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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欢度“寅虎年”
转眼之间1982年的寒假又到了。在此之前从贵章哥写来的家书中得知：市一建公司给大哥陈翰章分配了福利住房，母亲和兄弟妹妹已于本年11月正式迁回临江门老宅。这件事对于我们陈氏一家人来说不啻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它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是，彻底终结了陈氏孤儿寡母居无定所的巅沛之苦，从此有了可以驻泊栖身的“港湾”。其次是，总算让淑峰姐可以喘上一口气静下心来过自己一家4口人的清静日子。必须承认，这一年多淑峰姐为“拉巴”多灾多难的娘家人不知在暗中吞下了多少苦水，流下过多少辛酸的泪。我敢说，当母亲带着兄弟妹妹住回临江门老宅那一刻，淑峰姐一定是最高兴的那个人。因为她知道，在人的一生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生离死别之痛”和“寄人篱下之苦”。正因如此，我才可以想见：当母亲兄弟和妹妹搬回老宅那一刻，我们的淑峰姐肯定高兴得泪流满面。再次是，回归临江门老宅就好比让陈氏这艘“破船”又重新扬起航帆，驶向了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彼岸。
我是1982年元月18日从镇赉动身赶回江城市的。为此，动身前我又专程到大屯农贸市场买了便于往家携带的“农村年货”：10斤鱼干、5斤干蘑，再就是让八分校刘才校长给张罗了10斤猪肉，总重量不超过20公斤。本次返城我是就近就便在大屯上的客车，因带的东西不重故乘客车没遇到一点麻烦。
我是于第二天中午12点赶回临江门老宅的。当时贵章哥、老五、老六和妹妹于丽都在家里。他们见我从镇赉赶回来过年个个都非常高兴。
只听贵章哥说：“老四呀，你这一路坐车肯定很累，先睡一觉吧！我跟老六张罗晚上做点好吃的给你接风洗尘！”
“三哥，你们该忙啥忙啥！我一点不累，就想去看看妈！”我回复道。
“四哥，我领你上妈那去！”8岁的妹妹于丽明显懂事了，于是我俩便欢欢喜喜地奔出屋外去找母亲了。
出了陈氏老宅，我跟妹妹并没有马上走去船营街，而是对院落和房前屋后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对眼前这所老宅我简直再熟悉不过了。自1969年11月我陪母亲随继父下放去镇赉到现在已经一别十二个春秋，期间只是1981年元宵节到大哥家串门来过一次老宅。
脚踏故土，物是人非。看到老宅的一砖一瓦，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不禁令我思绪飞扬，感慨万千。
我家老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是一幢青砖黛瓦砖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其中西侧一间半住着老唐大婶一家4口人；东侧一间半由我家居住。两家之间是用木板墙间壁开的，各开各的门。半间厨房里搭有南北一大一小两个锅灶。里屋面积约有30平方米，搭有一铺南炕和一铺小北炕。在镇赉居家过日子的几件常用木家具又拉回来依次摆在了靠东山墙一侧。南头炕梢摆着母亲的心爱之物——“老炕琴柜”，炕琴上面垛着一家人晚上睡觉盖的被褥；中间是那对“黄波萝木箱”；北头是母亲跟继父再婚后带来的那部“西式立柜”。在中间那对箱子的箱面上摆放着我家那部用了几十年的“烟台座钟”和“上海牌收音机”；墙上并排挂着3个装有我们小时候老照片的相框。从室内的整体布局看基本上还是因循1969年前的老样子。而对我而言这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家的感觉。
凭心而论，其实日子的“穷”和“富”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而对应穷富亲情才是第一位的。在我看来，生活中缺失什么都不可怕，只要不缺少亲情的相互关爱，你的生活就不会失去温度，就会永远充满阳光。这正如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我们这个家庭而言，母爱和兄弟姊妹情都是不可或缺的血缘亲情。
单从我们陈氏老宅的外部环境加以品评，其所处位置是绝对值得称道的。整座老宅坐北朝南，直迎来水，面江而立。
右侧住着几十年的旧邻老唐大婶一家4口人：其中，老唐大叔在龙潭山火车站工作，是一位诚实敦厚的老好人，啥说道没有；大女儿唐丽萍容貌端庄，是老俩口领养的，由于不太听话，常把两位老的气得要死；二女儿唐丽花容貌一般，但品行端正；老唐大婶是全家的当家人，且还兼着居民组组长，是一位颇有心计和惯会拨弄事非的人。
我家后院住着的还是张林一家。和我家比起来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父亲是个“酒鬼”，在江城酒厂做“酿酒工”，小酒一喝就往死了打孩子；母亲是个精神不大正常的人，而且还生了5个孩子；老张家能给我留下一些印象的主要是张林和张森兄弟俩。张林要比我大3岁，张森跟我好象同岁。总的感觉是一家人日子过得“踢勒蹚郎”，苦不堪言。
在我家老宅左后身住的是金成章一家6口人。其父“金木匠”是个“肺结核”，干不了重活；母亲是个很有点本事的女人。老俩口生了2儿2女。大女儿凤霞在江城公交公司工作，1967年在公交车售票出车祸因公殉职了；二女儿玉霞在街办企业工作；大小子成章是残疾人修车自谋职业；二小子成秀接大姐的班进了公交公司。
在我家老宅正前方15米开外就是浩浩荡荡的松花江。住在这处老宅最美的的季节是春夏秋三季。那时，江的对岸还是郁郁葱葱的柳林和一片片菜地。每天清早起来都会传来一阵阵布谷鸟的叫声，那声音象音乐一样清脆而又悦耳，在江面久久萦回……此外，不论白昼江上总有舟楫往来穿行，它们有的驻泊江心“抛杆垂钓”；有的“撒网捕鱼”。而在夜幕降临后还偶尔能够看到“江风渔火对愁眠”的景象。若站立江边向东远眺，可见毓文中学高楼耸立以及十里长堤遥相可望的滨江盛景，还有江南大桥犹如雨后彩虹卧于烟波浩淼的江面之上……
在我家老宅的外围，依然居住着1969年前临江九组的老邻旧居：譬如于志国、沈小吉、包立会、葛小学、邹立娟、付强、单四、王三、赵华东等多家老户。未曾改变的是各门姓氏，而被多年历史苍桑所改变的则是当年那些光着屁股的玩伴，现如今都已长成大人，或封妻荫子，或嫁作人妇，而他们的某些长辈要么已是两鬓斑白；要么就是长辞于世……
当我跟妹妹顺着从船营街直通江沿九组大院坡路走上主街向右拐上人行道的时候，十多年前的那些场所依旧还在：诸如越过马路位于左侧三岔路口处供人们排队担水的“水楼子”还在履行着它往日的功能；右手道南的“老联营副食店”依然经营着“烟酒糖茶”，有的“副食票证”已取消，但有的还再沿用；道北大车店早已改换门庭，曾经的车水马龙已不复存在；道北的“志诚利药店”依然经营着人们日常医治“头疼脑热”的药品；由“该东”妈做护士的道北“门诊部”还在挂牌接待患者；十组道北拐角的“水果摊床”生意还是那么红火；头道码头商业街又再度呈现出人流如织的商业氛围……
在老船营街道北“老供销合作社“拱型门”的右手边，我隔路老远就看见了头戴棕色线织帽，腰扎白围裙的母亲在那里向过往路人兜售着她经营的“雪糕”、“糖葫芦”和“康乐果”等商品。显而易见，在这寒冷的冬季单靠卖“雪糕”肯定是不行了，必须得带上“瓜子”、“花生”、“糖葫芦”等才能维持正常经营。
站在冰天雪地里的母亲，脸上的皱纹明显比夏季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时又多了一些。此时的她，面部皮肤就象“黑核桃”似的，纹路既深又多，一看就是无情的岁月和风刀霜剑给她留下的痕迹。当她突然发现我和妹妹正穿越马路向她走来时，笑容又立马跃上了她的面颊，两只眼睛又瞬间放射出喜悦的光彩，并高声问道：
“孝章啊，你啥时候到家的？”
“妈，我刚到家！”我一边回复着，一边还轻轻拥抱了一下母亲。
接下来，我跟母亲开始沟通交流各自的一些情况。通过交流得知：自母亲迁回临江门老宅并在船营街卖“雪糕”以来效益一直不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没有一点问题；眼下粮食市场也不象以前管控那么紧了，只要有钱去农村是可以“淘换”到粮食的，故一家人再也不用为“吃不饱饭”而发愁了；贵章哥大学已经毕业寒假过后即可分配上班；老五目前正在参加补习，等考上个工作岗位自然就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给我的感觉母亲在谈论这些话题时，语气中带着满心的乐观与自信。在她看来，未来的美好日子正在向她频频招手，她的辛勤付出即将得到让她倍感骄傲的回报。
看到历尽沧桑依然还能如此自信和乐观的母亲，我真的是被她老人家不屈不饶的伟大品格给彻底征服了。直到此时，我似乎才真正透视到母亲的伟大之处：就是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心中始终揣着朴素的“梦想”，并能不遗余力地为之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未曾改变的是她心里只装着自己的5个孩子。故在每个重要人生时段她总能从实际出发，把“让孩子有饭吃、有书读和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做为奋斗目标去“追梦”、逐梦”和“圆梦”。必须承认，母亲只是个普通人，她不会唱高调，她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她却不乏爱国情怀，懂得教育孩子“知书守礼、与人为善、尊长怜幼、报效家国”。正因如此，这一生她才没让一个孩子沦为人类的“滓子”和社会的“包袱”。
农历腊月是一家人“抓钱”的最佳黄金时段。为配合母亲和兄弟做买卖，我主动给自已安排了个“后勤临时总管”的差事。主要任务是给全家人每天象模象样地做顿晚饭和料理一些家务杂事。期间，母亲照常经营着她的“雪糕生意”；贵章哥和老六在头道码头摆摊“卖猪肉和带鱼”；老五每天照常去上他的补习班；于丽则陪我在家“猫冬”。
整个寒假期间我主要忙活了三件事：
其一，是领俩外甥女和妹妹“随时逛街”。我在回到江城的第二天便去江南淑峰姐家把金巍和金迪两个外甥女接来了临江门。期间，一有空儿我就领着妹妹和俩外甥女逛街、看电影、打爬犁、玩蹓冰。有她们三个小的陪伴，我的整个寒假过得舒心而又快活。寒冬腊月里逛河南街绝对是最能让妹妹和俩外甥女感受“浓浓年味”的事情。为此，腊月初十那天我带三个小家伙特意去逛了一趟河南街。那天上午我们是一路步行前往河南街的。当路过临江门广场时我跟金巍和二迪重点讲述了她们妈妈毕业的毓文中学以及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也在这所名校读过书的故事。正所谓“从小看大，三岁带老相。”对我所讲内容二迪总是能听得聚精会神的那一个，并不时还会提出一些问题；于丽听的也不错；最不感兴趣的就是金巍。当走到市政府门前看“树挂”的时候，我又给她们简单介绍了雾凇的成因，而且还专门照了一张合影。原因是那一时期，还未曾出现炭排放超标和地球变暖一说，故那时的“树挂”才比现在还要好上许多。
河南街是江城市的一条“百年老街”。每逢年节都是大人和孩子“寻开心和找乐子”的地方。当我们行至珲春街与河南街交汇路口时，在路旁一下冒出了卖“糖葫芦”、“”、“皂糖”、“烤地瓜”、“炒栗子”的多个小商贩。那时候的孩子平日里几乎吃不到什么好东西，所以俩外甥女和于丽见到这些“玩意儿”馋得又都迈不动步了。嘴最急的还是金巍，次之二迪，再次是于丽。我本来就是带她们出来玩的，故早已做好有限满足她们“舌尖要求”的准备。那时孩子们对甜品是“贪得无厌”的，吃了这样还想要那样。我们4人先来了两只“地瓜”，每人半只；然后又给她仨各要了一支“棉花糠”；接着是每人一只“糖葫芦”；最后我又买了一斤“糖炒栗子”边走边吃。而后在逛其它店铺时就是“走马观花”了。因买“衣帽鞋袜”不在本次计划之列，再说了我也根本买不明白那些玩意儿。
其二是，跟哥几个一道“拔皂糖”。在关东民俗里曾有“年年腊月廿三，人人竟食皂糖甜”的节日文化传承。千百年来，在华夏黄河以北区域，相传：每年小年之日若吃得一块“皂糖”可保年内“福禄双至，驱凶避厄”。正因如此，才让传统“皂糖”在每年的“小年”竟象北山“四廿八”庙会一样形成了“市场小气候”。为抢抓这一商机，母亲和贵章哥决定：今年一定要拔它200斤皂糖，然后在腊月小年那天拿出去售卖。为此，一过腊月十五贵章哥和老六就把200斤白糖买了回来，然后用每天晚上时间开始突击“拔皂糖”。
1982年是我家第一年尝试加工“皂糖”。由于事先没经过培训以为是个很简单的工艺呢，结果先由贵章哥熬的两锅糖全都翻砂报废了，心疼得贵章哥嘴都起了泡，全家人也都老上火了。见此情形，在屋里复习功课的老五扔下书主动从贵章哥手中接过了“熬糖”的技术活儿。还别说，这老五懒归懒，但他毕竟是个心灵手巧之人。经过几次尝试、琢磨，他终于掌握了“熬糖”的“火候”和“临界温度”把糖给熬成了。然后贵章哥、母亲、老六和我开始轮班地熬夜“拔皂糖”。现在看来，那点钱挣得实在是太辛苦了。在我的记忆里，正是那几天的“连轴转”害得母亲患了“冠心病”，且一直未能得到很好治疗，才让她在5年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当腊月小年到来那一天，我们全家齐上阵在临江门和船营街共出了三个摊“卖皂糖”，还真就赚了不少钱。记得那天大家收摊时都晚上十点多了。给母亲准备的“生日宴”直到半夜11点才吃完。尽管如此，但当一家人把“卖皂糖钱”往炕上一摊并完成最后清点时，大家早就满心欢喜地把连日的疲惫不堪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三，逛牛马行“置办年货”。年前那段时间母亲、贵章哥和老六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生意上，故把“办置年货”的差事全都一股脑地推到了我的身上。母亲和贵章哥的意思是，在准备今年的“年嚼咕”时要力求丰盛，不怕花钱。此外，姐夫金魁竺也说了今年的年夜饭还是由他亲自操刀“下厨”。
自打过了腊月廿五，我几乎是一天跑一趟牛马行“菜楼”采办年货。1982年，市场经济的大潮早已荡涤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此时，各类果蔬、鸡鸭鱼肉蛋、海产品已极大丰富。只要腰包有钱，去牛马行转上一圈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概到了腊月廿九，该办置的“年货”全办置“备整”了。当天，我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烀猪肉”、“煮酱牛肉”；二是剁“饺馅”，备年夜饭。
三十上午10点，魁竺姐夫和淑峰姐就赶来了。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做“年夜饭”所需的食材。姐夫进屋后扎上围裙就开始下厨了，他说今年计划做22道菜；淑峰姐进了屋后就开始贴“对联”、“福”字和挂灯笼。接下来我跟淑峰姐就是给姐夫做“年夜饭”打下手。
大约3点半光景，年夜饭基本准备就绪。我随后便去船营街头道码头接母亲了。当我和母亲... -->>
第三十二章 欢度“寅虎年”
转眼之间1982年的寒假又到了。在此之前从贵章哥写来的家书中得知：市一建公司给大哥陈翰章分配了福利住房，母亲和兄弟妹妹已于本年11月正式迁回临江门老宅。这件事对于我们陈氏一家人来说不啻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它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是，彻底终结了陈氏孤儿寡母居无定所的巅沛之苦，从此有了可以驻泊栖身的“港湾”。其次是，总算让淑峰姐可以喘上一口气静下心来过自己一家4口人的清静日子。必须承认，这一年多淑峰姐为“拉巴”多灾多难的娘家人不知在暗中吞下了多少苦水，流下过多少辛酸的泪。我敢说，当母亲带着兄弟妹妹住回临江门老宅那一刻，淑峰姐一定是最高兴的那个人。因为她知道，在人的一生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生离死别之痛”和“寄人篱下之苦”。正因如此，我才可以想见：当母亲兄弟和妹妹搬回老宅那一刻，我们的淑峰姐肯定高兴得泪流满面。再次是，回归临江门老宅就好比让陈氏这艘“破船”又重新扬起航帆，驶向了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彼岸。
我是1982年元月18日从镇赉动身赶回江城市的。为此，动身前我又专程到大屯农贸市场买了便于往家携带的“农村年货”：10斤鱼干、5斤干蘑，再就是让八分校刘才校长给张罗了10斤猪肉，总重量不超过20公斤。本次返城我是就近就便在大屯上的客车，因带的东西不重故乘客车没遇到一点麻烦。
我是于第二天中午12点赶回临江门老宅的。当时贵章哥、老五、老六和妹妹于丽都在家里。他们见我从镇赉赶回来过年个个都非常高兴。
只听贵章哥说：“老四呀，你这一路坐车肯定很累，先睡一觉吧！我跟老六张罗晚上做点好吃的给你接风洗尘！”
“三哥，你们该忙啥忙啥！我一点不累，就想去看看妈！”我回复道。
“四哥，我领你上妈那去！”8岁的妹妹于丽明显懂事了，于是我俩便欢欢喜喜地奔出屋外去找母亲了。
出了陈氏老宅，我跟妹妹并没有马上走去船营街，而是对院落和房前屋后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对眼前这所老宅我简直再熟悉不过了。自1969年11月我陪母亲随继父下放去镇赉到现在已经一别十二个春秋，期间只是1981年元宵节到大哥家串门来过一次老宅。
脚踏故土，物是人非。看到老宅的一砖一瓦，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不禁令我思绪飞扬，感慨万千。
我家老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是一幢青砖黛瓦砖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其中西侧一间半住着老唐大婶一家4口人；东侧一间半由我家居住。两家之间是用木板墙间壁开的，各开各的门。半间厨房里搭有南北一大一小两个锅灶。里屋面积约有30平方米，搭有一铺南炕和一铺小北炕。在镇赉居家过日子的几件常用木家具又拉回来依次摆在了靠东山墙一侧。南头炕梢摆着母亲的心爱之物——“老炕琴柜”，炕琴上面垛着一家人晚上睡觉盖的被褥；中间是那对“黄波萝木箱”；北头是母亲跟继父再婚后带来的那部“西式立柜”。在中间那对箱子的箱面上摆放着我家那部用了几十年的“烟台座钟”和“上海牌收音机”；墙上并排挂着3个装有我们小时候老照片的相框。从室内的整体布局看基本上还是因循1969年前的老样子。而对我而言这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家的感觉。
凭心而论，其实日子的“穷”和“富”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而对应穷富亲情才是第一位的。在我看来，生活中缺失什么都不可怕，只要不缺少亲情的相互关爱，你的生活就不会失去温度，就会永远充满阳光。这正如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我们这个家庭而言，母爱和兄弟姊妹情都是不可或缺的血缘亲情。
单从我们陈氏老宅的外部环境加以品评，其所处位置是绝对值得称道的。整座老宅坐北朝南，直迎来水，面江而立。
右侧住着几十年的旧邻老唐大婶一家4口人：其中，老唐大叔在龙潭山火车站工作，是一位诚实敦厚的老好人，啥说道没有；大女儿唐丽萍容貌端庄，是老俩口领养的，由于不太听话，常把两位老的气得要死；二女儿唐丽花容貌一般，但品行端正；老唐大婶是全家的当家人，且还兼着居民组组长，是一位颇有心计和惯会拨弄事非的人。
我家后院住着的还是张林一家。和我家比起来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父亲是个“酒鬼”，在江城酒厂做“酿酒工”，小酒一喝就往死了打孩子；母亲是个精神不大正常的人，而且还生了5个孩子；老张家能给我留下一些印象的主要是张林和张森兄弟俩。张林要比我大3岁，张森跟我好象同岁。总的感觉是一家人日子过得“踢勒蹚郎”，苦不堪言。
在我家老宅左后身住的是金成章一家6口人。其父“金木匠”是个“肺结核”，干不了重活；母亲是个很有点本事的女人。老俩口生了2儿2女。大女儿凤霞在江城公交公司工作，1967年在公交车售票出车祸因公殉职了；二女儿玉霞在街办企业工作；大小子成章是残疾人修车自谋职业；二小子成秀接大姐的班进了公交公司。
在我家老宅正前方15米开外就是浩浩荡荡的松花江。住在这处老宅最美的的季节是春夏秋三季。那时，江的对岸还是郁郁葱葱的柳林和一片片菜地。每天清早起来都会传来一阵阵布谷鸟的叫声，那声音象音乐一样清脆而又悦耳，在江面久久萦回……此外，不论白昼江上总有舟楫往来穿行，它们有的驻泊江心“抛杆垂钓”；有的“撒网捕鱼”。而在夜幕降临后还偶尔能够看到“江风渔火对愁眠”的景象。若站立江边向东远眺，可见毓文中学高楼耸立以及十里长堤遥相可望的滨江盛景，还有江南大桥犹如雨后彩虹卧于烟波浩淼的江面之上……
在我家老宅的外围，依然居住着1969年前临江九组的老邻旧居：譬如于志国、沈小吉、包立会、葛小学、邹立娟、付强、单四、王三、赵华东等多家老户。未曾改变的是各门姓氏，而被多年历史苍桑所改变的则是当年那些光着屁股的玩伴，现如今都已长成大人，或封妻荫子，或嫁作人妇，而他们的某些长辈要么已是两鬓斑白；要么就是长辞于世……
当我跟妹妹顺着从船营街直通江沿九组大院坡路走上主街向右拐上人行道的时候，十多年前的那些场所依旧还在：诸如越过马路位于左侧三岔路口处供人们排队担水的“水楼子”还在履行着它往日的功能；右手道南的“老联营副食店”依然经营着“烟酒糖茶”，有的“副食票证”已取消，但有的还再沿用；道北大车店早已改换门庭，曾经的车水马龙已不复存在；道北的“志诚利药店”依然经营着人们日常医治“头疼脑热”的药品；由“该东”妈做护士的道北“门诊部”还在挂牌接待患者；十组道北拐角的“水果摊床”生意还是那么红火；头道码头商业街又再度呈现出人流如织的商业氛围……
在老船营街道北“老供销合作社“拱型门”的右手边，我隔路老远就看见了头戴棕色线织帽，腰扎白围裙的母亲在那里向过往路人兜售着她经营的“雪糕”、“糖葫芦”和“康乐果”等商品。显而易见，在这寒冷的冬季单靠卖“雪糕”肯定是不行了，必须得带上“瓜子”、“花生”、“糖葫芦”等才能维持正常经营。
站在冰天雪地里的母亲，脸上的皱纹明显比夏季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时又多了一些。此时的她，面部皮肤就象“黑核桃”似的，纹路既深又多，一看就是无情的岁月和风刀霜剑给她留下的痕迹。当她突然发现我和妹妹正穿越马路向她走来时，笑容又立马跃上了她的面颊，两只眼睛又瞬间放射出喜悦的光彩，并高声问道：
“孝章啊，你啥时候到家的？”
“妈，我刚到家！”我一边回复着，一边还轻轻拥抱了一下母亲。
接下来，我跟母亲开始沟通交流各自的一些情况。通过交流得知：自母亲迁回临江门老宅并在船营街卖“雪糕”以来效益一直不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没有一点问题；眼下粮食市场也不象以前管控那么紧了，只要有钱去农村是可以“淘换”到粮食的，故一家人再也不用为“吃不饱饭”而发愁了；贵章哥大学已经毕业寒假过后即可分配上班；老五目前正在参加补习，等考上个工作岗位自然就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给我的感觉母亲在谈论这些话题时，语气中带着满心的乐观与自信。在她看来，未来的美好日子正在向她频频招手，她的辛勤付出即将得到让她倍感骄傲的回报。
看到历尽沧桑依然还能如此自信和乐观的母亲，我真的是被她老人家不屈不饶的伟大品格给彻底征服了。直到此时，我似乎才真正透视到母亲的伟大之处：就是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心中始终揣着朴素的“梦想”，并能不遗余力地为之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未曾改变的是她心里只装着自己的5个孩子。故在每个重要人生时段她总能从实际出发，把“让孩子有饭吃、有书读和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做为奋斗目标去“追梦”、逐梦”和“圆梦”。必须承认，母亲只是个普通人，她不会唱高调，她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她却不乏爱国情怀，懂得教育孩子“知书守礼、与人为善、尊长怜幼、报效家国”。正因如此，这一生她才没让一个孩子沦为人类的“滓子”和社会的“包袱”。
农历腊月是一家人“抓钱”的最佳黄金时段。为配合母亲和兄弟做买卖，我主动给自已安排了个“后勤临时总管”的差事。主要任务是给全家人每天象模象样地做顿晚饭和料理一些家务杂事。期间，母亲照常经营着她的“雪糕生意”；贵章哥和老六在头道码头摆摊“卖猪肉和带鱼”；老五每天照常去上他的补习班；于丽则陪我在家“猫冬”。
整个寒假期间我主要忙活了三件事：
其一，是领俩外甥女和妹妹“随时逛街”。我在回到江城的第二天便去江南淑峰姐家把金巍和金迪两个外甥女接来了临江门。期间，一有空儿我就领着妹妹和俩外甥女逛街、看电影、打爬犁、玩蹓冰。有她们三个小的陪伴，我的整个寒假过得舒心而又快活。寒冬腊月里逛河南街绝对是最能让妹妹和俩外甥女感受“浓浓年味”的事情。为此，腊月初十那天我带三个小家伙特意去逛了一趟河南街。那天上午我们是一路步行前往河南街的。当路过临江门广场时我跟金巍和二迪重点讲述了她们妈妈毕业的毓文中学以及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也在这所名校读过书的故事。正所谓“从小看大，三岁带老相。”对我所讲内容二迪总是能听得聚精会神的那一个，并不时还会提出一些问题；于丽听的也不错；最不感兴趣的就是金巍。当走到市政府门前看“树挂”的时候，我又给她们简单介绍了雾凇的成因，而且还专门照了一张合影。原因是那一时期，还未曾出现炭排放超标和地球变暖一说，故那时的“树挂”才比现在还要好上许多。
河南街是江城市的一条“百年老街”。每逢年节都是大人和孩子“寻开心和找乐子”的地方。当我们行至珲春街与河南街交汇路口时，在路旁一下冒出了卖“糖葫芦”、“”、“皂糖”、“烤地瓜”、“炒栗子”的多个小商贩。那时候的孩子平日里几乎吃不到什么好东西，所以俩外甥女和于丽见到这些“玩意儿”馋得又都迈不动步了。嘴最急的还是金巍，次之二迪，再次是于丽。我本来就是带她们出来玩的，故早已做好有限满足她们“舌尖要求”的准备。那时孩子们对甜品是“贪得无厌”的，吃了这样还想要那样。我们4人先来了两只“地瓜”，每人半只；然后又给她仨各要了一支“棉花糠”；接着是每人一只“糖葫芦”；最后我又买了一斤“糖炒栗子”边走边吃。而后在逛其它店铺时就是“走马观花”了。因买“衣帽鞋袜”不在本次计划之列，再说了我也根本买不明白那些玩意儿。
其二是，跟哥几个一道“拔皂糖”。在关东民俗里曾有“年年腊月廿三，人人竟食皂糖甜”的节日文化传承。千百年来，在华夏黄河以北区域，相传：每年小年之日若吃得一块“皂糖”可保年内“福禄双至，驱凶避厄”。正因如此，才让传统“皂糖”在每年的“小年”竟象北山“四廿八”庙会一样形成了“市场小气候”。为抢抓这一商机，母亲和贵章哥决定：今年一定要拔它200斤皂糖，然后在腊月小年那天拿出去售卖。为此，一过腊月十五贵章哥和老六就把200斤白糖买了回来，然后用每天晚上时间开始突击“拔皂糖”。
1982年是我家第一年尝试加工“皂糖”。由于事先没经过培训以为是个很简单的工艺呢，结果先由贵章哥熬的两锅糖全都翻砂报废了，心疼得贵章哥嘴都起了泡，全家人也都老上火了。见此情形，在屋里复习功课的老五扔下书主动从贵章哥手中接过了“熬糖”的技术活儿。还别说，这老五懒归懒，但他毕竟是个心灵手巧之人。经过几次尝试、琢磨，他终于掌握了“熬糖”的“火候”和“临界温度”把糖给熬成了。然后贵章哥、母亲、老六和我开始轮班地熬夜“拔皂糖”。现在看来，那点钱挣得实在是太辛苦了。在我的记忆里，正是那几天的“连轴转”害得母亲患了“冠心病”，且一直未能得到很好治疗，才让她在5年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当腊月小年到来那一天，我们全家齐上阵在临江门和船营街共出了三个摊“卖皂糖”，还真就赚了不少钱。记得那天大家收摊时都晚上十点多了。给母亲准备的“生日宴”直到半夜11点才吃完。尽管如此，但当一家人把“卖皂糖钱”往炕上一摊并完成最后清点时，大家早就满心欢喜地把连日的疲惫不堪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三，逛牛马行“置办年货”。年前那段时间母亲、贵章哥和老六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生意上，故把“办置年货”的差事全都一股脑地推到了我的身上。母亲和贵章哥的意思是，在准备今年的“年嚼咕”时要力求丰盛，不怕花钱。此外，姐夫金魁竺也说了今年的年夜饭还是由他亲自操刀“下厨”。
自打过了腊月廿五，我几乎是一天跑一趟牛马行“菜楼”采办年货。1982年，市场经济的大潮早已荡涤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此时，各类果蔬、鸡鸭鱼肉蛋、海产品已极大丰富。只要腰包有钱，去牛马行转上一圈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概到了腊月廿九，该办置的“年货”全办置“备整”了。当天，我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烀猪肉”、“煮酱牛肉”；二是剁“饺馅”，备年夜饭。
三十上午10点，魁竺姐夫和淑峰姐就赶来了。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做“年夜饭”所需的食材。姐夫进屋后扎上围裙就开始下厨了，他说今年计划做22道菜；淑峰姐进了屋后就开始贴“对联”、“福”字和挂灯笼。接下来我跟淑峰姐就是给姐夫做“年夜饭”打下手。
大约3点半光景，年夜饭基本准备就绪。我随后便去船营街头道码头接母亲了。当我和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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