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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十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发给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就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
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大约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入，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
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听到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捧，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二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但诚实地说，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呵！
2012年6月20日于京（未完待续）
了。
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十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发给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就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
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大约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入，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
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听到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捧，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二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但诚实地说，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呵！
2012年6月20日于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