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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我们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挣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俺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溢。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混。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在胸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节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将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凉肉跳，可没有谁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病。”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是美国人，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像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笑里藏刀，说谎天经地义，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30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这有时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全心全意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待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油，内心敦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入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与巴金相比，钱钟书先生更加腼腆。钱钟书的腼腆是由狂与真结合而成的。“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谁不想上去露露面呢？可钱钟书却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几个学生轮番上阵劝说，他也丝毫不动心。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对巴金与钱钟书这样的文化老人而言，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泊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像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珂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惊心，而腼腆的姿态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地粗鄙、丑陋、委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基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敬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永恒的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爆，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地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良好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
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我们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挣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俺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溢。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混。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在胸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节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将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凉肉跳，可没有谁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病。”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是美国人，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像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笑里藏刀，说谎天经地义，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30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这有时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全心全意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待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油，内心敦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入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与巴金相比，钱钟书先生更加腼腆。钱钟书的腼腆是由狂与真结合而成的。“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谁不想上去露露面呢？可钱钟书却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几个学生轮番上阵劝说，他也丝毫不动心。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对巴金与钱钟书这样的文化老人而言，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泊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像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珂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惊心，而腼腆的姿态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地粗鄙、丑陋、委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基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敬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永恒的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爆，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地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良好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