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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还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一天，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他进门就高喊着说：“知道了，知道了，面包发酵得用酒花，和蒸馒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听着酒花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他也没有见过。想了想他又说：“大概像中药吧。”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
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这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说这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象。
“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
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
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再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着他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鉴定的权利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
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
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温度。
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已超过了“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鉴定。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象。
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并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功夫，也不是学做面包，是学做蛋糕。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个更高阶段。
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纪录影片公演，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那两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也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那种面包叫作“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只橄榄型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发着高贵的乌光。父亲说，他能猜出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
为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导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型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热回流式。
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后当我真的坐在从前尼迈里坐过的那个地方，坐在纽约曼哈顿的饭店里，坐在北欧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细的餐馆里，不论面前是哪类面包，我总是和父亲的“尼迈里”作着比较，那几乎成为我终生分析面包的一个标准起点。也许这标准的真正起点，是源于父亲当年为我们创造的意外的氛围。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
这些年父亲买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他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有时任意翻翻这书们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地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
一只生着锈的老烤炉摆在他的画架旁边，作为画箱的依托。也许父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它却像是从前的一个活见证，为我们固守着那不可再现的面包岁月。
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还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一天，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他进门就高喊着说：“知道了，知道了，面包发酵得用酒花，和蒸馒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听着酒花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他也没有见过。想了想他又说：“大概像中药吧。”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
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这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说这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象。
“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
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
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再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着他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鉴定的权利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
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
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温度。
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已超过了“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鉴定。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象。
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并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功夫，也不是学做面包，是学做蛋糕。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个更高阶段。
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纪录影片公演，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那两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也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那种面包叫作“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只橄榄型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发着高贵的乌光。父亲说，他能猜出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
为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导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型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热回流式。
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后当我真的坐在从前尼迈里坐过的那个地方，坐在纽约曼哈顿的饭店里，坐在北欧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细的餐馆里，不论面前是哪类面包，我总是和父亲的“尼迈里”作着比较，那几乎成为我终生分析面包的一个标准起点。也许这标准的真正起点，是源于父亲当年为我们创造的意外的氛围。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
这些年父亲买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他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有时任意翻翻这书们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地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
一只生着锈的老烤炉摆在他的画架旁边，作为画箱的依托。也许父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它却像是从前的一个活见证，为我们固守着那不可再现的面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