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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深圳民办学校在校生为37万，占全市在校生的43 ％，近2。4万名民办教师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然而，在“用工荒”出现普工薪水渐涨，公办学校代课教师“转正难”得以缓解的情况下，民办学校的民办教师仿佛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尤其是在关外，许多民办教师承担着比公办教师多一倍的教学任务，却拿着不到临聘教师近四分之一的工资。这个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的群体在房价高涨的城市几乎失声，有的连租房都不敢想。记者连日调查发现，许多民办教师的工资低于普工水平，民办教师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教师理想，而选择了保姆、普工等工种。（4月8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记者关于深圳民办教师生存状况的调查基本属实。与内地民办学校几乎全是收费高昂的贵族学校不同，深圳的民办学校大多是为了解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而兴办的学校。自从深圳实施“1＋5”文件以来，那些达不到“1＋5”文件要求，而且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工子弟更是只有进入民办学校就读。不过，深圳也有不少高端的民办学校，这类学校的收费比较高，教师的待遇一点也不比公办学校的正编教师差，甚至还要超过后者。因此，该新闻中所报道的民办教师的生存状况，指的是那些主要满足农民工子弟入学需求的低端民办学校。
就这类低端民办学校来说，由于收费低廉，办学主体只有通过降低办学成本来赢利。与公办学校相比，这类学校除了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严重不足以外，对于用人成本的控制则几乎达到“小气”的程度——如果不这样，学校就无法赢利，也无法生存。就师资队伍的来源而言，由于开出的薪酬太低，只能招到国内二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或来自比较偏远地区的教师——不但教师的学历和素质偏低，而且鱼龙混杂，很多教师并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甚至来深以前根本没有教过书。由于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教师素质的高低事关国家和民族（也包括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故应该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准入门槛，以确保该群体的职业水准、道德水准以及公共利益的高水平实现。因此，从深圳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深圳市民的公共利益角度来看，这部分民办学校的教师离开教师队伍，转行去做别的事，未必不是一大幸事。
然而，扶持与促进民办学校的发展和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却是深圳市政府不得不面对并妥善处理的两大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应该在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上入手，以人力资源的市场杠杆而不是带有歧视性和排挤性的“1＋5”文件来改变深圳市的人口结构。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对于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并不大，但毕竟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的子女也拥有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何况，教育是人生最好的礼物，在教育上的投入将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发展繁荣。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公办学校的建设力度，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更多的公办学校学位，而不是将他们推给办学质量比较低劣的民办学校。另一方面，应尽快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促进高端民办教育的发展，逐步淘汰那些基础设施差和办学质量低劣的民办学校。至于在这类学校中工作的教师，优秀的不妨留下（也应建立公办学校正编教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转入高端民办学校或公办学校，其余的，或转入其他行业，或离开深圳，都是个人的事——因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为每位公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平台，却没有义务解决某位具体个人的就业问题。
据统计，深圳民办学校在校生为37万，占全市在校生的43 ％，近2。4万名民办教师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然而，在“用工荒”出现普工薪水渐涨，公办学校代课教师“转正难”得以缓解的情况下，民办学校的民办教师仿佛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尤其是在关外，许多民办教师承担着比公办教师多一倍的教学任务，却拿着不到临聘教师近四分之一的工资。这个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的群体在房价高涨的城市几乎失声，有的连租房都不敢想。记者连日调查发现，许多民办教师的工资低于普工水平，民办教师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教师理想，而选择了保姆、普工等工种。（4月8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记者关于深圳民办教师生存状况的调查基本属实。与内地民办学校几乎全是收费高昂的贵族学校不同，深圳的民办学校大多是为了解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而兴办的学校。自从深圳实施“1＋5”文件以来，那些达不到“1＋5”文件要求，而且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工子弟更是只有进入民办学校就读。不过，深圳也有不少高端的民办学校，这类学校的收费比较高，教师的待遇一点也不比公办学校的正编教师差，甚至还要超过后者。因此，该新闻中所报道的民办教师的生存状况，指的是那些主要满足农民工子弟入学需求的低端民办学校。
就这类低端民办学校来说，由于收费低廉，办学主体只有通过降低办学成本来赢利。与公办学校相比，这类学校除了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严重不足以外，对于用人成本的控制则几乎达到“小气”的程度——如果不这样，学校就无法赢利，也无法生存。就师资队伍的来源而言，由于开出的薪酬太低，只能招到国内二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或来自比较偏远地区的教师——不但教师的学历和素质偏低，而且鱼龙混杂，很多教师并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甚至来深以前根本没有教过书。由于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教师素质的高低事关国家和民族（也包括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故应该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准入门槛，以确保该群体的职业水准、道德水准以及公共利益的高水平实现。因此，从深圳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深圳市民的公共利益角度来看，这部分民办学校的教师离开教师队伍，转行去做别的事，未必不是一大幸事。
然而，扶持与促进民办学校的发展和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却是深圳市政府不得不面对并妥善处理的两大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应该在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上入手，以人力资源的市场杠杆而不是带有歧视性和排挤性的“1＋5”文件来改变深圳市的人口结构。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对于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并不大，但毕竟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的子女也拥有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何况，教育是人生最好的礼物，在教育上的投入将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发展繁荣。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公办学校的建设力度，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更多的公办学校学位，而不是将他们推给办学质量比较低劣的民办学校。另一方面，应尽快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促进高端民办教育的发展，逐步淘汰那些基础设施差和办学质量低劣的民办学校。至于在这类学校中工作的教师，优秀的不妨留下（也应建立公办学校正编教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转入高端民办学校或公办学校，其余的，或转入其他行业，或离开深圳，都是个人的事——因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为每位公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平台，却没有义务解决某位具体个人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