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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但我从此记住了这个“疯子”这是一个敲着铜锣、赤膊前行的杞人。他有着一张黧黑的杞地农民的面孔，肋巴骨一张一合，就有重金属一般的声音从他口中铿铿锵锵地奔腾而出，与锣声一起，敲打在杞国的天上。谁也看不出，这个“疯子”就是委托我大舅代理校务的留德博士。他从汤恩伯将军的监牢里跑出来潜回杞地，在集市上敲锣呐喊以后又悄然不知去向。四年以后，我又在流亡豫西山区的一所大学里看到了他。他与我的父亲都在这所大学里执教。我深感遗憾地没有再看到他呐喊前进时裸露的胸膛和肋巴，却看见他穿着与偏僻的村寨不太相宜的西装，而且从卖柴山民的柴捆里找到了一根具有天然花纹的手杖。手杖像魔杖一样一起一落，敲打着村寨的土路，把一连串的轶闻趣事留在路上。
他是走出杞地的第一个“留洋生”在德国苦读五年，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浪漫爱情却又发现了她具有某种程度的纳粹倾向而断然离异。但也有人说，导致离异的真实原因，是那位美丽而强健的德国女子也承受不了这位中国博士过于高涨的性能力。后一种说法使得杞地的男人感到无比的自豪，乃至于导致了“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破产。一位管理大学澡堂的工友公布了他在澡堂里的发现：“你们看见过博士小腹下边的那个东西么？希特勒那小子是绝对比不上的，东条英机也他妈的必败无疑！”
他从德国学成归来，曾被委任为豫北济源县县长，却又在上任第十几天或是第二十几天挂冠而去。问题出在一个承审员正在拷打土匪，当了县长的博士走进审判室说：“你为什么打他？他也享有人权的呀！”承审员说：“他不肯招供。”博士说：“我来问他。”遂问土匪：“好端端的你，何以为匪？”土匪说：“家里穷，饿急了。”博士说：“这是社会问题，怎能怪你！”当即为土匪松绑，好言抚慰说：“回家吧，一路走好！”土匪对县长产生了依依惜别之情，离去时又向他“借支”了一笔有借无还的路费。
博士干县长不成，又受聘于h大学任经济系教授。他露出委屈无奈的样子说：“干这个劳什子教授，怎能拯救国魂于童蒙呢？”于是，他又在家乡杞地创办小学和中学，变卖家产、节衣缩食，把他的教授工资也逐月拿回来办学。他从省城回来，收缴了全校的戒尺、教鞭，让工友拉来一车木柴，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从此废除野蛮的体罚制度。他亲手点燃木柴，放火焚烧了戒尺、教鞭，又脱了皮鞋，高举手中说：“我穿着这双皮鞋，踢过一个学生的屁股。”又对皮鞋说：“你应该代我受罚。”遂将皮鞋掷入烈火。据说那是一双德国皮鞋，在烈火中发出格外刺鼻的臭味。博士掩鼻问道：“这是什么气味呢？”博士自答：“这就是法西斯蒂的气味。”博士赤脚而立，继续讲演：“你们务必记住，今后，如果我踢了任何一个同学的屁股，你们都可以踢我的屁股，而不要把它当成博士的屁股。”全场大笑，博士肃立而不笑，说：“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里，屁股的地位也是一律平等的。”
博士公然贴出通告，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几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窗外偷听，向教室里探头探脑，有人听见“咔嚓”了一下，据说是子弹上膛的声音。博士听而不闻，照讲不误，声遏流云。校长惊慌赶来时，他向校长深鞠一躬说：“为了不累及阁下，请允许我向阁下宣布，我已经把我解聘了。”说毕，就将博士帽戴在手杖上，举在空中，让它滴溜溜地打着转，扬长而去。
博士把自己解聘以后，他在杞地创办的中学也面临饥荒，每月只能发给教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位德高望重而饥肠辘辘的老教师就要辞教离去。他率全校学子在这位老教师面前长跪不起，说：“请先生再吃几天杂面条，容我去搞点不义之财，再吃白蒸馍。”他从地上爬起来，直奔安徽合肥，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谋职。他留学德国以前，当过刘镇华的家庭教师，深受刘镇华的器重，刘就委任他当了安庆市烟酒税局局长。杞地办学经费从安庆滚滚来。一年后，他病倒在安庆。他的夫人典当了皮袄当路费，来到安庆看他。他问：“老师们还吃杂面条吗？”夫人说：“吃白馍了。”他说：“好，把我的呢子大衣卖了当路费，我们回去吧。”
博士聘请过一位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教导主任，委托他管理全部教务，却不知道他是受到通令缉捕的“赤匪”要犯。“赤匪”就在学校里收容了失散的同志，把学校变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到校视察时，与“赤匪”要犯不期而遇，感到似曾相识，确认身份后急来抓捕“赤匪”越墙而逃。党部要员勃然大怒，令博士交出“赤匪”博士却抓住党部要员不放，说：“是你把他吓走了，我正要找你要人！”党部要员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骂了一声：“洋疯子！”不了了之。此后，博士向我大舅叮嘱说：“赶紧在学校后墙上挖个窟窿，下次再出事，别叫人家翻墙头，崴了脚脖子！”
但是，在战争正在迫近而依旧喧闹的集市上，我只记住他是一个赤裸着胸膛敲打铜锣、呐喊前行的杞人，伴着悠远的锣声远去，消逝在历史的云烟里。
集市上的叫卖声又像一缕缕细烟儿蹿上天空：
“烤白薯热哩！”
“豆腐脑热哩！”
“肉包子热哩！”
杞地的叫卖声不如古都开封的好听，缺少悠扬婉转的拖腔和唤起欲望的激情。而且，我听见，一个捧着水烟袋的男人喊了一声：“王疯子热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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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走出杞地的第一个“留洋生”在德国苦读五年，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浪漫爱情却又发现了她具有某种程度的纳粹倾向而断然离异。但也有人说，导致离异的真实原因，是那位美丽而强健的德国女子也承受不了这位中国博士过于高涨的性能力。后一种说法使得杞地的男人感到无比的自豪，乃至于导致了“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破产。一位管理大学澡堂的工友公布了他在澡堂里的发现：“你们看见过博士小腹下边的那个东西么？希特勒那小子是绝对比不上的，东条英机也他妈的必败无疑！”
他从德国学成归来，曾被委任为豫北济源县县长，却又在上任第十几天或是第二十几天挂冠而去。问题出在一个承审员正在拷打土匪，当了县长的博士走进审判室说：“你为什么打他？他也享有人权的呀！”承审员说：“他不肯招供。”博士说：“我来问他。”遂问土匪：“好端端的你，何以为匪？”土匪说：“家里穷，饿急了。”博士说：“这是社会问题，怎能怪你！”当即为土匪松绑，好言抚慰说：“回家吧，一路走好！”土匪对县长产生了依依惜别之情，离去时又向他“借支”了一笔有借无还的路费。
博士干县长不成，又受聘于h大学任经济系教授。他露出委屈无奈的样子说：“干这个劳什子教授，怎能拯救国魂于童蒙呢？”于是，他又在家乡杞地创办小学和中学，变卖家产、节衣缩食，把他的教授工资也逐月拿回来办学。他从省城回来，收缴了全校的戒尺、教鞭，让工友拉来一车木柴，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从此废除野蛮的体罚制度。他亲手点燃木柴，放火焚烧了戒尺、教鞭，又脱了皮鞋，高举手中说：“我穿着这双皮鞋，踢过一个学生的屁股。”又对皮鞋说：“你应该代我受罚。”遂将皮鞋掷入烈火。据说那是一双德国皮鞋，在烈火中发出格外刺鼻的臭味。博士掩鼻问道：“这是什么气味呢？”博士自答：“这就是法西斯蒂的气味。”博士赤脚而立，继续讲演：“你们务必记住，今后，如果我踢了任何一个同学的屁股，你们都可以踢我的屁股，而不要把它当成博士的屁股。”全场大笑，博士肃立而不笑，说：“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里，屁股的地位也是一律平等的。”
博士公然贴出通告，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几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窗外偷听，向教室里探头探脑，有人听见“咔嚓”了一下，据说是子弹上膛的声音。博士听而不闻，照讲不误，声遏流云。校长惊慌赶来时，他向校长深鞠一躬说：“为了不累及阁下，请允许我向阁下宣布，我已经把我解聘了。”说毕，就将博士帽戴在手杖上，举在空中，让它滴溜溜地打着转，扬长而去。
博士把自己解聘以后，他在杞地创办的中学也面临饥荒，每月只能发给教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位德高望重而饥肠辘辘的老教师就要辞教离去。他率全校学子在这位老教师面前长跪不起，说：“请先生再吃几天杂面条，容我去搞点不义之财，再吃白蒸馍。”他从地上爬起来，直奔安徽合肥，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谋职。他留学德国以前，当过刘镇华的家庭教师，深受刘镇华的器重，刘就委任他当了安庆市烟酒税局局长。杞地办学经费从安庆滚滚来。一年后，他病倒在安庆。他的夫人典当了皮袄当路费，来到安庆看他。他问：“老师们还吃杂面条吗？”夫人说：“吃白馍了。”他说：“好，把我的呢子大衣卖了当路费，我们回去吧。”
博士聘请过一位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教导主任，委托他管理全部教务，却不知道他是受到通令缉捕的“赤匪”要犯。“赤匪”就在学校里收容了失散的同志，把学校变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到校视察时，与“赤匪”要犯不期而遇，感到似曾相识，确认身份后急来抓捕“赤匪”越墙而逃。党部要员勃然大怒，令博士交出“赤匪”博士却抓住党部要员不放，说：“是你把他吓走了，我正要找你要人！”党部要员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骂了一声：“洋疯子！”不了了之。此后，博士向我大舅叮嘱说：“赶紧在学校后墙上挖个窟窿，下次再出事，别叫人家翻墙头，崴了脚脖子！”
但是，在战争正在迫近而依旧喧闹的集市上，我只记住他是一个赤裸着胸膛敲打铜锣、呐喊前行的杞人，伴着悠远的锣声远去，消逝在历史的云烟里。
集市上的叫卖声又像一缕缕细烟儿蹿上天空：
“烤白薯热哩！”
“豆腐脑热哩！”
“肉包子热哩！”
杞地的叫卖声不如古都开封的好听，缺少悠扬婉转的拖腔和唤起欲望的激情。而且，我听见，一个捧着水烟袋的男人喊了一声：“王疯子热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