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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陆焉识跟着婉喻祖孙三人来到婉喻家的弄堂口，目送她们不徐不缓地走进去，再次被撇在黑影子里。等她们进了弄堂，他就开始往楼上看。婉喻信中告诉他，房子是临街的，所以从他站立的位置应该能看到婉喻的窗口亮灯。她们能在点心店和陌生人坐在一个桌吃团圆饭，他也能跟她们人鬼两不扰地团圆。几分钟以后，三楼的一家亮灯了。那是带个小阳台的屋子，灯光透出来，照着绳子上晾晒的衣服。他真的像进入了她们的生活，满心的温柔和酸楚。这时阳台的门开了，他看见出来的人是丹珏。等丹珏消失以后，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也都消失了。
我祖父陆焉识因为想穿了自己的下场而彻底洒脱起来。在下场到来前，他要好好跟自己的家人暗中团圆。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到达的时候，看到婉喻的阳台上已经晾晒出了洗过的被单。
下午三四点钟，弄堂口支起一个小吃摊，卖排骨年糕和小馄饨以及阳春面。人们都是买了东西带走的，小吃摊一共就两张折叠桌和四把折叠椅。他买了一碗阳春面慢慢地吃。吃完了他可以再来一碗阳春面。不要粮票的高价阳春面一角四分一碗，他口袋里的钱够他吃一阵，够他把这把椅子坐稳。一碗阳春面刚吃几口，出情况了。从对面的弄堂口走出他的孙女，牵着她手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男子的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以一种垂头丧气的步态走路。男子文弱白皙，谨小慎微的眼睛躲在玳瑁框眼镜后面。一个非常常见的南方男人。陆焉识给一口不知什么时候吞下去的阳春面噎住，眼睛暴突地看着越走越近、朝自己走来的儿子冯子烨。
1951年陆焉识被捕之前，儿子还是大学生，没有那么文弱白皙。冯子烨走到了马路这边，也是用婴儿腔调跟女儿说话，一点也没来留神这个吃阳春面的老头。父亲和儿子以及孙子孙女儿只有一步之隔，老头把脸转开。
陆焉识是在西宁自首的。当警察们朝着他走过来时，他后悔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停跳。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了，只差她的签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关于离婚的理由，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婉喻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这一张公文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此时，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她悄悄问女儿：伊是啥人？
我祖父陆焉识跟着婉喻祖孙三人来到婉喻家的弄堂口，目送她们不徐不缓地走进去，再次被撇在黑影子里。等她们进了弄堂，他就开始往楼上看。婉喻信中告诉他，房子是临街的，所以从他站立的位置应该能看到婉喻的窗口亮灯。她们能在点心店和陌生人坐在一个桌吃团圆饭，他也能跟她们人鬼两不扰地团圆。几分钟以后，三楼的一家亮灯了。那是带个小阳台的屋子，灯光透出来，照着绳子上晾晒的衣服。他真的像进入了她们的生活，满心的温柔和酸楚。这时阳台的门开了，他看见出来的人是丹珏。等丹珏消失以后，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也都消失了。
我祖父陆焉识因为想穿了自己的下场而彻底洒脱起来。在下场到来前，他要好好跟自己的家人暗中团圆。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到达的时候，看到婉喻的阳台上已经晾晒出了洗过的被单。
下午三四点钟，弄堂口支起一个小吃摊，卖排骨年糕和小馄饨以及阳春面。人们都是买了东西带走的，小吃摊一共就两张折叠桌和四把折叠椅。他买了一碗阳春面慢慢地吃。吃完了他可以再来一碗阳春面。不要粮票的高价阳春面一角四分一碗，他口袋里的钱够他吃一阵，够他把这把椅子坐稳。一碗阳春面刚吃几口，出情况了。从对面的弄堂口走出他的孙女，牵着她手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男子的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以一种垂头丧气的步态走路。男子文弱白皙，谨小慎微的眼睛躲在玳瑁框眼镜后面。一个非常常见的南方男人。陆焉识给一口不知什么时候吞下去的阳春面噎住，眼睛暴突地看着越走越近、朝自己走来的儿子冯子烨。
1951年陆焉识被捕之前，儿子还是大学生，没有那么文弱白皙。冯子烨走到了马路这边，也是用婴儿腔调跟女儿说话，一点也没来留神这个吃阳春面的老头。父亲和儿子以及孙子孙女儿只有一步之隔，老头把脸转开。
陆焉识是在西宁自首的。当警察们朝着他走过来时，他后悔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停跳。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了，只差她的签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关于离婚的理由，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婉喻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这一张公文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此时，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她悄悄问女儿：伊是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