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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今天是周六,事情比较多,把今天的任务发在凌晨时分吧,各位多包涵!对了,各位别忘了去本书的悬赏登记一下,弘毅要送上点币啦!】
御前会议讨论同安王郑芝龙的任命以来,小贝勒爷玄烨一直是在扮演着坚定支持者的角色,而且巧妙地利用几位汉臣的不同心理,成功将他们分别打造成了“大义与重利”、“忠义与奸贼”等不同观点上自己的对立面。一番不可谓不艰难的“折冲”之后,好不容易反驳倒了几派不同声音。谁承想到最后,玄烨自己要跳出来做最大的反对派!
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弘毅此时绝不是因为开了如此冗长、议题众多的会议而思维混乱的样子,反而格外的精神与坚定。
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转承起伏”!当你们都不看好郑芝龙的时候,我偏要将他的种种神奇一味放大,而且有理有据,让你们不得不认同我的观点,心中至少要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所说的“真实”的郑芝龙,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不堪——
知书达礼,有一定的儒家底子;不忘祖宗,始终把自己当做中国人;愿为栋梁,曾有经世安邦的宏愿;善于纵横,各方势力都能兼顾周全;敢于碰硬,该出手时就出手;精于航海,二三十只海船起家而成为南洋独霸;长于经商,白手起家、富可敌国……
而当这种判断在你们心中慢慢滋生、立足、壮大、巩固。继而赞同朝廷委派他去率领大清第一支官办武装船队大行贸易、广纳重利的时候,玄烨却要让形势急转直下——你们都别忘了一点,那就是自古以来对商人的普遍评价:无商不奸!
不过这种警示和提醒,如果一开始就摆在众人面前,估计谁都会一笑而过,悠悠说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既然如此,我就反其道而行之。现在重提此事,效果就大大不同了:说一千道一万,堪为大用的郑芝龙,毕竟是一个大大的海商!纵使你有滔天伟才。可本性难移。那就必须加以防范!
不得不说,弘毅的策略取得了奇效!短暂喧嚣的大殿之内,很快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每个人都在等着小皇子来自圆其说。
“玄烨。同安王到底用是不用?你需拿定主意。”
福临善意提醒还在那里“嘚瑟”的儿子。心底里还是有一些不悦的:一开始你提出来行海商。接着就把同安王不遗余力往前推,就连我这个当皇上的也跟着你好一个折腾。好不容易反对的意见都被你“掰扯”得差不多消停了,怎么?你自己却要往回出溜吗?要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看来我还要好好敲打敲打你,让你知道这御前会议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
“皇阿玛,玄烨主意已定,只等皇阿玛圣裁。”弘毅十分理解青年皇帝此时那种被儿子“戏耍”的尴尬和幽怨,故而立即坚定回应。
“哦?朕倒以为,你现在无论是何主意,都是难以自圆其说了!”福临真的有些生气了,和个真事儿似地如此笃定,你当朕和大臣们都是任你摆布的棋子不成?
“皇阿玛,儿臣一番苦心,就是要让朝堂上下、满朝文武都能明白知道:同安王确有奇才,需大用;同安王又固有不足,需提防!”看到福临恼火起来,弘毅知道最后一点火候也到了,终于说出最真实的论点。
“‘大用’又‘提防’?哈哈!玄烨啊,你到底是年幼啊!朕之用人,历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大用,何须提防?若要提防,不若不用!”福临果然不以为然!
皇帝这种反应,弘毅早就心知肚明,不足为怪。而他生生把这御前会议后半段进程弄得如此纠结拧巴,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对福临这个颇有主见、甚至有点刚愎自用的皇帝,进行“用人观”理念上的洗脑。也就是说,刘昌也好、胡世安也罢,都是给福临最后“被出场”做铺垫的!真正对弘毅的“长策大计”会有所羁绊的,恰恰是福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观!
说青年皇帝笃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有道理的,因为福临的人格特点决定了他对那些自以为“情投意合”的人,必定会执着于此。这位少年皇帝比较刚愎,血气方刚、性情不定,又带有建州女真骨血中“随身以俱”的率真与冲动,所以为人处世多不按常规出牌,比如他对前皇后孟古青的随意废立,就突破了历朝旧例。像福临这种人,如果让他感觉和谁心意相通、亲密无间了,一定会做出“立下重誓、永不背叛”的豪言壮语。对于老阉奴吴良辅的百般维护而始终不弃,并非他不知道这奴才的斑斑劣迹,恰恰就是如此用人观的明证。
故而福临亲政之后,便将自己的观念推而广之,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广泛运用到了内朝与外藩等各个领域。在京内,表现在福临对一班汉臣的格外器重,无论新旧南北,只要你有才就统统委以重任、极尽亲密。一旦起了对谁起了疑心之后,福临更是果断杀伐,绝不手软。陈名夏得宠之后的登峰造极、恃宠而骄,失宠之后的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恰好体现了这两个极端。
对边陲外藩,这种用人策略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突出的例证就是对吴三桂的信赖有加。
其实,福临和吴三桂原本并不亲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对立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福临亲政前一直受制于叔父多尔衮,与其貌合神离。心存怨恨,而吴三桂又是多尔衮手下的得力干将。二人真正打交道,是在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故后。
隐忍多时的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先对其派系进行了无情打击: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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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讨论同安王郑芝龙的任命以来,小贝勒爷玄烨一直是在扮演着坚定支持者的角色,而且巧妙地利用几位汉臣的不同心理,成功将他们分别打造成了“大义与重利”、“忠义与奸贼”等不同观点上自己的对立面。一番不可谓不艰难的“折冲”之后,好不容易反驳倒了几派不同声音。谁承想到最后,玄烨自己要跳出来做最大的反对派!
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弘毅此时绝不是因为开了如此冗长、议题众多的会议而思维混乱的样子,反而格外的精神与坚定。
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转承起伏”!当你们都不看好郑芝龙的时候,我偏要将他的种种神奇一味放大,而且有理有据,让你们不得不认同我的观点,心中至少要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所说的“真实”的郑芝龙,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不堪——
知书达礼,有一定的儒家底子;不忘祖宗,始终把自己当做中国人;愿为栋梁,曾有经世安邦的宏愿;善于纵横,各方势力都能兼顾周全;敢于碰硬,该出手时就出手;精于航海,二三十只海船起家而成为南洋独霸;长于经商,白手起家、富可敌国……
而当这种判断在你们心中慢慢滋生、立足、壮大、巩固。继而赞同朝廷委派他去率领大清第一支官办武装船队大行贸易、广纳重利的时候,玄烨却要让形势急转直下——你们都别忘了一点,那就是自古以来对商人的普遍评价:无商不奸!
不过这种警示和提醒,如果一开始就摆在众人面前,估计谁都会一笑而过,悠悠说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既然如此,我就反其道而行之。现在重提此事,效果就大大不同了:说一千道一万,堪为大用的郑芝龙,毕竟是一个大大的海商!纵使你有滔天伟才。可本性难移。那就必须加以防范!
不得不说,弘毅的策略取得了奇效!短暂喧嚣的大殿之内,很快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每个人都在等着小皇子来自圆其说。
“玄烨。同安王到底用是不用?你需拿定主意。”
福临善意提醒还在那里“嘚瑟”的儿子。心底里还是有一些不悦的:一开始你提出来行海商。接着就把同安王不遗余力往前推,就连我这个当皇上的也跟着你好一个折腾。好不容易反对的意见都被你“掰扯”得差不多消停了,怎么?你自己却要往回出溜吗?要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看来我还要好好敲打敲打你,让你知道这御前会议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
“皇阿玛,玄烨主意已定,只等皇阿玛圣裁。”弘毅十分理解青年皇帝此时那种被儿子“戏耍”的尴尬和幽怨,故而立即坚定回应。
“哦?朕倒以为,你现在无论是何主意,都是难以自圆其说了!”福临真的有些生气了,和个真事儿似地如此笃定,你当朕和大臣们都是任你摆布的棋子不成?
“皇阿玛,儿臣一番苦心,就是要让朝堂上下、满朝文武都能明白知道:同安王确有奇才,需大用;同安王又固有不足,需提防!”看到福临恼火起来,弘毅知道最后一点火候也到了,终于说出最真实的论点。
“‘大用’又‘提防’?哈哈!玄烨啊,你到底是年幼啊!朕之用人,历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大用,何须提防?若要提防,不若不用!”福临果然不以为然!
皇帝这种反应,弘毅早就心知肚明,不足为怪。而他生生把这御前会议后半段进程弄得如此纠结拧巴,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对福临这个颇有主见、甚至有点刚愎自用的皇帝,进行“用人观”理念上的洗脑。也就是说,刘昌也好、胡世安也罢,都是给福临最后“被出场”做铺垫的!真正对弘毅的“长策大计”会有所羁绊的,恰恰是福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观!
说青年皇帝笃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有道理的,因为福临的人格特点决定了他对那些自以为“情投意合”的人,必定会执着于此。这位少年皇帝比较刚愎,血气方刚、性情不定,又带有建州女真骨血中“随身以俱”的率真与冲动,所以为人处世多不按常规出牌,比如他对前皇后孟古青的随意废立,就突破了历朝旧例。像福临这种人,如果让他感觉和谁心意相通、亲密无间了,一定会做出“立下重誓、永不背叛”的豪言壮语。对于老阉奴吴良辅的百般维护而始终不弃,并非他不知道这奴才的斑斑劣迹,恰恰就是如此用人观的明证。
故而福临亲政之后,便将自己的观念推而广之,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广泛运用到了内朝与外藩等各个领域。在京内,表现在福临对一班汉臣的格外器重,无论新旧南北,只要你有才就统统委以重任、极尽亲密。一旦起了对谁起了疑心之后,福临更是果断杀伐,绝不手软。陈名夏得宠之后的登峰造极、恃宠而骄,失宠之后的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恰好体现了这两个极端。
对边陲外藩,这种用人策略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突出的例证就是对吴三桂的信赖有加。
其实,福临和吴三桂原本并不亲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对立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福临亲政前一直受制于叔父多尔衮,与其貌合神离。心存怨恨,而吴三桂又是多尔衮手下的得力干将。二人真正打交道,是在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故后。
隐忍多时的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先对其派系进行了无情打击: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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