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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一个女人往天上一抛
那女人至今还在空中悬浮
——亚历山大。叶列缅科
我和我的朋友殒楠在忽然变得空洞寂寥了的机场候机厅里一下子清澈明晰起来，我们的声音也从刚才的淹没在嘈杂纷乱天南地北的语调中抽脱出来，一时间显得嗓音大了许多，我甚至听到了她那熟悉的气息。刚才这里还是黑压压一片喧哗起伏的人头，波浪一般的手臂层层叠叠地举向玄舱入口处的机场小姐，很像是好得要死却结不成婚或者厌倦得要死却离不成婚的人抢购特赦证书似的争先检票，获准通过，捷足先登，生怕被飞机丢下，赶不上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前后总共不过十几分钟时间。
我们不急。我们甚至有一种赛着沉着的心理。
沉着是由生活的阅历构成，那一种坦然面对一切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素质，我不及殒楠。她有一次说我在生活中像个受惊的小动物，比如陷阱丛生的森林里的一只母鹿，面临杀戮奔赴哪一家的餐宴即将成为盘中美食的一只母羊，丧失了侵略天性的四面楚歌的一只母狼然后，她想了想，又统统把“母”字去掉，她说她不喜欢在我的一切称谓前多出一个“母”字，这个字不属于我，这个字有时候被世俗的性别偏见把它与愚蠢、软弱、被动、无能之类的贬义词汇联系或等同起来。她说，她喜欢我那“弟弟式的妹妹”或“妹妹式的弟弟”的样子，潇洒智慧、怪异而惊人的那种妩媚。
她津津乐道地向我谈论她家里的两只狗，她给那只母狗起名叫做逗号，给另一只公狗起名叫做句号。她说，逗号很爱句号，爱得很专注；句号也爱逗号，只是句号爱逗号的时候，同时还惦记着邻居家的母狗，她管那一只母狗叫做冒号，她说，若有哪一只不知好歹、贼胆包天的公狗胆敢亲近冒号，句号便会呼啸着从它的爱侣逗号身边一跃窜出去，嘴里呼呼噜噜霸气十足地呜呜响着。她说，句号的行为使得冒号至今没有伴侣，冒号总是引颈以待、孤苦零丁的样子，仿佛随时都有提示并引出下文的危险。
“男人嘛，就是这样，”殒楠说“在我的家乡，曾有一对相爱的男女，由于他们的婚姻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于是两人暗暗发誓要在山城里最高的那座青石山上跳崖，以命殉情。终于，在一天傍晚，夕阳还没有完全褪尽，两人牵着手双双沿着肠子般的山道，盘环而上。两人来到山顶的悬崖前，相拥而坐，在冷漠的雨雾中，在荒草凄凄、枯叶呻吟的衬托下，两个人不断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海誓山盟度过了一段稠密的时光。渐渐晚风袭来，夜色四合。女人说，今生不能，让我们来世再聚。
你先跳吧，我随你而去。男人说，说好了，我们来世在一起，你可不要让我找不到你。你先跳吧，我随你而去。结果，那女人一咬牙一跺脚，纵身跳下无底的悬崖。这时，那男人方才如梦初醒，探出身子向下眺望，用力倾听女人坠落到底的惨叫声。
可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哪里还听得到什么声音。他一个人在山顶害怕起来，既不敢跳下去，又不敢沿山路退回去面对女人的父母。一个人在山顶思前想后，趁着夜色痛痛快快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玫瑰红的晨曦暖暖地铺撒在他的身旁，喷薄欲出的太阳金光灿灿，如一只圆圆的鸡蛋煎饼。他感到饿了，便从坐了一夜的树根上站起来，眼前一阵发黑，他觉得困了，然后他就一个人下山回家去了。哎，男人嘛。”
我说“这很像一出荒诞戏。”
“问题是，男人多把生活看成戏，而女人多把戏当成生活。”她说“一般来说，两个人较量，更坏的那个人取胜，这尤其适于男女之间。”
我的朋友殒楠，她的语言有着一种天赋的挡不住的艺术质感，她源源不断随意丢出的那些怪诞的词语组合，常常让我一唱三叹，感慨系之，觉得自己的徒有虚表的嘴唇简直只配是一只漂亮而无用的红虫子，只会吃东西。
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可以收到她长长的美丽至极的信，有一次，她在信中说“我现在坐下来给你写信，有点像老人写回忆录，我提炼着我的生活和经验，试图比较清楚地告诉你点什么，有点像摆家什，唯一不太好弄的是我的激情，到这把年纪了，还如此少年，大有活到老学到老束缚到老之态了（其实，殒楠不过三十多岁，她只不过是想在比她小四岁的我面前炫耀一下岁月的沧桑）我总想在这山城的江边买下一幢木屋，你过来的时候，我们悠悠闲闲地倾听低浑的涛声水声，远眺绵延的荒丘秃岭，那是个心静如水的日子”在信的结尾处，殒楠十分吝啬地对我抒了几句半玩笑半当真的情，但紧接着她又迫不及待地追上去两个字：“牙倒！”以对自己最后那酸溜溜的几句话来个消解、稀释和自嘲。“牙倒”让我暗笑半天，我仿佛看见她那纤长的手指在纸页上优雅地滑动，指尖上缀绕着挥之不去的艺术的敏感。
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说话，言语也会以沉默的方式涌向对方，对话依然神秘莫测地存在着。对心有灵犀的人来说，言语并非一定靠声音来传递。
记得埃利。维泽尔在卡西迪派的庆典里曾提到，被时空隔开的两个人也能互相理解。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过了一些时候，离她很远的另一个人也问了些什么，而她没有料到，她的问题就是对第一个人的问题的答复。
这会儿，机场大厅里的人流正在缓慢地进入舱口，空气渐渐显得空洞松散起来。
殒楠侧过身，眯起眼睛望着我。她的脸孔总能够把冷峻与温柔、沧桑与天真这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特质微妙地融为一体。她像一个熟识的陌主人那样转过头来看我，出门前刚刚洗过的栗黑色的短发蓬松地在她的脸颊旁边跳跃，像一蓬生命力旺盛的乱草，从她那惯于胡思乱想的头脑中飞扬出来。
微微蹩着眉，白皙的脸孔上闪烁着她那一种独特的冷漠的激动。不涂口红的嘴唇，透出有点贫血的苍白。颀长而懒散的腿，绷在淡棕色的牛仔裤里，伸向与她的目光相反的一边；她举起洁净的长手指，抚一抚自己从不化妆的显得空空荡荡的脸孔，仿佛在拂去尘埃。想象中的尘埃。她的一个经常的习惯性的动作。
我的朋友很像我曾在维多利亚沙漠的一个部落里见到过的一位女首领，这位女首领的仪容俊美、侠义、热烈而冷酷，她的血管里既涌动着对自己同胞姐妹的怜爱，又燃烧着某种刻骨的仇恨，这仇恨既有民族（种族）的仇恨，又有性别的仇恨。
殒楠的脸孔比起那位女首领多了一份高贵、心平气和与现代文明城市的生活痕迹，她侧身眯起长长的眼帘凝望我的表情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始终把握不准这表情深处的内在涵义，因为它曾在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情感氛围里出现。
有一次，某一位官员隆重提倡全国妇女们都要穿旗袍。这腰身美妙的国粹宝物的确曾杀伤力极强地摧毁过国内外全体男性人民的眼睛，令之心旌摇荡。但是这种倡议却使得满街呼呼啦啦的旗袍们变成了一种工具。那一天，我和殒楠正站立在远离n城的南国的江边眺望污浊的浑水，脚下的泥泞绵延到我们的心里，灰天灰地灰水把我们笼罩得格外惆怅。那一天，殒楠就是这样眯起眼睛看我，看了很久，然后把目光转向江面。正是黄昏时分，夕阳把粼粼的水面涂染得半江瑟瑟半江红。殒楠的思绪仿佛心不在焉地停泊在平淡无奇的江面，又像是匿隐在什么重重心事之中。
她淡淡地自语般地说“性别意识的淡化应该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有的男人总是把我们的性别挡在我们本人的前面，做出一种对女性貌似恭敬不违的样子，实际上这后面潜藏着把我们女人束之高阁、一边去凉快、不与之一般见识的险恶用心，一种掩埋得格外精心的性别敌视。这种来自先天或后天的敌意有时候被隐匿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性沟，是未来人类最大的争战。”
我说“你不觉得这用心的后面有一些是出于对女人的恐惧吗？”“当然有这种心理，只有最出色的男人才敢和优秀的女人做朋友。一般的男人只敢找女人做老婆或者情人。”殒楠说。
“唉，男人嘛。”
“包括男人在议论女性作家或者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殒楠说“也经常是这样，他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她们最女人气的那一方面，是一种性别立场，他并不在乎它的艺术特质，有一个男人在评论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萨冈时说，可怜的老弗朗索瓦。萨冈，如今她已人老珠黄，再也赶不上当今的文学新潮和后起之秀了。表面上看，她在美国的经历就像那些中古时期美人的生平：十四岁花开，十五岁被采，三十岁色衰，四十岁满脸皱纹。后来有一位女人，以牙还牙，她虚构了一个叫做弗朗索瓦。萨冈的男性作家，对他进行了回敬。她说，可怜的老弗朗索瓦。萨冈表面上看，他在美国的经历就像那些中古时期游吟诗人的生平：十四岁手淫，十五岁初试云雨情，三十岁阳萎，四十岁患上了前列腺炎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立场沟壑。”
她的话像看不见的小刀子，锋刃锐利地浮游在那一天凛冽的江边。
我的朋友殒楠是一位出色而尖锐的艺术批评家。
这一天，我们倚着江边湿漉漉的石岩，各自点上一只香烟。后来，几片铅灰色的雷雨云浮游到我们的头顶，一滴凉凉的雨珠垂落在殒楠陡削白皙的脸颊上。我举起左手，用尖细的食指骨节勾掉那颗雨珠。
一般说来，女人之间是需要保持身体距离的，正如同男人们在一起一样，需要维护自己私人感觉的一点点领地。但是，这种距离随着相互之间的亲密程度而缩短，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我以为在男人和女人无限多的不同之中，这一点上的差别尤为突出，女人们是比较容易相互接近并亲密起来的性别类群。
我对殒楠说，在我活过的三十年里，我听到过的最美妙的称呼只有两个：一个是旧时我的一位当画家的情人他曾公开叫我“黛哥儿”（我的名字叫黛二）；另一个是我的某一位前夫在一次给我的来信中称我是“我的小娘子”却被我误读成“我的小婊子”我立刻挂电话告诉他我是多么的喜爱“我的小婊子”这一叫法，他立刻纠正说他实际上在称呼他的前妻“我的小娘子”而不是“我的小婊子”
殒楠惬意地笑，亲昵地把她自己指间的那一支香烟举到我的唇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如同品味我们弥足珍贵的情谊。
然后，我抬头看她。于是我又看到了她那侧着脸眯起眼睛凝神专注地望着我的神情，她的乳白色的颈项和被黄昏的小风吹拂起来的深栗色的短发，也一同随着她的目光朝向我。
那一天，我们灭掉了香烟，已是傍晚时分。黑雨云搅乱了我们原来的江边野餐计划，轻曼的雨珠已经微声细语地滑落到我们随风舞动的衣衫和光滑的额头上，我们宽大的上衣向着对方发出快乐的尖叫。
殒楠说“你知道吗，我们俩的额头长得很相像。”
我用手抚了抚自己的脑门，说“这地方是我们思想的前廊、是我们庞杂的精神大厦的门堂，所以这里边和内部无论是斑斓的彩虹还是凋残的破蜘蛛网，你我的构造也恐怕是大同小异了。”
殒楠搂搂我的肩，表示赞同。
然后，她抬头望望储满阴雨的天空，说“好了，今天这个‘前廊’和‘门堂’的会餐就到此结束吧，它永远吃不到我们的肚子里边去，我们现在去吃一种最能勾引人欲望的食物好不好？”
如果用热爱吃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热爱生活的话，那么我的确不能算是一个生活的强烈爱好者。我想不出任何一种食物让我牵肠挂肚流连忘返，像思念一个人那样刻骨铭心。
关于吃，殒楠比我津津有味并且擅长此道得多。她的胃总是很有灵感，遇到合乎她口味的食物，比如面条之类，她的话就会变得像是把细嚼慢咽吃进肚子里边去的那一根根面条衔接起来那么长，绵绵延延说不完。
我的朋友殒楠比我热爱生活和生命。
殒楠说“我们去吃这个江边山城里最有特色的火锅好不好？它辣得如同一场梦幻，殷红得好像最浓的爱情。”
然后，殒楠牵住我的一只手，它们自自然然地勾在一起，一同滑进她暖暖的衣兜里。
我们向堤岸阑珊的渔火灯光走去。
这会儿，我和殒楠将乘座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回到我生活的那个北方的文化故都——n城。再过不到半小时，我们即将离开殒楠的家乡——一座江南的阴雨缠绵的山城。
在这座灰雾朦朦的江边小城，阳光都湿淋淋的，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石板小路总是把我的没有方向的脚步诱到江边，使我在罗布着乌篷船和汽笛悠然的江轮的岸边久久伫立，仿佛我是专程来这个东方的雾都等候一个人。
坦白地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正在等待一个什么人降临。回想起来，在我活过的三十年里其实一直在等待。早年我曾奢望这个致命的人一定是位男子，智慧、英俊而柔美。后来我放弃了性别要求，我以为做为一个女人只能或者必须期待一个男人这个观念，无非是几千年遗传来的约定俗成的带有强制性的习惯，为了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世界生存下去，一个女人必须选择一个男人，以加入“大多数”成为“正常”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介理，我并不以为然，我更愿意把一个人的性别放在他（她）本身的质量后边，我不再在乎男女性别，也不在乎身处“少数”而且并不以为“异常”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与女人之间，这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力潜能（这种改变是在我系统地研究了人类性别的多种可能性倾向和性别深处复杂的原始潜能之后，在我走访了澳洲和欧洲的一些现代文明古国之后发生的）。但是他（她）必须是致命的，这一点无疑。
我知道这是一种缘分，刻意不得。也许忽然有一天在你并不期望什么了的时候降临。
正如七天前，我乘飞机前往这座江边山城的时候，我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关系在机舱里在一瞬间忽然产生一样。
我到江南这个城市当然是为了找到一个具体的人——我的朋友殒楠。我们曾在长途电话中磋商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我们决不标榜任何“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招牌，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意识，渴望打破源远流长的纯粹由男人为这个世界建构起来的一统天下的生活、文化以及艺术的规范和准则。长久以来，我们始终在男人们想当然的规则中，以一种惯性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女人自己的准则，我们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学艺术家硬朗的笔划雕刻出来的简单化的女人形象，我们的心灵历程与精神史是由男性的“女性问题”专家所建构。一些女性为了在强权的既成的规范中出人头地，努力迎合男人观念中的“女性意识”我和殒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对此深深为我们的同胞姐妹遗憾。
在长途电话中，殒楠说有几个女性画家朋友提议这个协会的名称定为“第二性”可是，我和殒楠一致觉得不好，这无疑是对男人为第一性的即成准则的认同和支持。我们说来说去，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把这个女人的协会叫做“破开”
我和尼克松的关系，就是七天前我投奔殒楠去筹划“破开”时，在我登上飞机后不久忽然发生的。
当时，我找到我的座位17a时，已遍体疲惫，虽然飞机还在地面跑道上滑行，我还没有升天，但不知为什么觉得太阳逼近了，有点头晕眼花。我瘫坐在位子里想念着即将见到的殒楠，想象她正安静地坐在兀立江边的那座两层的小楼里，面朝百叶窗，江面的睡思昏昏的小风从她那只敞开的窗子涌进房间，在她的天花板显得低矮的房间里徘徊。墙壁上挂着一只老式钟表，她依然像以前一样懒得去上弦，仿佛不相信时间和未来，她喜欢让日子过得松弛而悠闲。我想象她坐在房间里，沉着冷静地吐出靛青色香烟雾气的处惊不乱的样子，想象她苍白的脸孔和她洞悉世情的眼眸深处的沧桑，这种不慌不忙泰然自若的情态构成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无论在哪儿，都令她身边的男男女女们环绕她时像欢快的小马驹一样热情驯服。
这时，飞机乘务小姐走过来，也许是因为我的脸色很难看的缘故，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问题。然后，她递给我一份报纸，是人民日报。这种报纸关心和报道的事情一般都比较重大。我每天总是搜罗一大堆边边角角的小报来读，那些小报的颜色像我爱吃的发黑的全麦面包，喂养着我苍白的思想。
这有点像我的生活，总是在一种沸沸扬扬的潮流之外，在清寂的边角小道独自漫走。孤独于我是一种最舒服最深刻的情感方式，它几乎成为我生命血液里换不掉的血型，与生俱来，与我相安为伴。
我把空中小姐送给我的报纸丢在身边空着的座位上，松弛身体闭目养神。飞机正在跑道上颠动而呼啸地滑行，于是我让自己从头到脚沉浸在奔赴一种深挚友情的震颤中。然后，我睁开眼睛按动右手扶把上的黑钮，试图把椅背向后倾仰，以便使那被长期的职业需要弄得僵紧的脊椎骨尽可能放松。
在我向右下方低垂目光的一瞬间，我的余光瞥到了那张人民日报，一行醒目的“吊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逝世”的黑色字幕闯入我的眼睛。
我与尼克松的关系其实只是我与尼克松时代的关系，当我忽然看见尼克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也只是我幼年时天真、忧戚、单薄而无辜的生活，我坐在一幢有着深栗色窗户框和麦白色窗户纸的老式大房子里，坐在我父亲在那红色年代中绝望、愤怒的目光里，这目光堵住了我嘴中鲜花烂漫的童音。我看见这个小女孩双手抱着在贫瘠的梦幻中那瘦骨嶙峋、摇摇晃晃的膝盖，睁大惊恐的眼睛，干枯焦黄的头发如同风中的野麦，她不会梳头发，她在等妈妈回家。她站在纱门外宽阔的前廊上等，站在四合院漆黑残损的木门前等。麻黄色的晾衣绳在她的身后悠悠荡荡，一筹莫展的猫咪耐性极好地在空洞的院子里散步，夏日黄昏的小风环绕她麻杆一般细细的颈间。她像企图过马路的小狗一样东看看西看看，然后猛地窜到胡同对面的那块高大的白石头上边去，她站得高高的，以便早一分钟看到妈妈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露出身影。没有妈妈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没有女人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而这个小女孩还算不上是一个女人早在尼克松时代，女人就已在我心中奠定了她在这个世界的辉煌。当一个男人颐指气使地发脾气时，就会有一个女人母牛般默默地忍受，她们像我童年院子的那棵梨花树，浑身上下被东拉西扯沉甸甸的晾衣绳索拴紧坠压，一日日忍辱负重，却依然绽出幽香温馨的梨树花。
那一天，我拿起了身边的人民日报，映在脑子里的却是童年的一幅幅黑白拓片画。然后，我把报纸放在一边，打算一同放下那遥远的往昔。
我扭过头望望轩窗外边渐渐贴近的蓝天白云，云朵像一只只硕大的白兔悠闲地玩耍。阳光很朗，光线金黄，机翼在琴弦似的光芒上轻曼地拨动，一群群银铃般的嗡嗡声舞荡弥漫“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混杂在童年小学校里稚嫩的童声齐唱当中，几个跟随尼克松来华访问的美国佬，高兴地听我们演唱，他们听不懂歌词，他们走上前来抱起我们，一个个亲吻我们的脸蛋机身抖动了一下，我从轩窗外收回了目光。
我在心里说，再见，尼克松，永别！
好像我此行是专程为了在飞机上与尼克松告别。在高空中天堂的门口。
旅行时身边无人与你搭话闲扯是最大的一件美事。现在，我将拥有一百零几十分钟的时间独自守候内心里的一个人。
一份与殒楠有关的温馨的记忆，这是多么好。如果能够放松神经地与自己单独相处，那么我愿每隔两三个小时吃上一粒乘晕宁，使我的生活永远在天上，在飞翔。
我相信偶然和缘份。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不低于爱情的质量。
这会儿，我和殒楠不忙不慌地坐在候机厅里，我们将一同从这个低漫的山腹盆地飞往我的家乡——n城，我们不急，不想混杂在棘丛似的灰不溜秋人群里蜂拥而上，不想把我们从容的脚踝埋没在身前身后一包包肥头大耳的行李下，埋没在随意丢弃的空啤酒罐以及横倒的可口可乐的纸杯里。我们打算在飞机起飞之前十分钟登上机舱。
我对殒楠说，我要去一下卫生间，我不习惯在天上用厕所，那儿离上帝太近，人间的事，无论是我们女人的还是他们男人的，凡与性器官有关系的问题，最好在地上解决，因为上帝是无性别的，我们不要骚扰人家。
殒楠笑，她的象牙似的整齐细密的牙齿，像一排光滑的小石墙悠然打开，使得从那里边滑溜出来的每一声笑声都银子般闪闪发亮。
我的朋友殒楠是个天性快乐的女人，一个显得安静而孤独的享乐主义者。她不像我那样总被一些想法纠来缠去，把自己的精神逼到一种绝望的边缘犄角，一种情绪化的顶端，我总是执拗地把自己的脚步煽动得不顾一切，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
殒楠不。她常常不动声色地伫立在人群里左观右望，即使是在肮脏得连天空都失去蓝颜色的生意场，她也能心平气和地用她那双沾满小提琴敏感乐声的手与那些肥硕的专门用来数钞票或者专门操纵印章的大手把握，屏息忍住咽喉的干涩，然后站立在阳光之下游刃有余地咽下人世间最冷酷的现实。
但是一转身，你看到的依然是她轻松而迷人的风采。
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不论是在她那茶褐色的柔情的家乡，还是在我生活的这座连太阳都弥漫着功利之光的硬梆梆的n城，她对我说“我们真是棋逢对手，天作地合。”
但我知道，在坚硬而现实的生活里，我远没有她那么富于弹性。
这会儿，她倚着那蓝得发凉的候机厅的椅背上，表情显得比往日严肃。她松软的澈水一般的目光一动不动落在我的眼睛上，并企图穿过它，在我恍惚不清的思维网络里碰撞到什么掷地有声的东西，又仿佛在用力抓住她自己脑袋里最隐深处某种一闪即逝的念头，或者摆脱某种纠缠不去的却不该存在的什么问题。
我以为她正在走神，没有听到我的话，便转身朝向卫生间方向。
我的多年来长久不衰地喜爱着走路的双腿，如同两棵悠闲柔韧的丁香树，散漫随意又稳立自守。有时候我依赖它胜于依赖我的脑袋，因为它经常能够替代我的头脑总结出诸如“没有前方”或者“后退是前行的另一种方式，退一步海阔而天空”之类的道理。当我的一只脚刚刚在光滑如冰的地面上踏出清脆而小心的一步。殒楠低哑的嗓音便追上我的后背，贴在我的脊骨上：“嘿，”我转身。
我看到殒南的眼睛也许是被午日白晃晃的阳光刺耀的缘故，空中旋转的尘埃晶亮地透过落地的硕大玻璃窗，把粼粼水纹投射在她的眼孔里，她的栗黑色的眼眸散发着琥珀般剔透的莹光。
“怎么？”我说。
她瘦削的脸孔有一种冷静的激情“你不知道你自己就是一种上帝吗？”她说。
“什么意思？”我一时抓不准这模糊的拥有多种语义可能性的句子。
“你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好像都没有性别了。那个问题”她顿了一下“那个问题好像已退居到不重要的地位。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好啊，”我笑“那就为我们的无性别角色干杯！”
说完，我仍旧转身，朝卫生间走去。
当我尾随一个几乎全裸着大腿的穿皮短裤的女人走出卫生间时，我看到那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在这冷风砭骨的冬季格外耀眼，仿佛两只茁壮的筷子立在地上自行移动。我想起穿着半条裙子风情万种的香港歌星梅艳芳，在那一次赈灾义演的演唱会上，她的自恋般的（自我抚摸）性感舞姿，不仅当场倾倒所有男人，而且也迷住了许许多多的女人。自从梅小姐举着一条丰腴的大腿占领了舞台之后，我曾在n城的街道上多次见到争先裸露出来的不同年龄胖瘦不一的梅氏大腿。无论是夏日还是严冬，大腿们对于气温的干扰捣乱刀枪不入，挺拔的白桦林一般的它们从路边从从容容穿过，总是收视率极高，令路人头晕眼花。
那穿皮短裤的女人目不斜视地走过我和殒楠的位置后，我在自己刚才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与殒楠会心一笑。
“女人有时候真是一只可怜的动物，这么冷的天，首先替别人免费的审美愉悦着想，未免太大公无私了。”我说。
“人家是穿个自我感觉嘛。”殒楠说。
“但愿如此。”
这时，传来播音小姐的呼叫声“前往n城的旅客请迅速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和殒南看了看手表，离起飞时间还差一刻钟。
我们站起来，这时才忽然发现身前身后一片空荡，刚才婆娑不去的人群转眼间已杳无身影。殒楠把最重的两个背包都放在自己的肩胛上，把一只轻便的旅行袋留在地板上。然后，她用她那懒散傲慢却总是胸有成竹的瘦脚尖冲着那旅行袋一指“喏，拿着。”
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她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她已向入舱口走去。
她一边用力掮着重重的行李往前走，一边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这种女人，有成熟而明晰的头脑和追求，又有应付具体的现实生活的能力，还有什么样的男人能要我们呢？我们只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很强大，甚至使他们压抑自卑。哪个男人愿意自找这份感觉呢？”
这时的候机厅里除了我和殒楠已空无一人，玻璃窗反射着午日刺目的白光，像一堵冰墙那么冷漠。殒楠的话烟雾似的在这空洞的大厅里撞击出一股古怪的故意。
我一边追上她，一边说“有头脑和才能的男人，大多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早已把生活看透... -->>
他把一个女人往天上一抛
那女人至今还在空中悬浮
——亚历山大。叶列缅科
我和我的朋友殒楠在忽然变得空洞寂寥了的机场候机厅里一下子清澈明晰起来，我们的声音也从刚才的淹没在嘈杂纷乱天南地北的语调中抽脱出来，一时间显得嗓音大了许多，我甚至听到了她那熟悉的气息。刚才这里还是黑压压一片喧哗起伏的人头，波浪一般的手臂层层叠叠地举向玄舱入口处的机场小姐，很像是好得要死却结不成婚或者厌倦得要死却离不成婚的人抢购特赦证书似的争先检票，获准通过，捷足先登，生怕被飞机丢下，赶不上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前后总共不过十几分钟时间。
我们不急。我们甚至有一种赛着沉着的心理。
沉着是由生活的阅历构成，那一种坦然面对一切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素质，我不及殒楠。她有一次说我在生活中像个受惊的小动物，比如陷阱丛生的森林里的一只母鹿，面临杀戮奔赴哪一家的餐宴即将成为盘中美食的一只母羊，丧失了侵略天性的四面楚歌的一只母狼然后，她想了想，又统统把“母”字去掉，她说她不喜欢在我的一切称谓前多出一个“母”字，这个字不属于我，这个字有时候被世俗的性别偏见把它与愚蠢、软弱、被动、无能之类的贬义词汇联系或等同起来。她说，她喜欢我那“弟弟式的妹妹”或“妹妹式的弟弟”的样子，潇洒智慧、怪异而惊人的那种妩媚。
她津津乐道地向我谈论她家里的两只狗，她给那只母狗起名叫做逗号，给另一只公狗起名叫做句号。她说，逗号很爱句号，爱得很专注；句号也爱逗号，只是句号爱逗号的时候，同时还惦记着邻居家的母狗，她管那一只母狗叫做冒号，她说，若有哪一只不知好歹、贼胆包天的公狗胆敢亲近冒号，句号便会呼啸着从它的爱侣逗号身边一跃窜出去，嘴里呼呼噜噜霸气十足地呜呜响着。她说，句号的行为使得冒号至今没有伴侣，冒号总是引颈以待、孤苦零丁的样子，仿佛随时都有提示并引出下文的危险。
“男人嘛，就是这样，”殒楠说“在我的家乡，曾有一对相爱的男女，由于他们的婚姻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于是两人暗暗发誓要在山城里最高的那座青石山上跳崖，以命殉情。终于，在一天傍晚，夕阳还没有完全褪尽，两人牵着手双双沿着肠子般的山道，盘环而上。两人来到山顶的悬崖前，相拥而坐，在冷漠的雨雾中，在荒草凄凄、枯叶呻吟的衬托下，两个人不断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海誓山盟度过了一段稠密的时光。渐渐晚风袭来，夜色四合。女人说，今生不能，让我们来世再聚。
你先跳吧，我随你而去。男人说，说好了，我们来世在一起，你可不要让我找不到你。你先跳吧，我随你而去。结果，那女人一咬牙一跺脚，纵身跳下无底的悬崖。这时，那男人方才如梦初醒，探出身子向下眺望，用力倾听女人坠落到底的惨叫声。
可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哪里还听得到什么声音。他一个人在山顶害怕起来，既不敢跳下去，又不敢沿山路退回去面对女人的父母。一个人在山顶思前想后，趁着夜色痛痛快快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玫瑰红的晨曦暖暖地铺撒在他的身旁，喷薄欲出的太阳金光灿灿，如一只圆圆的鸡蛋煎饼。他感到饿了，便从坐了一夜的树根上站起来，眼前一阵发黑，他觉得困了，然后他就一个人下山回家去了。哎，男人嘛。”
我说“这很像一出荒诞戏。”
“问题是，男人多把生活看成戏，而女人多把戏当成生活。”她说“一般来说，两个人较量，更坏的那个人取胜，这尤其适于男女之间。”
我的朋友殒楠，她的语言有着一种天赋的挡不住的艺术质感，她源源不断随意丢出的那些怪诞的词语组合，常常让我一唱三叹，感慨系之，觉得自己的徒有虚表的嘴唇简直只配是一只漂亮而无用的红虫子，只会吃东西。
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可以收到她长长的美丽至极的信，有一次，她在信中说“我现在坐下来给你写信，有点像老人写回忆录，我提炼着我的生活和经验，试图比较清楚地告诉你点什么，有点像摆家什，唯一不太好弄的是我的激情，到这把年纪了，还如此少年，大有活到老学到老束缚到老之态了（其实，殒楠不过三十多岁，她只不过是想在比她小四岁的我面前炫耀一下岁月的沧桑）我总想在这山城的江边买下一幢木屋，你过来的时候，我们悠悠闲闲地倾听低浑的涛声水声，远眺绵延的荒丘秃岭，那是个心静如水的日子”在信的结尾处，殒楠十分吝啬地对我抒了几句半玩笑半当真的情，但紧接着她又迫不及待地追上去两个字：“牙倒！”以对自己最后那酸溜溜的几句话来个消解、稀释和自嘲。“牙倒”让我暗笑半天，我仿佛看见她那纤长的手指在纸页上优雅地滑动，指尖上缀绕着挥之不去的艺术的敏感。
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说话，言语也会以沉默的方式涌向对方，对话依然神秘莫测地存在着。对心有灵犀的人来说，言语并非一定靠声音来传递。
记得埃利。维泽尔在卡西迪派的庆典里曾提到，被时空隔开的两个人也能互相理解。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过了一些时候，离她很远的另一个人也问了些什么，而她没有料到，她的问题就是对第一个人的问题的答复。
这会儿，机场大厅里的人流正在缓慢地进入舱口，空气渐渐显得空洞松散起来。
殒楠侧过身，眯起眼睛望着我。她的脸孔总能够把冷峻与温柔、沧桑与天真这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特质微妙地融为一体。她像一个熟识的陌主人那样转过头来看我，出门前刚刚洗过的栗黑色的短发蓬松地在她的脸颊旁边跳跃，像一蓬生命力旺盛的乱草，从她那惯于胡思乱想的头脑中飞扬出来。
微微蹩着眉，白皙的脸孔上闪烁着她那一种独特的冷漠的激动。不涂口红的嘴唇，透出有点贫血的苍白。颀长而懒散的腿，绷在淡棕色的牛仔裤里，伸向与她的目光相反的一边；她举起洁净的长手指，抚一抚自己从不化妆的显得空空荡荡的脸孔，仿佛在拂去尘埃。想象中的尘埃。她的一个经常的习惯性的动作。
我的朋友很像我曾在维多利亚沙漠的一个部落里见到过的一位女首领，这位女首领的仪容俊美、侠义、热烈而冷酷，她的血管里既涌动着对自己同胞姐妹的怜爱，又燃烧着某种刻骨的仇恨，这仇恨既有民族（种族）的仇恨，又有性别的仇恨。
殒楠的脸孔比起那位女首领多了一份高贵、心平气和与现代文明城市的生活痕迹，她侧身眯起长长的眼帘凝望我的表情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始终把握不准这表情深处的内在涵义，因为它曾在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情感氛围里出现。
有一次，某一位官员隆重提倡全国妇女们都要穿旗袍。这腰身美妙的国粹宝物的确曾杀伤力极强地摧毁过国内外全体男性人民的眼睛，令之心旌摇荡。但是这种倡议却使得满街呼呼啦啦的旗袍们变成了一种工具。那一天，我和殒楠正站立在远离n城的南国的江边眺望污浊的浑水，脚下的泥泞绵延到我们的心里，灰天灰地灰水把我们笼罩得格外惆怅。那一天，殒楠就是这样眯起眼睛看我，看了很久，然后把目光转向江面。正是黄昏时分，夕阳把粼粼的水面涂染得半江瑟瑟半江红。殒楠的思绪仿佛心不在焉地停泊在平淡无奇的江面，又像是匿隐在什么重重心事之中。
她淡淡地自语般地说“性别意识的淡化应该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有的男人总是把我们的性别挡在我们本人的前面，做出一种对女性貌似恭敬不违的样子，实际上这后面潜藏着把我们女人束之高阁、一边去凉快、不与之一般见识的险恶用心，一种掩埋得格外精心的性别敌视。这种来自先天或后天的敌意有时候被隐匿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性沟，是未来人类最大的争战。”
我说“你不觉得这用心的后面有一些是出于对女人的恐惧吗？”“当然有这种心理，只有最出色的男人才敢和优秀的女人做朋友。一般的男人只敢找女人做老婆或者情人。”殒楠说。
“唉，男人嘛。”
“包括男人在议论女性作家或者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殒楠说“也经常是这样，他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她们最女人气的那一方面，是一种性别立场，他并不在乎它的艺术特质，有一个男人在评论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萨冈时说，可怜的老弗朗索瓦。萨冈，如今她已人老珠黄，再也赶不上当今的文学新潮和后起之秀了。表面上看，她在美国的经历就像那些中古时期美人的生平：十四岁花开，十五岁被采，三十岁色衰，四十岁满脸皱纹。后来有一位女人，以牙还牙，她虚构了一个叫做弗朗索瓦。萨冈的男性作家，对他进行了回敬。她说，可怜的老弗朗索瓦。萨冈表面上看，他在美国的经历就像那些中古时期游吟诗人的生平：十四岁手淫，十五岁初试云雨情，三十岁阳萎，四十岁患上了前列腺炎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立场沟壑。”
她的话像看不见的小刀子，锋刃锐利地浮游在那一天凛冽的江边。
我的朋友殒楠是一位出色而尖锐的艺术批评家。
这一天，我们倚着江边湿漉漉的石岩，各自点上一只香烟。后来，几片铅灰色的雷雨云浮游到我们的头顶，一滴凉凉的雨珠垂落在殒楠陡削白皙的脸颊上。我举起左手，用尖细的食指骨节勾掉那颗雨珠。
一般说来，女人之间是需要保持身体距离的，正如同男人们在一起一样，需要维护自己私人感觉的一点点领地。但是，这种距离随着相互之间的亲密程度而缩短，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我以为在男人和女人无限多的不同之中，这一点上的差别尤为突出，女人们是比较容易相互接近并亲密起来的性别类群。
我对殒楠说，在我活过的三十年里，我听到过的最美妙的称呼只有两个：一个是旧时我的一位当画家的情人他曾公开叫我“黛哥儿”（我的名字叫黛二）；另一个是我的某一位前夫在一次给我的来信中称我是“我的小娘子”却被我误读成“我的小婊子”我立刻挂电话告诉他我是多么的喜爱“我的小婊子”这一叫法，他立刻纠正说他实际上在称呼他的前妻“我的小娘子”而不是“我的小婊子”
殒楠惬意地笑，亲昵地把她自己指间的那一支香烟举到我的唇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如同品味我们弥足珍贵的情谊。
然后，我抬头看她。于是我又看到了她那侧着脸眯起眼睛凝神专注地望着我的神情，她的乳白色的颈项和被黄昏的小风吹拂起来的深栗色的短发，也一同随着她的目光朝向我。
那一天，我们灭掉了香烟，已是傍晚时分。黑雨云搅乱了我们原来的江边野餐计划，轻曼的雨珠已经微声细语地滑落到我们随风舞动的衣衫和光滑的额头上，我们宽大的上衣向着对方发出快乐的尖叫。
殒楠说“你知道吗，我们俩的额头长得很相像。”
我用手抚了抚自己的脑门，说“这地方是我们思想的前廊、是我们庞杂的精神大厦的门堂，所以这里边和内部无论是斑斓的彩虹还是凋残的破蜘蛛网，你我的构造也恐怕是大同小异了。”
殒楠搂搂我的肩，表示赞同。
然后，她抬头望望储满阴雨的天空，说“好了，今天这个‘前廊’和‘门堂’的会餐就到此结束吧，它永远吃不到我们的肚子里边去，我们现在去吃一种最能勾引人欲望的食物好不好？”
如果用热爱吃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热爱生活的话，那么我的确不能算是一个生活的强烈爱好者。我想不出任何一种食物让我牵肠挂肚流连忘返，像思念一个人那样刻骨铭心。
关于吃，殒楠比我津津有味并且擅长此道得多。她的胃总是很有灵感，遇到合乎她口味的食物，比如面条之类，她的话就会变得像是把细嚼慢咽吃进肚子里边去的那一根根面条衔接起来那么长，绵绵延延说不完。
我的朋友殒楠比我热爱生活和生命。
殒楠说“我们去吃这个江边山城里最有特色的火锅好不好？它辣得如同一场梦幻，殷红得好像最浓的爱情。”
然后，殒楠牵住我的一只手，它们自自然然地勾在一起，一同滑进她暖暖的衣兜里。
我们向堤岸阑珊的渔火灯光走去。
这会儿，我和殒楠将乘座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回到我生活的那个北方的文化故都——n城。再过不到半小时，我们即将离开殒楠的家乡——一座江南的阴雨缠绵的山城。
在这座灰雾朦朦的江边小城，阳光都湿淋淋的，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石板小路总是把我的没有方向的脚步诱到江边，使我在罗布着乌篷船和汽笛悠然的江轮的岸边久久伫立，仿佛我是专程来这个东方的雾都等候一个人。
坦白地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正在等待一个什么人降临。回想起来，在我活过的三十年里其实一直在等待。早年我曾奢望这个致命的人一定是位男子，智慧、英俊而柔美。后来我放弃了性别要求，我以为做为一个女人只能或者必须期待一个男人这个观念，无非是几千年遗传来的约定俗成的带有强制性的习惯，为了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世界生存下去，一个女人必须选择一个男人，以加入“大多数”成为“正常”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介理，我并不以为然，我更愿意把一个人的性别放在他（她）本身的质量后边，我不再在乎男女性别，也不在乎身处“少数”而且并不以为“异常”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与女人之间，这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力潜能（这种改变是在我系统地研究了人类性别的多种可能性倾向和性别深处复杂的原始潜能之后，在我走访了澳洲和欧洲的一些现代文明古国之后发生的）。但是他（她）必须是致命的，这一点无疑。
我知道这是一种缘分，刻意不得。也许忽然有一天在你并不期望什么了的时候降临。
正如七天前，我乘飞机前往这座江边山城的时候，我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关系在机舱里在一瞬间忽然产生一样。
我到江南这个城市当然是为了找到一个具体的人——我的朋友殒楠。我们曾在长途电话中磋商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我们决不标榜任何“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招牌，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意识，渴望打破源远流长的纯粹由男人为这个世界建构起来的一统天下的生活、文化以及艺术的规范和准则。长久以来，我们始终在男人们想当然的规则中，以一种惯性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女人自己的准则，我们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学艺术家硬朗的笔划雕刻出来的简单化的女人形象，我们的心灵历程与精神史是由男性的“女性问题”专家所建构。一些女性为了在强权的既成的规范中出人头地，努力迎合男人观念中的“女性意识”我和殒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对此深深为我们的同胞姐妹遗憾。
在长途电话中，殒楠说有几个女性画家朋友提议这个协会的名称定为“第二性”可是，我和殒楠一致觉得不好，这无疑是对男人为第一性的即成准则的认同和支持。我们说来说去，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把这个女人的协会叫做“破开”
我和尼克松的关系，就是七天前我投奔殒楠去筹划“破开”时，在我登上飞机后不久忽然发生的。
当时，我找到我的座位17a时，已遍体疲惫，虽然飞机还在地面跑道上滑行，我还没有升天，但不知为什么觉得太阳逼近了，有点头晕眼花。我瘫坐在位子里想念着即将见到的殒楠，想象她正安静地坐在兀立江边的那座两层的小楼里，面朝百叶窗，江面的睡思昏昏的小风从她那只敞开的窗子涌进房间，在她的天花板显得低矮的房间里徘徊。墙壁上挂着一只老式钟表，她依然像以前一样懒得去上弦，仿佛不相信时间和未来，她喜欢让日子过得松弛而悠闲。我想象她坐在房间里，沉着冷静地吐出靛青色香烟雾气的处惊不乱的样子，想象她苍白的脸孔和她洞悉世情的眼眸深处的沧桑，这种不慌不忙泰然自若的情态构成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无论在哪儿，都令她身边的男男女女们环绕她时像欢快的小马驹一样热情驯服。
这时，飞机乘务小姐走过来，也许是因为我的脸色很难看的缘故，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问题。然后，她递给我一份报纸，是人民日报。这种报纸关心和报道的事情一般都比较重大。我每天总是搜罗一大堆边边角角的小报来读，那些小报的颜色像我爱吃的发黑的全麦面包，喂养着我苍白的思想。
这有点像我的生活，总是在一种沸沸扬扬的潮流之外，在清寂的边角小道独自漫走。孤独于我是一种最舒服最深刻的情感方式，它几乎成为我生命血液里换不掉的血型，与生俱来，与我相安为伴。
我把空中小姐送给我的报纸丢在身边空着的座位上，松弛身体闭目养神。飞机正在跑道上颠动而呼啸地滑行，于是我让自己从头到脚沉浸在奔赴一种深挚友情的震颤中。然后，我睁开眼睛按动右手扶把上的黑钮，试图把椅背向后倾仰，以便使那被长期的职业需要弄得僵紧的脊椎骨尽可能放松。
在我向右下方低垂目光的一瞬间，我的余光瞥到了那张人民日报，一行醒目的“吊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逝世”的黑色字幕闯入我的眼睛。
我与尼克松的关系其实只是我与尼克松时代的关系，当我忽然看见尼克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也只是我幼年时天真、忧戚、单薄而无辜的生活，我坐在一幢有着深栗色窗户框和麦白色窗户纸的老式大房子里，坐在我父亲在那红色年代中绝望、愤怒的目光里，这目光堵住了我嘴中鲜花烂漫的童音。我看见这个小女孩双手抱着在贫瘠的梦幻中那瘦骨嶙峋、摇摇晃晃的膝盖，睁大惊恐的眼睛，干枯焦黄的头发如同风中的野麦，她不会梳头发，她在等妈妈回家。她站在纱门外宽阔的前廊上等，站在四合院漆黑残损的木门前等。麻黄色的晾衣绳在她的身后悠悠荡荡，一筹莫展的猫咪耐性极好地在空洞的院子里散步，夏日黄昏的小风环绕她麻杆一般细细的颈间。她像企图过马路的小狗一样东看看西看看，然后猛地窜到胡同对面的那块高大的白石头上边去，她站得高高的，以便早一分钟看到妈妈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露出身影。没有妈妈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没有女人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而这个小女孩还算不上是一个女人早在尼克松时代，女人就已在我心中奠定了她在这个世界的辉煌。当一个男人颐指气使地发脾气时，就会有一个女人母牛般默默地忍受，她们像我童年院子的那棵梨花树，浑身上下被东拉西扯沉甸甸的晾衣绳索拴紧坠压，一日日忍辱负重，却依然绽出幽香温馨的梨树花。
那一天，我拿起了身边的人民日报，映在脑子里的却是童年的一幅幅黑白拓片画。然后，我把报纸放在一边，打算一同放下那遥远的往昔。
我扭过头望望轩窗外边渐渐贴近的蓝天白云，云朵像一只只硕大的白兔悠闲地玩耍。阳光很朗，光线金黄，机翼在琴弦似的光芒上轻曼地拨动，一群群银铃般的嗡嗡声舞荡弥漫“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混杂在童年小学校里稚嫩的童声齐唱当中，几个跟随尼克松来华访问的美国佬，高兴地听我们演唱，他们听不懂歌词，他们走上前来抱起我们，一个个亲吻我们的脸蛋机身抖动了一下，我从轩窗外收回了目光。
我在心里说，再见，尼克松，永别！
好像我此行是专程为了在飞机上与尼克松告别。在高空中天堂的门口。
旅行时身边无人与你搭话闲扯是最大的一件美事。现在，我将拥有一百零几十分钟的时间独自守候内心里的一个人。
一份与殒楠有关的温馨的记忆，这是多么好。如果能够放松神经地与自己单独相处，那么我愿每隔两三个小时吃上一粒乘晕宁，使我的生活永远在天上，在飞翔。
我相信偶然和缘份。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不低于爱情的质量。
这会儿，我和殒楠不忙不慌地坐在候机厅里，我们将一同从这个低漫的山腹盆地飞往我的家乡——n城，我们不急，不想混杂在棘丛似的灰不溜秋人群里蜂拥而上，不想把我们从容的脚踝埋没在身前身后一包包肥头大耳的行李下，埋没在随意丢弃的空啤酒罐以及横倒的可口可乐的纸杯里。我们打算在飞机起飞之前十分钟登上机舱。
我对殒楠说，我要去一下卫生间，我不习惯在天上用厕所，那儿离上帝太近，人间的事，无论是我们女人的还是他们男人的，凡与性器官有关系的问题，最好在地上解决，因为上帝是无性别的，我们不要骚扰人家。
殒楠笑，她的象牙似的整齐细密的牙齿，像一排光滑的小石墙悠然打开，使得从那里边滑溜出来的每一声笑声都银子般闪闪发亮。
我的朋友殒楠是个天性快乐的女人，一个显得安静而孤独的享乐主义者。她不像我那样总被一些想法纠来缠去，把自己的精神逼到一种绝望的边缘犄角，一种情绪化的顶端，我总是执拗地把自己的脚步煽动得不顾一切，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
殒楠不。她常常不动声色地伫立在人群里左观右望，即使是在肮脏得连天空都失去蓝颜色的生意场，她也能心平气和地用她那双沾满小提琴敏感乐声的手与那些肥硕的专门用来数钞票或者专门操纵印章的大手把握，屏息忍住咽喉的干涩，然后站立在阳光之下游刃有余地咽下人世间最冷酷的现实。
但是一转身，你看到的依然是她轻松而迷人的风采。
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不论是在她那茶褐色的柔情的家乡，还是在我生活的这座连太阳都弥漫着功利之光的硬梆梆的n城，她对我说“我们真是棋逢对手，天作地合。”
但我知道，在坚硬而现实的生活里，我远没有她那么富于弹性。
这会儿，她倚着那蓝得发凉的候机厅的椅背上，表情显得比往日严肃。她松软的澈水一般的目光一动不动落在我的眼睛上，并企图穿过它，在我恍惚不清的思维网络里碰撞到什么掷地有声的东西，又仿佛在用力抓住她自己脑袋里最隐深处某种一闪即逝的念头，或者摆脱某种纠缠不去的却不该存在的什么问题。
我以为她正在走神，没有听到我的话，便转身朝向卫生间方向。
我的多年来长久不衰地喜爱着走路的双腿，如同两棵悠闲柔韧的丁香树，散漫随意又稳立自守。有时候我依赖它胜于依赖我的脑袋，因为它经常能够替代我的头脑总结出诸如“没有前方”或者“后退是前行的另一种方式，退一步海阔而天空”之类的道理。当我的一只脚刚刚在光滑如冰的地面上踏出清脆而小心的一步。殒楠低哑的嗓音便追上我的后背，贴在我的脊骨上：“嘿，”我转身。
我看到殒南的眼睛也许是被午日白晃晃的阳光刺耀的缘故，空中旋转的尘埃晶亮地透过落地的硕大玻璃窗，把粼粼水纹投射在她的眼孔里，她的栗黑色的眼眸散发着琥珀般剔透的莹光。
“怎么？”我说。
她瘦削的脸孔有一种冷静的激情“你不知道你自己就是一种上帝吗？”她说。
“什么意思？”我一时抓不准这模糊的拥有多种语义可能性的句子。
“你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好像都没有性别了。那个问题”她顿了一下“那个问题好像已退居到不重要的地位。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好啊，”我笑“那就为我们的无性别角色干杯！”
说完，我仍旧转身，朝卫生间走去。
当我尾随一个几乎全裸着大腿的穿皮短裤的女人走出卫生间时，我看到那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在这冷风砭骨的冬季格外耀眼，仿佛两只茁壮的筷子立在地上自行移动。我想起穿着半条裙子风情万种的香港歌星梅艳芳，在那一次赈灾义演的演唱会上，她的自恋般的（自我抚摸）性感舞姿，不仅当场倾倒所有男人，而且也迷住了许许多多的女人。自从梅小姐举着一条丰腴的大腿占领了舞台之后，我曾在n城的街道上多次见到争先裸露出来的不同年龄胖瘦不一的梅氏大腿。无论是夏日还是严冬，大腿们对于气温的干扰捣乱刀枪不入，挺拔的白桦林一般的它们从路边从从容容穿过，总是收视率极高，令路人头晕眼花。
那穿皮短裤的女人目不斜视地走过我和殒楠的位置后，我在自己刚才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与殒楠会心一笑。
“女人有时候真是一只可怜的动物，这么冷的天，首先替别人免费的审美愉悦着想，未免太大公无私了。”我说。
“人家是穿个自我感觉嘛。”殒楠说。
“但愿如此。”
这时，传来播音小姐的呼叫声“前往n城的旅客请迅速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和殒南看了看手表，离起飞时间还差一刻钟。
我们站起来，这时才忽然发现身前身后一片空荡，刚才婆娑不去的人群转眼间已杳无身影。殒楠把最重的两个背包都放在自己的肩胛上，把一只轻便的旅行袋留在地板上。然后，她用她那懒散傲慢却总是胸有成竹的瘦脚尖冲着那旅行袋一指“喏，拿着。”
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她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她已向入舱口走去。
她一边用力掮着重重的行李往前走，一边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这种女人，有成熟而明晰的头脑和追求，又有应付具体的现实生活的能力，还有什么样的男人能要我们呢？我们只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很强大，甚至使他们压抑自卑。哪个男人愿意自找这份感觉呢？”
这时的候机厅里除了我和殒楠已空无一人，玻璃窗反射着午日刺目的白光，像一堵冰墙那么冷漠。殒楠的话烟雾似的在这空洞的大厅里撞击出一股古怪的故意。
我一边追上她，一边说“有头脑和才能的男人，大多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早已把生活看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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