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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的前进从内在动力上讲是需要几代人共同的推动，这是哪个名人说的，我记不得了。
因为历史的前进，就需要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拥有一个信念。一代人总有一代人信念的支撑，这种信仰的力量在本质上是巨大而坚硬的，是特有的文化内容绵延传递、薪火不断的动力。正是这种内在的柔软的文化支持，使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在举步向前、判断事非等方面，立即就能持有的确定的固有标准，并使人们的行为和事情的发展，在这种标准的评断之中获得新的位置。
然而，信仰这道神秘而令人迷惘的黑色痕迹，却充满了我探索的少年时代、努力的青年时代和重新迷惘的中年时代；我们是在一个正统而苦行僧式的教育中成长，那种自我虐待或自我折磨或自我痛苦的内容，成为我们生命中绽开的黑色花朵。可以说，这种追求思想支撑的寻觅，贯穿了我们成长与进步的整个过程之中。它不仅像一个巨大的利刃悬挂于我们的头顶，让我们在时时刻刻的死亡与痛苦之中警醒着，而且更以其悲鸣之音萦绕在我们身边。
在汉民族人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思想与人格的分离、名声与个性的分离、肉身与自我的分离，都行走于追求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的过程始终，终日不息，如驴马推磨般折磨和碾碎着我们短暂的幸福感。当我们为生存而努力时，物质将成为决定和灭亡我们的一切；当我们的物质刺激渐渐地消失了它当初的那种强烈刺激时，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已从浅薄的权力之阶中脱身而出，以逃亡者的身份渐入精神之围。活着是伟大的哲学，活着证明着一切真理的存在，在活着的日子里，头顶的三尺天空和身体的周围，总有一种麻木和绝望的目光，自上而下，自远而近，如倾盆的大雨，打湿着我们飞翔的翅膀，加重着我们下坠的速度，同时又向我们倾泻着一种针式的刺疼。
（二）
我们的痛苦和空虚，在于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
我们的失落和寂寞，在于我们没有惧怕的敬畏。
我们的无望和期盼，源于我们没有了明天的希望。
我的哈萨克朋友很多，这些生活在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不论身处怎么样的境界，守时而虔诚地把自己送上精神中西方的天空，遥遥祈祷。
我注意过，这些穆斯林朋友在进行礼拜时，不论身在何处，都会面向西方双手合一，用仆人的姿态，以心肉归一的姿态，祈求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平衡。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仪式，或一人或几人或聚集很多的人，从顶礼膜拜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种很少带有功利目的的功课，是净化心灵的一剂良药。
信仰是为好好活着而寻求的药方。活着的岁月里必须知道自己的快乐是什么，这才是信仰的内容和目标。
我的母亲始终以勤俭持家和礼让恭敬的态度，教育着我和我的几个弟弟妹妹们。多少年来，在母亲“愚民式”的教育下，我们从不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一根树枝，更不在人前得意忘形或喋喋不休、妄言自大，使自己得到快乐之时，却伤害和损坏了别人的利益。母亲的信仰就是守候好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行了。前几年，她和父亲相伴回了一次老家，以七十岁的高龄最后一次看望了自己的故乡和最后的亲人。这是孔子出生的故里，也是礼仪之邦的发祥地。然而从内地回来后，母亲坚定地放弃了她中国式的观点和主张，却以不变内容、以敬畏和坚定的姿态，选择了她以前摒弃的、自甘苦难的基督教。
一个时期以来，在“左倾”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把除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外的其它主义和思想，全部视为洪水猛兽野草杂花，列入受到清理和禁锢的范围，并坚决到视为消灭和杜绝的对象的程度，是需要铲除根须、烧灭籽种的。
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常常缺医少药，邻居有一家女人为了给自己孩子治病，而采取了夜间“召魂”的“巫术”办法，就是这种迷信的行为，受到了大会的批判和斗争，并在年轻人的押解下，把“巫术”者的脸上被墨汁涂抹着，身上挂着大木牌子，牌子上用红黑两色狂暴地书划着，然后再沿着村里的街道游动地批判。
这些残酷的打击，使正统的信仰被大加坚持，以至于使所有的人们谈迷信而色变、论宗教而色变，最终达到噤若寒蝉。
后来，改革开放后接触到许多的思想思潮，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一个时代只信仰一种主义时，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就可能有病了；当一个社会偏执于一种思想时，这种思想即使再伟大也会走向它的反动和颠覆。偏激的大脑和左派的面孔，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东西，它们往往用最冠冕的理由，而做最为罪恶、最为可耻的事情；当我们经历过这个时代和社会这后，不论在现实生活还是梦境之中，往往都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畏惧感。
人与动物是大的不同，是因为人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让人具有了感情，并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快乐而充实地辨别真假明确是非。如果人人都使用一种思想，只具备一个主义，那就会变得非常可笑而滑稽。
我记忆深刻地记得，当年在一个几十人的生产队里就往往会分为二派的，那些比我们年龄大很多的红卫兵们，都在用一种思想的片言只语，以正统的角色，以激昂的表白，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为了全世界贫苦人民的翻身，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不断地向对方发动着... -->>
（一）
历史的前进从内在动力上讲是需要几代人共同的推动，这是哪个名人说的，我记不得了。
因为历史的前进，就需要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拥有一个信念。一代人总有一代人信念的支撑，这种信仰的力量在本质上是巨大而坚硬的，是特有的文化内容绵延传递、薪火不断的动力。正是这种内在的柔软的文化支持，使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在举步向前、判断事非等方面，立即就能持有的确定的固有标准，并使人们的行为和事情的发展，在这种标准的评断之中获得新的位置。
然而，信仰这道神秘而令人迷惘的黑色痕迹，却充满了我探索的少年时代、努力的青年时代和重新迷惘的中年时代；我们是在一个正统而苦行僧式的教育中成长，那种自我虐待或自我折磨或自我痛苦的内容，成为我们生命中绽开的黑色花朵。可以说，这种追求思想支撑的寻觅，贯穿了我们成长与进步的整个过程之中。它不仅像一个巨大的利刃悬挂于我们的头顶，让我们在时时刻刻的死亡与痛苦之中警醒着，而且更以其悲鸣之音萦绕在我们身边。
在汉民族人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思想与人格的分离、名声与个性的分离、肉身与自我的分离，都行走于追求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的过程始终，终日不息，如驴马推磨般折磨和碾碎着我们短暂的幸福感。当我们为生存而努力时，物质将成为决定和灭亡我们的一切；当我们的物质刺激渐渐地消失了它当初的那种强烈刺激时，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已从浅薄的权力之阶中脱身而出，以逃亡者的身份渐入精神之围。活着是伟大的哲学，活着证明着一切真理的存在，在活着的日子里，头顶的三尺天空和身体的周围，总有一种麻木和绝望的目光，自上而下，自远而近，如倾盆的大雨，打湿着我们飞翔的翅膀，加重着我们下坠的速度，同时又向我们倾泻着一种针式的刺疼。
（二）
我们的痛苦和空虚，在于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
我们的失落和寂寞，在于我们没有惧怕的敬畏。
我们的无望和期盼，源于我们没有了明天的希望。
我的哈萨克朋友很多，这些生活在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不论身处怎么样的境界，守时而虔诚地把自己送上精神中西方的天空，遥遥祈祷。
我注意过，这些穆斯林朋友在进行礼拜时，不论身在何处，都会面向西方双手合一，用仆人的姿态，以心肉归一的姿态，祈求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平衡。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仪式，或一人或几人或聚集很多的人，从顶礼膜拜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种很少带有功利目的的功课，是净化心灵的一剂良药。
信仰是为好好活着而寻求的药方。活着的岁月里必须知道自己的快乐是什么，这才是信仰的内容和目标。
我的母亲始终以勤俭持家和礼让恭敬的态度，教育着我和我的几个弟弟妹妹们。多少年来，在母亲“愚民式”的教育下，我们从不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一根树枝，更不在人前得意忘形或喋喋不休、妄言自大，使自己得到快乐之时，却伤害和损坏了别人的利益。母亲的信仰就是守候好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行了。前几年，她和父亲相伴回了一次老家，以七十岁的高龄最后一次看望了自己的故乡和最后的亲人。这是孔子出生的故里，也是礼仪之邦的发祥地。然而从内地回来后，母亲坚定地放弃了她中国式的观点和主张，却以不变内容、以敬畏和坚定的姿态，选择了她以前摒弃的、自甘苦难的基督教。
一个时期以来，在“左倾”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把除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外的其它主义和思想，全部视为洪水猛兽野草杂花，列入受到清理和禁锢的范围，并坚决到视为消灭和杜绝的对象的程度，是需要铲除根须、烧灭籽种的。
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常常缺医少药，邻居有一家女人为了给自己孩子治病，而采取了夜间“召魂”的“巫术”办法，就是这种迷信的行为，受到了大会的批判和斗争，并在年轻人的押解下，把“巫术”者的脸上被墨汁涂抹着，身上挂着大木牌子，牌子上用红黑两色狂暴地书划着，然后再沿着村里的街道游动地批判。
这些残酷的打击，使正统的信仰被大加坚持，以至于使所有的人们谈迷信而色变、论宗教而色变，最终达到噤若寒蝉。
后来，改革开放后接触到许多的思想思潮，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一个时代只信仰一种主义时，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就可能有病了；当一个社会偏执于一种思想时，这种思想即使再伟大也会走向它的反动和颠覆。偏激的大脑和左派的面孔，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东西，它们往往用最冠冕的理由，而做最为罪恶、最为可耻的事情；当我们经历过这个时代和社会这后，不论在现实生活还是梦境之中，往往都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畏惧感。
人与动物是大的不同，是因为人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让人具有了感情，并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快乐而充实地辨别真假明确是非。如果人人都使用一种思想，只具备一个主义，那就会变得非常可笑而滑稽。
我记忆深刻地记得，当年在一个几十人的生产队里就往往会分为二派的，那些比我们年龄大很多的红卫兵们，都在用一种思想的片言只语，以正统的角色，以激昂的表白，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为了全世界贫苦人民的翻身，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不断地向对方发动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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