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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打湿，而自己正映现于那露水之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我意识到此前从不曾认真观察过，也不曾仔细倾听过，却深信不疑地认为山中是寂静和静止的。
于是当时我就在想，今后要认真观察事物，也要仔细倾听声音。不久之后，便开始热心于观察外界事物，以至被大家说“只要和大江一起行走，他不一会儿就停下脚步，或是观看或是倾听，真是个滑稽的家伙”
——令堂亲手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交给你，也是在那个时期吧？
得到那两本书，是在稍早一些时候，因此当时已经认真阅读过了。“观看”和“倾听”是将零乱的事物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之中，便有“物语”故事了。让我再度清晰地意识到理解了这个规律的，正是那些书，它们发挥了很大作用。
——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末期，而且，在您祖母于那一年去世之后，令尊不久后也突然亡故了。村子里还发了大水。那是一个现实社会在你的视野里急剧展开的时期吧？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父亲和祖母都是一九四四年死去的。我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因此，是在我九岁的时候。
当时祖母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经常作出死去的模样，或是吓唬我们，或是逗我们发笑。后来当她真的死去时，倒也没有感受到过于强烈的冲击。
然而，父亲在立冬前一天，孩子们转着圈用稻草扎成的棒子敲击地面，为了给他们派发赏钱，父亲一直在客厅里喝着酒，直至夜深。作为家里的孩子，我就坐在父亲的身旁。父亲平日里并不与我多说话，可那天晚上却对我讲了许多。听说，父亲当天夜晚还对母亲说起过，说是我的话语非常有趣。就在那天深夜，父亲亡故了。估计是心脏麻痹。翌日一大早，母亲就起了床，对我们说：“爸爸去世了，因此你们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着小便。”不久，帮助料理丧事的四邻来到家里，母亲便将父亲穿用过的西装等物品送给了那些邻居。那些换上父亲遗物以为纪念的人，便着手葬礼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在想，啊“世界”就是这样在改变呀！
说到我自身，是一个并不被村里的小伙伴们敬重的孩子。不过，由于父亲的去世，那一天便被赋予一种特别身份。当时村子里正流行踩高跷，岁数大一些的孩子做了一副高跷，就请我优先踩用那高跷。那可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那上面都能看到家里二楼窗子里了。我还记得，踩着那高跷行走起来，村子的景观在眼里就完全变了模样。
那一年暴风雨频发，尤其在秋天的台风季节里，好像每个星期都在下大雨，刮大风。我家屋后的小田川也动不动就泛滥成灾。那一阵子，只要一下雨就停电，我们几个孩子便在黑暗中围坐在母亲周围。家里点上忽明忽暗的蜡烛，屋外刮着大风，整座森林都被大风吹得呜呜作响，河水也发出巨大声响涌流而下。那是一九四四年，由这个国家发动的战争正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就连孩子们也听说了这一切。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待在记账的房间里，叹息着“该如何是好呀？”我在心里则一遍遍地回答说：“已经走投无路了！”父亲去世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如何，不知道国家又将走向何方。我们陷于这种不安的、恐惧的、即便抗拒也随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性现实之中。我知道了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这两年间。
——你们兄弟姐妹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令堂又是怎么鼓励健三郎这个少年的？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当时在满洲的新京1那座中国东北部的大都市经营古董，刚才说到的大姐就去了那里当帮手。大哥那时是海军预科练习生，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却为加入海军航空队而接受了专业训练。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业学校读书。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后是妹妹和弟弟，另外还有我。因此，能够指望得上的男丁，家里也就只有我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于母亲来说，竟没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于是母亲在我家与河流之间的河滩上开拓出旱田来，在那里种上蔬菜，面色阴暗地劳作不休。
——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写了十岁前后有关战败的记忆，这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刺激的缘故吗？
从学龄说来，同属于一个年级的人之中，有剧作家井上厦1。他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便由他母亲一手拉扯着长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里，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们都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变故，度过的少年时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对他抱有一种亲近感。尽管自己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却没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也不在公司或政府里工作，经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后，最终成为了剧作家的，是井上厦先生。比我小上两岁，孩童时代好像在横滨遭遇了大空袭的，则是古井由吉2先生。此人是德国文学专家，却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们在巨大的变故——经历过战争，那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国家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十岁至十四岁那几年光阴，因此，我们知道社会是变动之社会，我们的心境难以稳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战争以及战败前后那些巨大变故，造就了我们这些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而这一切对于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是非常有效的。
还有那位虽是巴勒斯坦人，却生长在埃及，后来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终生在纽约担任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萨义德1，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后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发言并付诸行动，度过了确实屡经波折的人生。他是一个境况优裕的家庭的儿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实是一位与我年岁相同并具有同辈感觉的友人。
——在日本，这也算是度过向战后学制过渡的初中、高中时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这样的。我六岁时进入的那所学校，叫做大濑国民学校，是仿效德国学制的产物，在战争结束后又持续了两年。我和井上厦先生同属于一个孩子群体，进入国民学校学习，其后又从国民学校毕业的那个唯一的孩子群体。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颁布新宪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如果我们村子里不成立那种新制中学，我就无法继续升学了。当时，从我们村子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内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故去，我对继续升学之事便断了念想。然而，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继续升学了，我也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据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请老师让我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国家，而非我们孩子（笑）。
老师们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经常对我们说什么“你们，要自主性地去干！”、“要民主性地去干！”等。那时，我被推选为儿童农会的负责人，也办了个小小的实业，是职业课老师和我一起做的。我们俩从大人的农协那里借来当时的十万日元，搭建了设有哺育鸡雏大温箱的小屋，养了两百只小鸡并卖给了农家。
其后，我加入新组建的棒球部并担任游击手。那时又能读书，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实地生活。初中毕业后，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邻镇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当时还处于占领之下，可以想象，战后的混乱以及粗野的氛围，在农村的各个角落也卷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涡了吧。翌年，您从当地的县立内子高中转学到松山东高中的高二年级，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
根据爱媛县辖内的学区制划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岛、大洲那些近郊的学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转入本地的高中。在高年级学生里，也有一些人曾当过军队的预科练习生，这种人纠集在一起，扩展了借助暴力控制同学的网络，一旦被高年级或棒球部里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团伙给盯上，就会吃上很大苦头。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种无所顾忌的个性，加之在新制中学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围，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里写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于是，我也被画入了被盯梢的那类同学，虽说也曾进行一些抵抗，却还是觉得没必要再在这所学校里待下去了。我就向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母亲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现在细想起来，估计母亲曾去学校和校长先生商量过此事。高一第三学期时，班主任就对我说：“已经定下来了，你就转校去松山吧。”我觉得，老师大概是想从遭受校内小团伙迫害的学生中拯救出一个人来，况且，校内这个小团伙与镇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结。这位老师还帮我寻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亲也四处筹措费用，我就这样转学到松山去了。
水打湿，而自己正映现于那露水之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我意识到此前从不曾认真观察过，也不曾仔细倾听过，却深信不疑地认为山中是寂静和静止的。
于是当时我就在想，今后要认真观察事物，也要仔细倾听声音。不久之后，便开始热心于观察外界事物，以至被大家说“只要和大江一起行走，他不一会儿就停下脚步，或是观看或是倾听，真是个滑稽的家伙”
——令堂亲手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交给你，也是在那个时期吧？
得到那两本书，是在稍早一些时候，因此当时已经认真阅读过了。“观看”和“倾听”是将零乱的事物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之中，便有“物语”故事了。让我再度清晰地意识到理解了这个规律的，正是那些书，它们发挥了很大作用。
——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末期，而且，在您祖母于那一年去世之后，令尊不久后也突然亡故了。村子里还发了大水。那是一个现实社会在你的视野里急剧展开的时期吧？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父亲和祖母都是一九四四年死去的。我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因此，是在我九岁的时候。
当时祖母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经常作出死去的模样，或是吓唬我们，或是逗我们发笑。后来当她真的死去时，倒也没有感受到过于强烈的冲击。
然而，父亲在立冬前一天，孩子们转着圈用稻草扎成的棒子敲击地面，为了给他们派发赏钱，父亲一直在客厅里喝着酒，直至夜深。作为家里的孩子，我就坐在父亲的身旁。父亲平日里并不与我多说话，可那天晚上却对我讲了许多。听说，父亲当天夜晚还对母亲说起过，说是我的话语非常有趣。就在那天深夜，父亲亡故了。估计是心脏麻痹。翌日一大早，母亲就起了床，对我们说：“爸爸去世了，因此你们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着小便。”不久，帮助料理丧事的四邻来到家里，母亲便将父亲穿用过的西装等物品送给了那些邻居。那些换上父亲遗物以为纪念的人，便着手葬礼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在想，啊“世界”就是这样在改变呀！
说到我自身，是一个并不被村里的小伙伴们敬重的孩子。不过，由于父亲的去世，那一天便被赋予一种特别身份。当时村子里正流行踩高跷，岁数大一些的孩子做了一副高跷，就请我优先踩用那高跷。那可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那上面都能看到家里二楼窗子里了。我还记得，踩着那高跷行走起来，村子的景观在眼里就完全变了模样。
那一年暴风雨频发，尤其在秋天的台风季节里，好像每个星期都在下大雨，刮大风。我家屋后的小田川也动不动就泛滥成灾。那一阵子，只要一下雨就停电，我们几个孩子便在黑暗中围坐在母亲周围。家里点上忽明忽暗的蜡烛，屋外刮着大风，整座森林都被大风吹得呜呜作响，河水也发出巨大声响涌流而下。那是一九四四年，由这个国家发动的战争正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就连孩子们也听说了这一切。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待在记账的房间里，叹息着“该如何是好呀？”我在心里则一遍遍地回答说：“已经走投无路了！”父亲去世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如何，不知道国家又将走向何方。我们陷于这种不安的、恐惧的、即便抗拒也随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性现实之中。我知道了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这两年间。
——你们兄弟姐妹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令堂又是怎么鼓励健三郎这个少年的？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当时在满洲的新京1那座中国东北部的大都市经营古董，刚才说到的大姐就去了那里当帮手。大哥那时是海军预科练习生，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却为加入海军航空队而接受了专业训练。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业学校读书。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后是妹妹和弟弟，另外还有我。因此，能够指望得上的男丁，家里也就只有我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于母亲来说，竟没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于是母亲在我家与河流之间的河滩上开拓出旱田来，在那里种上蔬菜，面色阴暗地劳作不休。
——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写了十岁前后有关战败的记忆，这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刺激的缘故吗？
从学龄说来，同属于一个年级的人之中，有剧作家井上厦1。他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便由他母亲一手拉扯着长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里，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们都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变故，度过的少年时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对他抱有一种亲近感。尽管自己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却没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也不在公司或政府里工作，经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后，最终成为了剧作家的，是井上厦先生。比我小上两岁，孩童时代好像在横滨遭遇了大空袭的，则是古井由吉2先生。此人是德国文学专家，却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们在巨大的变故——经历过战争，那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国家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十岁至十四岁那几年光阴，因此，我们知道社会是变动之社会，我们的心境难以稳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战争以及战败前后那些巨大变故，造就了我们这些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而这一切对于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是非常有效的。
还有那位虽是巴勒斯坦人，却生长在埃及，后来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终生在纽约担任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萨义德1，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后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发言并付诸行动，度过了确实屡经波折的人生。他是一个境况优裕的家庭的儿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实是一位与我年岁相同并具有同辈感觉的友人。
——在日本，这也算是度过向战后学制过渡的初中、高中时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这样的。我六岁时进入的那所学校，叫做大濑国民学校，是仿效德国学制的产物，在战争结束后又持续了两年。我和井上厦先生同属于一个孩子群体，进入国民学校学习，其后又从国民学校毕业的那个唯一的孩子群体。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颁布新宪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如果我们村子里不成立那种新制中学，我就无法继续升学了。当时，从我们村子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内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故去，我对继续升学之事便断了念想。然而，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继续升学了，我也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据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请老师让我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国家，而非我们孩子（笑）。
老师们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经常对我们说什么“你们，要自主性地去干！”、“要民主性地去干！”等。那时，我被推选为儿童农会的负责人，也办了个小小的实业，是职业课老师和我一起做的。我们俩从大人的农协那里借来当时的十万日元，搭建了设有哺育鸡雏大温箱的小屋，养了两百只小鸡并卖给了农家。
其后，我加入新组建的棒球部并担任游击手。那时又能读书，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实地生活。初中毕业后，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邻镇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当时还处于占领之下，可以想象，战后的混乱以及粗野的氛围，在农村的各个角落也卷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涡了吧。翌年，您从当地的县立内子高中转学到松山东高中的高二年级，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
根据爱媛县辖内的学区制划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岛、大洲那些近郊的学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转入本地的高中。在高年级学生里，也有一些人曾当过军队的预科练习生，这种人纠集在一起，扩展了借助暴力控制同学的网络，一旦被高年级或棒球部里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团伙给盯上，就会吃上很大苦头。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种无所顾忌的个性，加之在新制中学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围，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里写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于是，我也被画入了被盯梢的那类同学，虽说也曾进行一些抵抗，却还是觉得没必要再在这所学校里待下去了。我就向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母亲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现在细想起来，估计母亲曾去学校和校长先生商量过此事。高一第三学期时，班主任就对我说：“已经定下来了，你就转校去松山吧。”我觉得，老师大概是想从遭受校内小团伙迫害的学生中拯救出一个人来，况且，校内这个小团伙与镇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结。这位老师还帮我寻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亲也四处筹措费用，我就这样转学到松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