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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所谓“文革”，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文革”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文革”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文革”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往往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着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不久团报导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导组去当报导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怎么会！”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变为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地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们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
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未完待续）
bsp; 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所谓“文革”，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文革”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文革”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文革”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往往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着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不久团报导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导组去当报导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怎么会！”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变为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地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们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
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