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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负义的陈世美：“你现在出名了，忘了当初穷愁潦倒的日子，我是怎么陪你的？”
“要分手不如一起死！”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等言语的冲突及羞辱，成为她表达爱我的方式。变本加厉的时候，她吵着要“结婚”！
要求结婚，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酷刑。当初我们同居的决定，是建立在彼此都“不认同婚姻制度”的基础上，突然吵着要结婚，更教我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骑虎难下的尴尬。
就在她要我回复期限的五天前，唱片公司要我到巴黎跟拍mtv；把早已经用完年假的李娴留在台北，简直解救我脱离苦海。
“也许，让我一个人安静地考虑看看，事情会有转机。”我用了金蝉脱壳之计。
“好吧！小别胜新婚。”李娴说。
女人的天真和耍赖，是不分年纪的。
老实说，离开台北一个多星期了，我很少想到李娴。甚至连那天我打电话跟她讲要在巴黎多留几天，也都理直气壮、毫无愧疚。
巴黎，是个很浪漫的地方。而浪漫，似乎已经渐渐不存在于我和李娴的关系里。
我和巴黎有缘，每当结束一段感情，就会因缘巧合地来巴黎。这次，是在感情浑沌不明的时候来，回台北后，是否能将我和李娴的关系告一段落，或是愈陷愈深？我没有把握。
我相信，这世界上很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爱情，就是这么拖着、拖着，好死不如赖活。没有第三者，也没有其它新的旗鼓相当的谈情对手，只好守着感情的残根败叶，至少不会寂寞。
接下来的几天，我上午逛博物馆，下午则混到“lesdeuxmagots”来，点一杯拿铁和起士蛋糕，歇歇腿，吃点喝点，补充体力。
旅游资料上记载，这家咖啡馆创始于1875年，由家俱店改装而成；曾经是“超现实派艺术家”的大本营，50年代则是“存在主义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
它的外观和巴黎一些有历史的咖啡馆并无太多不同，深绿色的雨棚上花木扶疏，有几张桌子摆到街边成为一整排的露天咖啡座。最特别的是咖啡馆里面大厅中央的柱子上，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悬挂着两尊老者的雕像，身着“中国古代清装”据说是一种产品的商标，因而得名。
离开巴黎前一天下午，当我望着那两尊双叟雕像发呆时，竟有一位很有日本味道的女子主动过来攀谈。
“嘿！我看你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喔！”她说一口流利的华语，音调很低、但很甜。
“喔？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讲这句话时，我的样子一定很驴。
“日本人也有会讲华语的呀！朋友们都叫我法兰西丝！”她讲话调皮的程度，比起刚陷入情网时的李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双方交谈甚欢，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她没有认出我来。这是我成名之后的心理恐惧，当有陌生人在公开的场合大声叫出我的名字时，总令我万分窘困。很少注意唱片界消息的她，连叶姗是谁都搞不清楚，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吗？这家咖啡馆非常有名，像王尔德、波伏娃、海明威等名人，都是这里的老主顾。”法兰西丝说。
“我思故我在，存在主义的味道，跟咖啡一样浓。”我回答她。
这显然启开她的话匣子，波伏娃名著第二性里头的名言，她都倒背如流。讲到王尔德这位距离现在一个世纪前的男性作家，她更是如数家珍。
“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这是她的口头禅。“当年已婚的王尔德，是个双性恋者，公然和许多美少年热恋，最后因为鸡奸男性罪嫌关进监狱，身败名裂。1897年他自我流放到巴黎，改名为瑟巴斯钦梅尔诺夫（sabastianmelnoth），死后葬在巴黎东边第十二区的一处墓园。王尔德被羞辱近一个世纪之后，伦敦政府官员才在1998年为王尔德建立纪念碑，镂刻着王尔德的名言：‘我们全都一无所有，但有些人得以仰望星星。’”
“我实在很钦佩你懂得这么多。”
“啊！我忘了告诉你，这些都是我吃饭的家伙啦！”她讲话有习惯性的尾音，拖得很长，甜甜的，有点黏人。“我是学历史的，来这里学艺术，没事的时候也会在旅行社打工，充当‘地陪’，就是台湾说的‘导游’啦！”
我告诉她我们这一团临行前被放鸽子的事，她显然十分吃惊，嘴巴张得好大。
“原来，你是唱片公司的人！”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打工的旅行社，就是赞助我们的那一家吗？不会是你吧？他们告诉我是一位男性的领队啊？”
“哦没有啦我，我不是很清楚耶！”她的表情似乎有点糗，脸色涨红，从脖子到耳根。
让面前这位刚认识的女子受窘若此，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了表示歉意，我主动邀她共进晚餐。她爽快地答应，但表示要回去换装，晚上七点，准时约在巴黎香榭丽舍区最具贵族气息的“taillevent（泰乐逢）”餐厅见面。
巴黎的初秋，早晚已有凉意。约略迟到十分钟的她，身着一袭动人的晚礼服，颈圈是一环宽边碎钻饰品，接着白色的薄纱向下延展到胸前，紧紧裹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身么。
她婀娜多姿地向我走来，抱怨地说：“你知道吗？这家餐厅要三个月前订位才有位子，我打了二十几通电话才找到他们经理，总算弄到一张两人份的桌子。”
熟练地点了“chaussondeceleriaux摸rilles（块根么龙葵松露卷边馅饼）”、“moelleuxdehomardaupoivron（龙虾髓加甜椒）”等名菜，她的脸庞在烛光中显得骄傲而羞怯，楚楚动人。
“taillevent”餐厅素以美酒及无可挑剔的服务闻名。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什么人选什么餐厅”这句话绝对是有道理的。这家餐厅的气质和水准，都像法兰西丝本人一样。
我们聊了很多。我把和李娴之间的事告诉她；她也将她和法国男人之间的风流韵事说了又说。
晚餐后，她坚持以地主的身分送我回旅馆。进了房间，她缓缓靠近我，问我：“除了李娴，心中还有没有空间可以接受另一份特别的感情？”
我无言以对，沉默了许久。
她主动从后面拥抱我，吻我的颈背及耳根。柔软而有弹性的双峰，紧密地贴着，仿佛要穿透我脆弱的心防。我根本没有能力拒绝。当胸中的野兽即将冲出牢笼的那一刻，她很有力道地按住了我反转身么的双手。
“到这里就好！再下去，我们也不会有结果的，真的。谢谢你！”她坚持的眼神中，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绝望。她把眼神抛到很远的地方，叹口气说：“爱情，只是我旅行中惯常搜集的风景而已。”
巴黎秋天夜晚十一点，有点冷了。送法兰西丝离开旅馆后，我竟出奇地想念李娴。说也奇怪，这是我和她分别十几天以来，心灵上最依赖她的一刻。
男人，总是在愧疚而心虚的时候，才会记起家里等候他的人。
我决定打电话回台北给李娴。
“喂，hello，我就知道是你。想清楚了吗？还不赶快回来娶我。”台北清晨六点的李娴，几乎从呼吸中就能分辨出电话彼端的是我。
我握着话筒，泪从眼眶渗出。分不清是为法兰西丝而流、是为李娴而流、还是为自己而流？
“好吧！我们结婚吧！我一回到台北就和你一起筹备婚事！”我不敢相信这一字一句是从自己的口中说出，回音却又十分清晰地回荡进我的心底。决定结婚，总要有些盲目的冲动或刺激吧！
恩负义的陈世美：“你现在出名了，忘了当初穷愁潦倒的日子，我是怎么陪你的？”
“要分手不如一起死！”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等言语的冲突及羞辱，成为她表达爱我的方式。变本加厉的时候，她吵着要“结婚”！
要求结婚，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酷刑。当初我们同居的决定，是建立在彼此都“不认同婚姻制度”的基础上，突然吵着要结婚，更教我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骑虎难下的尴尬。
就在她要我回复期限的五天前，唱片公司要我到巴黎跟拍mtv；把早已经用完年假的李娴留在台北，简直解救我脱离苦海。
“也许，让我一个人安静地考虑看看，事情会有转机。”我用了金蝉脱壳之计。
“好吧！小别胜新婚。”李娴说。
女人的天真和耍赖，是不分年纪的。
老实说，离开台北一个多星期了，我很少想到李娴。甚至连那天我打电话跟她讲要在巴黎多留几天，也都理直气壮、毫无愧疚。
巴黎，是个很浪漫的地方。而浪漫，似乎已经渐渐不存在于我和李娴的关系里。
我和巴黎有缘，每当结束一段感情，就会因缘巧合地来巴黎。这次，是在感情浑沌不明的时候来，回台北后，是否能将我和李娴的关系告一段落，或是愈陷愈深？我没有把握。
我相信，这世界上很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爱情，就是这么拖着、拖着，好死不如赖活。没有第三者，也没有其它新的旗鼓相当的谈情对手，只好守着感情的残根败叶，至少不会寂寞。
接下来的几天，我上午逛博物馆，下午则混到“lesdeuxmagots”来，点一杯拿铁和起士蛋糕，歇歇腿，吃点喝点，补充体力。
旅游资料上记载，这家咖啡馆创始于1875年，由家俱店改装而成；曾经是“超现实派艺术家”的大本营，50年代则是“存在主义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
它的外观和巴黎一些有历史的咖啡馆并无太多不同，深绿色的雨棚上花木扶疏，有几张桌子摆到街边成为一整排的露天咖啡座。最特别的是咖啡馆里面大厅中央的柱子上，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悬挂着两尊老者的雕像，身着“中国古代清装”据说是一种产品的商标，因而得名。
离开巴黎前一天下午，当我望着那两尊双叟雕像发呆时，竟有一位很有日本味道的女子主动过来攀谈。
“嘿！我看你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喔！”她说一口流利的华语，音调很低、但很甜。
“喔？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讲这句话时，我的样子一定很驴。
“日本人也有会讲华语的呀！朋友们都叫我法兰西丝！”她讲话调皮的程度，比起刚陷入情网时的李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双方交谈甚欢，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她没有认出我来。这是我成名之后的心理恐惧，当有陌生人在公开的场合大声叫出我的名字时，总令我万分窘困。很少注意唱片界消息的她，连叶姗是谁都搞不清楚，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吗？这家咖啡馆非常有名，像王尔德、波伏娃、海明威等名人，都是这里的老主顾。”法兰西丝说。
“我思故我在，存在主义的味道，跟咖啡一样浓。”我回答她。
这显然启开她的话匣子，波伏娃名著第二性里头的名言，她都倒背如流。讲到王尔德这位距离现在一个世纪前的男性作家，她更是如数家珍。
“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这是她的口头禅。“当年已婚的王尔德，是个双性恋者，公然和许多美少年热恋，最后因为鸡奸男性罪嫌关进监狱，身败名裂。1897年他自我流放到巴黎，改名为瑟巴斯钦梅尔诺夫（sabastianmelnoth），死后葬在巴黎东边第十二区的一处墓园。王尔德被羞辱近一个世纪之后，伦敦政府官员才在1998年为王尔德建立纪念碑，镂刻着王尔德的名言：‘我们全都一无所有，但有些人得以仰望星星。’”
“我实在很钦佩你懂得这么多。”
“啊！我忘了告诉你，这些都是我吃饭的家伙啦！”她讲话有习惯性的尾音，拖得很长，甜甜的，有点黏人。“我是学历史的，来这里学艺术，没事的时候也会在旅行社打工，充当‘地陪’，就是台湾说的‘导游’啦！”
我告诉她我们这一团临行前被放鸽子的事，她显然十分吃惊，嘴巴张得好大。
“原来，你是唱片公司的人！”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打工的旅行社，就是赞助我们的那一家吗？不会是你吧？他们告诉我是一位男性的领队啊？”
“哦没有啦我，我不是很清楚耶！”她的表情似乎有点糗，脸色涨红，从脖子到耳根。
让面前这位刚认识的女子受窘若此，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了表示歉意，我主动邀她共进晚餐。她爽快地答应，但表示要回去换装，晚上七点，准时约在巴黎香榭丽舍区最具贵族气息的“taillevent（泰乐逢）”餐厅见面。
巴黎的初秋，早晚已有凉意。约略迟到十分钟的她，身着一袭动人的晚礼服，颈圈是一环宽边碎钻饰品，接着白色的薄纱向下延展到胸前，紧紧裹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身么。
她婀娜多姿地向我走来，抱怨地说：“你知道吗？这家餐厅要三个月前订位才有位子，我打了二十几通电话才找到他们经理，总算弄到一张两人份的桌子。”
熟练地点了“chaussondeceleriaux摸rilles（块根么龙葵松露卷边馅饼）”、“moelleuxdehomardaupoivron（龙虾髓加甜椒）”等名菜，她的脸庞在烛光中显得骄傲而羞怯，楚楚动人。
“taillevent”餐厅素以美酒及无可挑剔的服务闻名。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什么人选什么餐厅”这句话绝对是有道理的。这家餐厅的气质和水准，都像法兰西丝本人一样。
我们聊了很多。我把和李娴之间的事告诉她；她也将她和法国男人之间的风流韵事说了又说。
晚餐后，她坚持以地主的身分送我回旅馆。进了房间，她缓缓靠近我，问我：“除了李娴，心中还有没有空间可以接受另一份特别的感情？”
我无言以对，沉默了许久。
她主动从后面拥抱我，吻我的颈背及耳根。柔软而有弹性的双峰，紧密地贴着，仿佛要穿透我脆弱的心防。我根本没有能力拒绝。当胸中的野兽即将冲出牢笼的那一刻，她很有力道地按住了我反转身么的双手。
“到这里就好！再下去，我们也不会有结果的，真的。谢谢你！”她坚持的眼神中，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绝望。她把眼神抛到很远的地方，叹口气说：“爱情，只是我旅行中惯常搜集的风景而已。”
巴黎秋天夜晚十一点，有点冷了。送法兰西丝离开旅馆后，我竟出奇地想念李娴。说也奇怪，这是我和她分别十几天以来，心灵上最依赖她的一刻。
男人，总是在愧疚而心虚的时候，才会记起家里等候他的人。
我决定打电话回台北给李娴。
“喂，hello，我就知道是你。想清楚了吗？还不赶快回来娶我。”台北清晨六点的李娴，几乎从呼吸中就能分辨出电话彼端的是我。
我握着话筒，泪从眼眶渗出。分不清是为法兰西丝而流、是为李娴而流、还是为自己而流？
“好吧！我们结婚吧！我一回到台北就和你一起筹备婚事！”我不敢相信这一字一句是从自己的口中说出，回音却又十分清晰地回荡进我的心底。决定结婚，总要有些盲目的冲动或刺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