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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缺乏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王安石所言之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间，就在政府。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你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其实，但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王安石的话也是正确的。现代社会已经证明了，不增加捐税也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比如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比如完善社会生产制度……
司马光把桑弘羊拿来做例子以反驳王安石，是没有看到他们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提供给农民低息贷款，让他们购买棉粮种子，等秋后丰收再行偿还。在贷款过程里，贫穷的农民要拿青苗作为抵押，是以此法称为“青苗法”。这部法律打击了在农村里猖獗的高利贷活动，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现在看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经有了用市场手段来调剂经济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一句话，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垄断当然是最来钱的勾当了，这事儿我们现在的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企业正干得不亦悦乎呢。国家当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宋神宗还是选择站在了王安石这一边。国家财政确实太差钱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论更适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苏轼两兄弟服丧期已满，举家搬迁，正在赶来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九幕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运作之下，闻名中外的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主要内容有：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试点的成绩，现在拿来在全国推广；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笔免役钱，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该法规定，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刚刚实施，就在朝廷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的就是他曾经的老朋友：司马光。
作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要他权衡考虑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劝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王安石的反应则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以彬彬有礼的风度，针锋相对的反驳了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这封信曾经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巨大的政治立场差异，导致他们谁也无法将对方说服。从那开始，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敌，在私人感情上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司马光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名臣队伍，比如欧阳修、韩琦、苏轼等人，他甚至还获得了皇太后的支持。但是，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参知政事王安石，还有宋神宗。一心要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把赌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马光选择的道路不多：要么转变立场支持王安石，要么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权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马光的做事风格，他就只有选择黯然离开了。
宋神宗其实也很器重司马光，他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一边竭力挽留司马光，而且欲封他做国防部副部长。司马光目光坚毅的看着宋神宗，说：“要我留下也可以，请你全部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话说到这份上，宋神宗也只好黯然神伤的看着司马光离去。
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司马光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专心致志的写那一本传世之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不无担忧的询问王安石：“爱卿啊，虽然我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你，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贯之的彪悍表情说：“改革嘛，总是会触及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们反对才是正常的表现，这才证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为国家补充新鲜血液。”
事实上，王安石在变法里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忠诚于他的年轻干部。比如前面说到的沈括，后面将会说到的蔡京。
宋神宗接着王安石的话题说：“我看苏轼这年轻人挺不错，要不把他升为谏官？”
王安石其实也很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但对他趋向保守的政治立场相当不满，委婉的对向宋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
宋神宗的建议就此搁浅。
当然，王安石也并未因为苏轼对改革持异议就把他冷藏起来，任命他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可是苏轼这浑小子毫不领情。王安石打算改革考试制度，他却发表《议学校贡举状》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当然不高兴了，把他赶到开封做了一个推官。
王安石的算盘很精：当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务缠在身上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功夫管我的闲事了。（未完待续）
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缺乏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王安石所言之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间，就在政府。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你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其实，但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王安石的话也是正确的。现代社会已经证明了，不增加捐税也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比如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比如完善社会生产制度……
司马光把桑弘羊拿来做例子以反驳王安石，是没有看到他们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提供给农民低息贷款，让他们购买棉粮种子，等秋后丰收再行偿还。在贷款过程里，贫穷的农民要拿青苗作为抵押，是以此法称为“青苗法”。这部法律打击了在农村里猖獗的高利贷活动，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现在看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经有了用市场手段来调剂经济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一句话，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垄断当然是最来钱的勾当了，这事儿我们现在的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企业正干得不亦悦乎呢。国家当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宋神宗还是选择站在了王安石这一边。国家财政确实太差钱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论更适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苏轼两兄弟服丧期已满，举家搬迁，正在赶来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九幕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运作之下，闻名中外的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主要内容有：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试点的成绩，现在拿来在全国推广；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笔免役钱，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该法规定，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刚刚实施，就在朝廷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的就是他曾经的老朋友：司马光。
作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要他权衡考虑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劝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王安石的反应则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以彬彬有礼的风度，针锋相对的反驳了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这封信曾经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巨大的政治立场差异，导致他们谁也无法将对方说服。从那开始，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敌，在私人感情上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司马光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名臣队伍，比如欧阳修、韩琦、苏轼等人，他甚至还获得了皇太后的支持。但是，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参知政事王安石，还有宋神宗。一心要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把赌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马光选择的道路不多：要么转变立场支持王安石，要么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权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马光的做事风格，他就只有选择黯然离开了。
宋神宗其实也很器重司马光，他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一边竭力挽留司马光，而且欲封他做国防部副部长。司马光目光坚毅的看着宋神宗，说：“要我留下也可以，请你全部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话说到这份上，宋神宗也只好黯然神伤的看着司马光离去。
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司马光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专心致志的写那一本传世之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不无担忧的询问王安石：“爱卿啊，虽然我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你，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贯之的彪悍表情说：“改革嘛，总是会触及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们反对才是正常的表现，这才证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为国家补充新鲜血液。”
事实上，王安石在变法里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忠诚于他的年轻干部。比如前面说到的沈括，后面将会说到的蔡京。
宋神宗接着王安石的话题说：“我看苏轼这年轻人挺不错，要不把他升为谏官？”
王安石其实也很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但对他趋向保守的政治立场相当不满，委婉的对向宋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
宋神宗的建议就此搁浅。
当然，王安石也并未因为苏轼对改革持异议就把他冷藏起来，任命他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可是苏轼这浑小子毫不领情。王安石打算改革考试制度，他却发表《议学校贡举状》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当然不高兴了，把他赶到开封做了一个推官。
王安石的算盘很精：当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务缠在身上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功夫管我的闲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