。也有的人只写内心的东西,像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她的外在生活单调极了,她从未谈过恋爱,也未走出过她住的那个小地方,但她的内心生活很狂暴、很开阔,真的就是风暴,狰狞的致人于死命的爱和恨,完全是灵魂中的东西。还有美国的女诗人狄金森,她的诗也完全是内心的东西,她日常就活在内心里,现实生活对她来说就是内心生活。她内向、孤僻、不与人交往,每天与自己的内心交谈,然后把这种自我审视与交谈变成诗,出来就非常有震撼力。
王朔:这类生活在灵魂中的作家中国有吗?
老侠:我是没见过。鲁迅的野草有点这种东西,但他没坚守住。中国的学院派,一看到你这么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了一群小流氓,行文中又有些对知识人的不恭,自然有些反感。当时还有一批先锋作家炒学者小说家,说中国就缺少学者小说家了,像余华、马原、高行健这帮人,当时他们专炒博尔赫斯的那种特渊博的小说。写"交叉花园"的找不到出入口的迷径。
王朔:反正,那种掉书袋子式的以示渊博的写法,是非常容易获得尊敬的,甭管怎么说,就冲着看这么多书也不容易。
博尔赫斯什么的,图书馆馆长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一轻视你就没学问没文化没背景没根基,任何人都乐意跟那样的渊博套套磁。
老侠:你的小说一下子把你自己的生活经验端出来了,而你的生活经验又跟一大批人相似,再加上口语,你就一下子成了一个阅读面挺广的作家。
王朔:也就北方人认,到南方没戏。
王朔: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是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
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这个人物得学好呀。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老侠:收获的态度对你的创作是个激励,对吧。
王朔: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现在这单纯的东西少了。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上来就想跟人讲道理。是不是人岁数一大都这样。因为我确实觉得人岁数大了以后,会看出生活中的许多小道理,知道了想不说就特难,控制不住,特愿意踉人说这事其实是怎么回事儿,本质上是怎么回事儿。年轻时自己讨厌的那套拿道理压人到岁数大点儿就都来了,自己也拿道理说事儿,实际上是想压人。我觉得现在我写小说没有过去的那种单纯的感性的东西了,我想尽量回到那上面去,就是说我原本是本能地觉得这东西只能这样写,不能写成那样的。现在我认识到小说这东西必须自我,必须这样写,反倒不如没有认识之前那么单纯了,反倒也往里边础很多认识。那时我爱看那些特深特大的书,但不敢看。我就觉得一旦被道理左右了以后,很多本来有的东西就没有了。这是我一直摆不正的关系。
老侠:有些东西的原初状态无法用理论总结,一总结就没有了。作家有两类,比如像萨特那类,先学哲学搞哲学,后来用文学图解他的哲学思想,只是他表达得比别人稍稍高明一点儿,有一些个人的具体生活体验在里面。另一类是像热内那种,他在法国也是小痞子,偷东西。四处流浪、吸毒。同性恋,还被抓起来蹲过监狱,他的小说就是还原他以及他那一类人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写,写到哪儿算哪儿。热内的写作经验跟你特别像,他小说中的那些人都是西方的底层人边缘人,类似小流氓小痞子,混不论,什么都干。后来热内又被警察抓了,还判了刑。是萨特等有影响的人出面向当局把他保释出来,说他是个文学天才。你的经验使我想起刚刚改革开放那阵子,还有许多禁忌的时候,那时候公开唱邓丽君、敢穿牛仔裤、戴蛤蟆镜这些新潮东西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小流氓小痞子,最早把牛仔裤的裤角剪掉一块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是混,仅敢为天下先,敢第一个吃禁果。这帮人不是有意成为冲破禁锢的先锋,而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们你说的那个"道理",有人告诉他们也不听或根本听不懂。他们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责任感,活得很本能,没觉得谁能对我说一个道理。这东西来了,觉得好,时髦,就穿了。穿上了让大家都盯着我看,我也挺高兴的挺得意的。就有点儿虚荣,纯真的虚荣,我就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王朔:现在大众文化中赶新潮的劲儿,开放之初确实是由小痞子们最早尝试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高雅,看着那花哨、新鲜。以前没见过,就试一把。
老侠:这群人可以无顾忌地接受新东西。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青年的偶像,就因为他说要从机械一体化的秩序中解放出来,最有力的反叛就是流氓、妓女、嬉皮士、吸毒等等社会的边缘群体的本能性行为。
王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结果。我的这种趣味,我在这一行中所学的东西,与这些人的生活比起来,其实已经是偏保守的了。我的这个俗,已是不那么俗了。所以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纯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集体制作的电视剧),一直不怎么顺,都是认识上的问题造成的。一想要讨论认识上的问题,自己与自己打仗时,就会打断小说中的好多东西。当然我现在做不到那么单纯了,但我也不想有一种固定的写法。我想慢慢地来,还是要通过恢复本能的单纯的东西。我想最后自己解放自己时,写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老侠:写小说没有什么套路可循。萧红当年回答别人问她用什么方法写小说时,回答得真可爱,她说小说有各种各样做法,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小说做法之类的东西,我就这么写就完了。这回答比鲁迅谈小说的话还要地道。可惜萧红死得太早,留下的不多,但她留下的几个东西还都不错,起码远远超过冰心和丁玲的东西。其实,你的小说的那种语言,从北京的口语提炼出的泛政治化的语言,让大众觉得(北方人)就是哥们几乎常说的话,你的人物所呈现的状态,与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你的写作态度后面有种兴灾乐祸的怂恿心理。那些人看了居然有作家写他们,他们就觉得这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可。不像传统的作家一定要教他们向上,一定要高高在上教训他们。原来,作家离他们很远,似乎都是些高雅的正经的人才能当作家,对他们从不正眼瞧一下。现在有作家看他们写他们了,既然作家都这么写了,就证明这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我不知道你写这些人这么写的初衷是什么,也许就没有什么初衷,但客观上是一种怂恿。只有敢于直面自己的人,才能这么写。真实都是可怕的陌生的,谎言才是轻盈的。你小说中的调侃背后,应该有辛辣辛酸,但我没太看出来。也罢了,能真实一回就很不容易了。
王朔:从那之后的很多年,我才发现我不能轻视自己。原来我一直轻视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无聊、空洞、没意义,我认为应该过那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乃至在小说中描写更有意义的生活。我现在才觉得,我这个生活无比重要,不能轻视,就是我自己过的这个。我就把这个写出来就可以啦,我的生活才是我的根基,是我写作的原点,对我来说这么写就是表示我与伪生活的决裂,与那种按某种道理做人的生活的告别。
老侠:有一批人像你这么写,比如热内。也有的人只写内心的东西,像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她的外在生活单调极了,她从未谈过恋爱,也未走出过她住的那个小地方,但她的内心生活很狂暴、很开阔,真的就是风暴,狰狞的致人于死命的爱和恨,完全是灵魂中的东西。还有美国的女诗人狄金森,她的诗也完全是内心的东西,她日常就活在内心里,现实生活对她来说就是内心生活。她内向、孤僻、不与人交往,每天与自己的内心交谈,然后把这种自我审视与交谈变成诗,出来就非常有震撼力。
王朔:这类生活在灵魂中的作家中国有吗?
老侠:我是没见过。鲁迅的野草有点这种东西,但他没坚守住。中国的学院派,一看到你这么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了一群小流氓,行文中又有些对知识人的不恭,自然有些反感。当时还有一批先锋作家炒学者小说家,说中国就缺少学者小说家了,像余华、马原、高行健这帮人,当时他们专炒博尔赫斯的那种特渊博的小说。写"交叉花园"的找不到出入口的迷径。
王朔:反正,那种掉书袋子式的以示渊博的写法,是非常容易获得尊敬的,甭管怎么说,就冲着看这么多书也不容易。
博尔赫斯什么的,图书馆馆长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一轻视你就没学问没文化没背景没根基,任何人都乐意跟那样的渊博套套磁。
老侠:你的小说一下子把你自己的生活经验端出来了,而你的生活经验又跟一大批人相似,再加上口语,你就一下子成了一个阅读面挺广的作家。
王朔:也就北方人认,到南方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