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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是博雅斋，不是不雅斋——这名字可不能听错啦！嗯，考虑到海峡两岸的情况不同，加上飞过来飞过去不方便，诸位的作品我只能在台北装裱，不管能否卖掉，都拿不回来了。所以，还是一次性买断，免得有什么后遗症。至于价格嘛，我们一起商议……”
阿陶插嘴道：“价格总归好商量的！”
“是的，我初来乍到，对大陆的行情一无所知，全靠大家指教。尤其是米老先生，您是前辈，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其实我也不知道行情。”米祚之笑笑说,“我的画存得不多。这些年政府部门拿了一些，作为对外交往的礼品，给我一些报酬。我本身有工资，所以从不计较……”
米诚听了，却喜形于色。他也向父亲学画，却进步不快，这几年正渐渐转向书画交易，很想去海外开办一家画廊，所以比较关注台湾香港等地的画廊经营情况，曾读过多本台湾出版的《雄师》美术杂志。他拉了拉坐在一边的杨不二的手臂，说：
“我爸爸的画，特别是江南水乡题材的水墨，在港台最吃香了。你的作品，也有这一路的，可以给他。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出到这个价……”
他在桌子边伸出手，迅速比划了一下。
杨不二笑笑，没有说什么。
大约在两个月后，谷安的几位画家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请柬上这样印着：“台北博雅斋画廊定于夏历八月初十（阳历9月22日）举办大陆江南水乡水墨画展，恭请莅临指教。备有茶点。”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漂亮的画折，每一面都选印了米祚之、米诚、杨不二等几位画家的代表作。虽然是拍摄照片后缩小的，并不比原作逊色多少。
李安浦和文栋虽然不是画家，也收到了一份。
文栋看见他，叹息一声说：“可惜台湾海峡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否则真想去那边开开眼界！”
李安浦说：“你以后有机会去的。他不是答应你要出书吗？”
文栋抚摸着手感极好的请柬，端详着模压的花纹和烫金的文字，说：“要是在台湾出一本书，也能印得这样上档次，就好啦！”
他读过台湾女作家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辅大外文系毕业后，在政治公关公司工作。这位从未写过散文和小说的女孩子，第一次写下的长篇小说，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李安浦到博物馆工作后，已经很久不读长篇小说了，这部小说拿到手，却欲罢不能，竟然在短短两天内全部读完，而且觉得颇有收获。对于台湾一代年轻人在当前社会架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下的质疑心态，确实有了不少了解。
别的不说，光是这位台湾新进女作家以独特的语言描绘台北的璀灿夜色，就足以让人震惊：
“一片灯光大海熠熠生辉的壮丽景观，像一只闪耀着千万个金色鳞片的巨兽的，像集合了无数星斗明灭着无数命运的，像一片碎钻海洋的，台北。”
随即她又借助主人公的嘴，说出了更为深刻更为形象的一段话：
“你看这片灯海像不像钻石？每颗灯代表一个人，每个人代表一堆货币，我书读得不多，但是市场经济原理我还懂。货币像是山坡上的石子，哪里有凹洞它们就自动滚向哪里，滚得越多带动越大量的货币，聪明的人就挖够大的洞，让一大片的山坡的货币都滚进去……”
形象化的比喻，显示了台北人在人口爆炸、资讯爆炸、金钱梦爆炸，经济竞争十分激烈背景下的心态。竭力追求经济利益，努力出人头地，是自由经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假如不愿如此，就势必流落为社会边缘人。
“而活着的生命啊，在长存的天地里是何许的短暂渺小，穷其一生地迸发光亮，以为自己达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事实上连痕迹也不曾留下。人是风中的微尘。马蒂想到她在台北多年的辛苦生活，那些地盘之争，那些自由之争，即使争到了，又算什么呢？人不过是风中的微尘。来自虚无，终于虚无。还有什么好苦恼执着的呢？就算是什么也不苦恼执着，结果还是一样，生命本身，和无生命比起来，一样地没有意义。”
女作家借助于主人公马蒂的语言，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影响台湾的存在主义，作了一番深刻的探讨，并由此展开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也许在她看来，存在主义的虚无，并不导致悲观，而是对人生的一种彻底了悟。同时，作家也对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作了艰辛而深入的探索。
他不由想，以马蒂为典型的台湾新新人类，走进伤心咖啡店，以一杯咖啡的代价，经历了人生最混乱丰富的过程，看见了人间最浪漫壮丽的感情，也目睹了世界上最孤独无情的人、挣扎着寻找生命意义的漫游者，无可救药的暗恋者，他们都敢于用生命作赌注，来换取一个出口。即使找到了名为自由的出口，但这自由，仍是那么微妙。“自由是什么？”“自由并不存在，这两个字只是人类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自由像风，只存在于动态中……”
几十年来一直构筑自由经济的台湾社会，充满了激烈竞争。那样的激烈，或许不是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所能体味的。显然是因为受经济利益的驱策，台湾人竭力寻找生存的空间，岛屿毕竟太小，向大陆拓展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两岸的人们超越寻亲寻根的起点，冲决一切政治藩篱，大胆地开始民间经济交往时，必然会造成一股谁也不可阻挡的投资热潮。
展。
“是博雅斋，不是不雅斋——这名字可不能听错啦！嗯，考虑到海峡两岸的情况不同，加上飞过来飞过去不方便，诸位的作品我只能在台北装裱，不管能否卖掉，都拿不回来了。所以，还是一次性买断，免得有什么后遗症。至于价格嘛，我们一起商议……”
阿陶插嘴道：“价格总归好商量的！”
“是的，我初来乍到，对大陆的行情一无所知，全靠大家指教。尤其是米老先生，您是前辈，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其实我也不知道行情。”米祚之笑笑说,“我的画存得不多。这些年政府部门拿了一些，作为对外交往的礼品，给我一些报酬。我本身有工资，所以从不计较……”
米诚听了，却喜形于色。他也向父亲学画，却进步不快，这几年正渐渐转向书画交易，很想去海外开办一家画廊，所以比较关注台湾香港等地的画廊经营情况，曾读过多本台湾出版的《雄师》美术杂志。他拉了拉坐在一边的杨不二的手臂，说：
“我爸爸的画，特别是江南水乡题材的水墨，在港台最吃香了。你的作品，也有这一路的，可以给他。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出到这个价……”
他在桌子边伸出手，迅速比划了一下。
杨不二笑笑，没有说什么。
大约在两个月后，谷安的几位画家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请柬上这样印着：“台北博雅斋画廊定于夏历八月初十（阳历9月22日）举办大陆江南水乡水墨画展，恭请莅临指教。备有茶点。”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漂亮的画折，每一面都选印了米祚之、米诚、杨不二等几位画家的代表作。虽然是拍摄照片后缩小的，并不比原作逊色多少。
李安浦和文栋虽然不是画家，也收到了一份。
文栋看见他，叹息一声说：“可惜台湾海峡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否则真想去那边开开眼界！”
李安浦说：“你以后有机会去的。他不是答应你要出书吗？”
文栋抚摸着手感极好的请柬，端详着模压的花纹和烫金的文字，说：“要是在台湾出一本书，也能印得这样上档次，就好啦！”
他读过台湾女作家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辅大外文系毕业后，在政治公关公司工作。这位从未写过散文和小说的女孩子，第一次写下的长篇小说，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李安浦到博物馆工作后，已经很久不读长篇小说了，这部小说拿到手，却欲罢不能，竟然在短短两天内全部读完，而且觉得颇有收获。对于台湾一代年轻人在当前社会架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下的质疑心态，确实有了不少了解。
别的不说，光是这位台湾新进女作家以独特的语言描绘台北的璀灿夜色，就足以让人震惊：
“一片灯光大海熠熠生辉的壮丽景观，像一只闪耀着千万个金色鳞片的巨兽的，像集合了无数星斗明灭着无数命运的，像一片碎钻海洋的，台北。”
随即她又借助主人公的嘴，说出了更为深刻更为形象的一段话：
“你看这片灯海像不像钻石？每颗灯代表一个人，每个人代表一堆货币，我书读得不多，但是市场经济原理我还懂。货币像是山坡上的石子，哪里有凹洞它们就自动滚向哪里，滚得越多带动越大量的货币，聪明的人就挖够大的洞，让一大片的山坡的货币都滚进去……”
形象化的比喻，显示了台北人在人口爆炸、资讯爆炸、金钱梦爆炸，经济竞争十分激烈背景下的心态。竭力追求经济利益，努力出人头地，是自由经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假如不愿如此，就势必流落为社会边缘人。
“而活着的生命啊，在长存的天地里是何许的短暂渺小，穷其一生地迸发光亮，以为自己达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事实上连痕迹也不曾留下。人是风中的微尘。马蒂想到她在台北多年的辛苦生活，那些地盘之争，那些自由之争，即使争到了，又算什么呢？人不过是风中的微尘。来自虚无，终于虚无。还有什么好苦恼执着的呢？就算是什么也不苦恼执着，结果还是一样，生命本身，和无生命比起来，一样地没有意义。”
女作家借助于主人公马蒂的语言，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影响台湾的存在主义，作了一番深刻的探讨，并由此展开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也许在她看来，存在主义的虚无，并不导致悲观，而是对人生的一种彻底了悟。同时，作家也对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作了艰辛而深入的探索。
他不由想，以马蒂为典型的台湾新新人类，走进伤心咖啡店，以一杯咖啡的代价，经历了人生最混乱丰富的过程，看见了人间最浪漫壮丽的感情，也目睹了世界上最孤独无情的人、挣扎着寻找生命意义的漫游者，无可救药的暗恋者，他们都敢于用生命作赌注，来换取一个出口。即使找到了名为自由的出口，但这自由，仍是那么微妙。“自由是什么？”“自由并不存在，这两个字只是人类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自由像风，只存在于动态中……”
几十年来一直构筑自由经济的台湾社会，充满了激烈竞争。那样的激烈，或许不是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所能体味的。显然是因为受经济利益的驱策，台湾人竭力寻找生存的空间，岛屿毕竟太小，向大陆拓展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两岸的人们超越寻亲寻根的起点，冲决一切政治藩篱，大胆地开始民间经济交往时，必然会造成一股谁也不可阻挡的投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