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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的两沿，然后一筐筐地将土提出家，倒在房子后面的大坑里。几年来下，不知不觉我将家改变了面貌，原先低矮空间带来我的压抑感渐渐少了，高高的屋顶透露着空旷与空间的增大，使人有了一种轻松的感受。别的孩子也一样不会消停地忙碌着，他们像我一样修理着泥土，改变着生活的模样。
春天到来的时候，戈壁上随着雪的融化，各种植物争相斗艳地开放着。我们更喜欢的是地面上的各项活动。除了到房后面的山沟里挖掘野生的葱蒜外，我们还将开着粉红色的马兰花，透着水汽的野刺梅，连土带根移植到每人家的屋顶边、台阶两边。我记得我当时在河边折下的几枝柳条，经过挖坑，填埋，浇水，让它们发出了嫩黄色的芽蕾，然后伴随着我们渐渐地长大。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连队每年都要盖上几排刷着白灰、露着屋檐的平房，每排6房人家，每家前后两间。在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秋天，当了几年班长的父亲也分到了一套平房。快搬家的前几天，我充满着复杂的心情，既兴奋又惆怅。搬家后，我有时还一个人打着手电在阴暗荒芜的旧“家”土堆里，用手扒拉着仔细寻找着，试图找回一些快乐的东西。
旧“家”四周的马兰花已长成了一大片幽蓝色，台阶两边我随手种下的柳树，树干已长成了大人胳膊般的粗壮，树枝如粉丝般垂在地面上。被大人扒去屋顶的地窝子里，太阳直直地照射着尘土将要淹埋的地方，我仿佛看到许多潮湿的东西在慢慢地蒸腾着、飘动着，融入了不远的天边。
多少年过去了，我偶尔回到我的连队，在住过的旧“家”边，平整的土地上几棵粗大的柳树已郁郁葱葱，枝叶间一群群鸟儿在叽叽喳喳的鸣叫着。树荫下，几个陌生的男孩子停止了手中的玩耍，正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我知道，他们和我已各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了。
二、走向广阔的田野
兵团的连队多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沙漠边缘和戈壁深处，可以说这支带着铁锹的军队是以使命的目光注视着新疆广大的土地的。
我们家就居住在新疆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很少生长着植物的土地平坦地向天的尽头无限伸展着。在一条名叫乌伦古河的两岸，居住着被称为垦荒人的兵团人。我的家就属于这种典型的戈壁沙漠边缘地质。连续不断的西北风、干旱少雨的气候，使沙漠随时都有移动到家门口的可能。连续不断的垦荒，脆弱的生态平衡被彻底地破坏了，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连日的黄沙蔽日后，沙漠终于来到了我的连队。
在沙漠逐渐淹没我们连队的第三年，除了因工伤退休的父亲外，全连的50多家集体迁移到了别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已在外地的城市里结婚成家了，无暇去顾及家里的情形，反正我的家又不搬走，孤零零地留在了空无一人的连队。事后我想了许多，看着一家又一家的人户连续迁移到了别的地方，望着杂乱寂寞的连队，父母一定心里空荡荡的了，他们夫妻送走了一户，又送走了一户，直到送完全连队的所有人家。他们一定会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思念着铁轨钟声的响起、人声噪杂的时光；他们一定会在冷清寂静的凝视里感到：世界抛弃了他们！
母亲是从始至终参加了连队家户的送行工作的，她不厌其烦地抹泪、告别、挥手、再见，然后回到自己的只有二个人的家里，几乎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忘记了老伴的饮食，忘记了在土圈里嗷嗷呜叫、提出不满意见的猪了。
热闹的搬迁工作结束的那一天，随着最后一家的迁出，她站在连队的大路上，远望远去的车辆，静静地伫立着，我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是今后的生活还是对将来的什么打算？
我家的连队是在准噶尔盆地最北部的一个戈壁上，只有门前的一条小河在融雪、暴雨的日子，才能哗哗地流淌着，平时的时候，这条河流只有一股细细的流水。由于水源的缺少和土地的无限制地开垦，地表的植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本来就薄弱的生态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最近的几年里，风沙无情地冲刷着肥沃的良田，沙漠面积不断增大，然后一步一步向连队慢慢地接近，如同一条剧毒、无声的巨蛇，在我走出学校兴高采烈地奔赴外地时，沙堆已埋没了我家的后窗，缓缓地爬出了本来就很低矮的房檐。
母亲坚定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她年轻时听父亲的指示和领导，那是一种无法选择的无奈，因为她的家庭成份很高，尤其是我的外祖父在家乡做到了挂“千倾牌”的程度，拥有大片土地的位置上，虽说母亲自小很有主见，常常指挥着她的哥哥姐姐们鸡飞狗跳。但是到了新疆，尤其是兵团连队这种政治第一，成份唯上的地方，在贫下中农成份的父亲领导下，她只能无奈地服从于时代、政治和命运的安排。
真正让母亲做主的年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春天里的悄悄尝试着开始的，可以说我的母亲是和邓小平一起走出后台，站在前台开始当家做主的。到了连队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只有她与丈夫俩人时，她指挥千军万马的本性重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连队撂耕的土地在母亲的指挥下，重新被种上了苜蓿和草籽；门前的空地上开成了很大的、用苇子扎成把围起来的菜园子；房前屋后及住房的三面种上密密麻麻的白杨树，门前的最好沙地上，她命令我立刻买回100棵苹果树苗，又命令家里的所有能召回来的男人，统一行动全部挖坑、填肥、种植、浇水；一个忙碌的春天、一个忙碌的夏天，又一个忙碌的春天和忙碌的夏天过去了，只有一户人家的连队慢慢绿了、翠了，草场得到了恢复，树木渐渐形成了一片一片的绿荫。因此，侵略到家门口的沙漠，被一双双裂开口子的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看着变化，她自豪地说：看！连长、指导员都没办法的事，我做到了。
父亲和我的二个弟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母亲手下得力的大将。
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母亲自然而然地荣升为家里的“三军司令”：满地乱跑、到处下蛋的鸡群，呷呷乱叫吃虫食野的鸭鹅，忽而东忽而西的鸽子。尤其是一堆肥头大耳的猪群让我们吃尽了无法述说的苦头。它们常常像主人一样，趾高兴扬地、旁若无人地拱开家门，在屋子里尽情地寻觅着、悠晃着，然后哼哼着再大摇大摆地走出。
“猪通人性呀！”母亲表扬着与她有浓厚感情的这些动物了。
为了养猪，她指挥着儿子、女婿拉来了糖厂的废渣，将20多亩好地全部种上冬天的饲料，苜蓿的叶子全部打下来统统归猪群所有，每天从早到晚，家里的几口大锅全部“咕嘟咕嘟”地煮起了浓稠而精良的猪食。
我的母亲凭着一头母猪起家，经过她的辛勤努力，她老人家已拥有了庞大的“八戒”军团，按目前最新统计数具体为：生产母猪三头，一个育龄13年，二个育龄12年；种公猪一头（岁龄10年），育肥猪6头，后备半大猪12头，小猪仔24只，尚有一窝8只正在襁褓中。
也许是她的精神太过于寂寞了，她的猪成了她的一个精神寄托。父亲一说猪就会顿时生气吵架，她只好任着父亲独自吸着纸烟，打发他听河南豫剧了；几个孩子一年中很少回家，除非过年过节或送猪饲料来住上二天，然后拍屁股快快走人，连队的熟悉人几年前也走了。她只好将自己的所有力量，所有聪明才智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奉献到养猪这个艰巨的岗位上，发挥着充沛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年四季中，每天必不可少的喂食，她常常推着小车忙到深更半夜，就是过年期间也一样毫不例外。
母亲对猪的感情超出了对人的感情，她能够给一头一头大大小小的猪们起出富有农家气息的名字：一头身短圆脸的猪被叫做“苹果脸”一头肥头大耳颇有皇帝气派的被叫做“白元帅”一头常偷跑偷吃的小猪被称为“心眼”一头常常哼哼叽叽、瘦拉叭叽的猪被称为“妹妹”她常常在“八戒”内讧期间，伸出一根手指，以一声威严的怒吼，瞬间平定掉骚乱的场面，又能以一句体贴的话语，让一头厌食的猪高高兴兴地走到猪食槽前狼吞虎咽起来
台阶的两沿，然后一筐筐地将土提出家，倒在房子后面的大坑里。几年来下，不知不觉我将家改变了面貌，原先低矮空间带来我的压抑感渐渐少了，高高的屋顶透露着空旷与空间的增大，使人有了一种轻松的感受。别的孩子也一样不会消停地忙碌着，他们像我一样修理着泥土，改变着生活的模样。
春天到来的时候，戈壁上随着雪的融化，各种植物争相斗艳地开放着。我们更喜欢的是地面上的各项活动。除了到房后面的山沟里挖掘野生的葱蒜外，我们还将开着粉红色的马兰花，透着水汽的野刺梅，连土带根移植到每人家的屋顶边、台阶两边。我记得我当时在河边折下的几枝柳条，经过挖坑，填埋，浇水，让它们发出了嫩黄色的芽蕾，然后伴随着我们渐渐地长大。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连队每年都要盖上几排刷着白灰、露着屋檐的平房，每排6房人家，每家前后两间。在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秋天，当了几年班长的父亲也分到了一套平房。快搬家的前几天，我充满着复杂的心情，既兴奋又惆怅。搬家后，我有时还一个人打着手电在阴暗荒芜的旧“家”土堆里，用手扒拉着仔细寻找着，试图找回一些快乐的东西。
旧“家”四周的马兰花已长成了一大片幽蓝色，台阶两边我随手种下的柳树，树干已长成了大人胳膊般的粗壮，树枝如粉丝般垂在地面上。被大人扒去屋顶的地窝子里，太阳直直地照射着尘土将要淹埋的地方，我仿佛看到许多潮湿的东西在慢慢地蒸腾着、飘动着，融入了不远的天边。
多少年过去了，我偶尔回到我的连队，在住过的旧“家”边，平整的土地上几棵粗大的柳树已郁郁葱葱，枝叶间一群群鸟儿在叽叽喳喳的鸣叫着。树荫下，几个陌生的男孩子停止了手中的玩耍，正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我知道，他们和我已各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了。
二、走向广阔的田野
兵团的连队多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沙漠边缘和戈壁深处，可以说这支带着铁锹的军队是以使命的目光注视着新疆广大的土地的。
我们家就居住在新疆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很少生长着植物的土地平坦地向天的尽头无限伸展着。在一条名叫乌伦古河的两岸，居住着被称为垦荒人的兵团人。我的家就属于这种典型的戈壁沙漠边缘地质。连续不断的西北风、干旱少雨的气候，使沙漠随时都有移动到家门口的可能。连续不断的垦荒，脆弱的生态平衡被彻底地破坏了，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连日的黄沙蔽日后，沙漠终于来到了我的连队。
在沙漠逐渐淹没我们连队的第三年，除了因工伤退休的父亲外，全连的50多家集体迁移到了别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已在外地的城市里结婚成家了，无暇去顾及家里的情形，反正我的家又不搬走，孤零零地留在了空无一人的连队。事后我想了许多，看着一家又一家的人户连续迁移到了别的地方，望着杂乱寂寞的连队，父母一定心里空荡荡的了，他们夫妻送走了一户，又送走了一户，直到送完全连队的所有人家。他们一定会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思念着铁轨钟声的响起、人声噪杂的时光；他们一定会在冷清寂静的凝视里感到：世界抛弃了他们！
母亲是从始至终参加了连队家户的送行工作的，她不厌其烦地抹泪、告别、挥手、再见，然后回到自己的只有二个人的家里，几乎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忘记了老伴的饮食，忘记了在土圈里嗷嗷呜叫、提出不满意见的猪了。
热闹的搬迁工作结束的那一天，随着最后一家的迁出，她站在连队的大路上，远望远去的车辆，静静地伫立着，我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是今后的生活还是对将来的什么打算？
我家的连队是在准噶尔盆地最北部的一个戈壁上，只有门前的一条小河在融雪、暴雨的日子，才能哗哗地流淌着，平时的时候，这条河流只有一股细细的流水。由于水源的缺少和土地的无限制地开垦，地表的植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本来就薄弱的生态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最近的几年里，风沙无情地冲刷着肥沃的良田，沙漠面积不断增大，然后一步一步向连队慢慢地接近，如同一条剧毒、无声的巨蛇，在我走出学校兴高采烈地奔赴外地时，沙堆已埋没了我家的后窗，缓缓地爬出了本来就很低矮的房檐。
母亲坚定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她年轻时听父亲的指示和领导，那是一种无法选择的无奈，因为她的家庭成份很高，尤其是我的外祖父在家乡做到了挂“千倾牌”的程度，拥有大片土地的位置上，虽说母亲自小很有主见，常常指挥着她的哥哥姐姐们鸡飞狗跳。但是到了新疆，尤其是兵团连队这种政治第一，成份唯上的地方，在贫下中农成份的父亲领导下，她只能无奈地服从于时代、政治和命运的安排。
真正让母亲做主的年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春天里的悄悄尝试着开始的，可以说我的母亲是和邓小平一起走出后台，站在前台开始当家做主的。到了连队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只有她与丈夫俩人时，她指挥千军万马的本性重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连队撂耕的土地在母亲的指挥下，重新被种上了苜蓿和草籽；门前的空地上开成了很大的、用苇子扎成把围起来的菜园子；房前屋后及住房的三面种上密密麻麻的白杨树，门前的最好沙地上，她命令我立刻买回100棵苹果树苗，又命令家里的所有能召回来的男人，统一行动全部挖坑、填肥、种植、浇水；一个忙碌的春天、一个忙碌的夏天，又一个忙碌的春天和忙碌的夏天过去了，只有一户人家的连队慢慢绿了、翠了，草场得到了恢复，树木渐渐形成了一片一片的绿荫。因此，侵略到家门口的沙漠，被一双双裂开口子的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看着变化，她自豪地说：看！连长、指导员都没办法的事，我做到了。
父亲和我的二个弟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母亲手下得力的大将。
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母亲自然而然地荣升为家里的“三军司令”：满地乱跑、到处下蛋的鸡群，呷呷乱叫吃虫食野的鸭鹅，忽而东忽而西的鸽子。尤其是一堆肥头大耳的猪群让我们吃尽了无法述说的苦头。它们常常像主人一样，趾高兴扬地、旁若无人地拱开家门，在屋子里尽情地寻觅着、悠晃着，然后哼哼着再大摇大摆地走出。
“猪通人性呀！”母亲表扬着与她有浓厚感情的这些动物了。
为了养猪，她指挥着儿子、女婿拉来了糖厂的废渣，将20多亩好地全部种上冬天的饲料，苜蓿的叶子全部打下来统统归猪群所有，每天从早到晚，家里的几口大锅全部“咕嘟咕嘟”地煮起了浓稠而精良的猪食。
我的母亲凭着一头母猪起家，经过她的辛勤努力，她老人家已拥有了庞大的“八戒”军团，按目前最新统计数具体为：生产母猪三头，一个育龄13年，二个育龄12年；种公猪一头（岁龄10年），育肥猪6头，后备半大猪12头，小猪仔24只，尚有一窝8只正在襁褓中。
也许是她的精神太过于寂寞了，她的猪成了她的一个精神寄托。父亲一说猪就会顿时生气吵架，她只好任着父亲独自吸着纸烟，打发他听河南豫剧了；几个孩子一年中很少回家，除非过年过节或送猪饲料来住上二天，然后拍屁股快快走人，连队的熟悉人几年前也走了。她只好将自己的所有力量，所有聪明才智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奉献到养猪这个艰巨的岗位上，发挥着充沛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年四季中，每天必不可少的喂食，她常常推着小车忙到深更半夜，就是过年期间也一样毫不例外。
母亲对猪的感情超出了对人的感情，她能够给一头一头大大小小的猪们起出富有农家气息的名字：一头身短圆脸的猪被叫做“苹果脸”一头肥头大耳颇有皇帝气派的被叫做“白元帅”一头常偷跑偷吃的小猪被称为“心眼”一头常常哼哼叽叽、瘦拉叭叽的猪被称为“妹妹”她常常在“八戒”内讧期间，伸出一根手指，以一声威严的怒吼，瞬间平定掉骚乱的场面，又能以一句体贴的话语，让一头厌食的猪高高兴兴地走到猪食槽前狼吞虎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