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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大了八岁，可是在我心目中，真觉得藏丽花要大出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岁差距会相对缩小，同样的道理，岁数越小，差距就会觉得越大。第一次见到藏丽花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三岁，已经有男朋友，而我们才十五岁，发育还不久，刚开始长个子。我和黄效愚都属于发育迟缓，个子很矮，是标准的“僵公”一直坐在第一排。
那时候读高一，正好遇上学雷锋。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学雷锋的日子并不多。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上小学，到一九七四年中学毕业，基本上都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基本要点是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整天斗来斗去，整天批判学习。反正都弄不明白，只记得为什么事，突然要让我们学习雷锋。
对于中学生来说，学习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班主任让大家成立兴趣小组，让我们想出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法。记得当时最出风头的就是朱亮，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针灸针，一小瓶酒精棉球，加上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便无师自通地替人治起病来。那完全是种表演，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在手掌上到处乱扎，把所有的针都扎在自己左手上，然后缓缓举起来给大家看。我们的班主任对朱亮的冒险精神很佩服，她是一位结婚不久的大龄女教师，还没生过小孩，那时候正怀着孕，自告奋勇地让朱亮给她扎针。
朱亮给班主任做示范，这是他给人扎针的基本程序，先在自己身上扎给别人看。朱亮将自己裤管卷了起来，用手指在膝盖下按来按去，告诉别人足三里的位置，取出酒精棉球，擦针，再擦穴位，轻轻地将针扎进去。接下来，他开始正式给班主任扎针了，班主任十分大方地卷起裤子，裸露出了半截白花花的腿肚，在针即将深入进去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害怕了，众目睽睽之下，像女学生一样尖叫起来。过了一会，班主任才开始缓过神来，以命令的口吻，招呼黄效愚过去帮忙。
她说：“黄效愚你快过来，我裤子要掉下去了，你帮我拉一下。”
这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背后开玩笑，都会带点色情意味地对黄效愚说，班主任的裤子又快掉下去了，你快去帮她拉一下。
在一开始，我和黄效愚参加了朱亮的兴趣小组，与他一起研究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试着记住人身上的各个穴位。很快我们决定另起炉灶，因为像朱亮那样替别人扎针，我们不敢，没完没了地给他当试验对象，让他在身上乱扎，又心有不甘。最可恨的是朱亮还十分小气，从来不肯把赤脚医生手册借给别人，这书上有男女生殖器官的介绍，在那个特定年代，那些简单的示意图和解剖图是我们获得性知识的启蒙秘籍。朱亮自恃有这么一本宝书，常常差使别人为他做这做那。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理发兴趣小组，货真价实地学门手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首先要想办法弄到理发工具。在当时，买一把理发用的推子，意味着要花很多钱。我决定偷偷地给北京的祖父写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向父母开口要钱，也许是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要给孩子零花钱，也许是他们曾经拒绝了我，反正在开口要钱这件事上，我变得特别有自尊。所以会给祖父写信，是因为老人家从来就不拒绝，只要我开口，不管合不合理，他都会满足我。
很快收到了寄来的包裹，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放着理发专用的推子，还附了一封信。我已记不清祖父当时的态度，是赞成学理发，还是反对。这已经不重要，万事俱备，东风也有了，理发工具到手，可以开始大干一番。我们开始拿对方做试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用一张过期报纸围住脖子，再用小木夹子夹紧。这办法很搞笑也很糟糕，很快，剪下来的碎发浑身都是。我们的手艺都很差劲，心里想这样，结果却总是那样。为了如何下手，推子应该沿着什么角度运行，我们争来争去，到最后，越忙越乱，越来越没办法收拾，只好硬着头皮去理发店，请正规的理发师傅帮忙收拾残局。
理发店的陆师傅看着我们惨不忍睹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正在理发的顾客也纷纷回头。对着我们黑白分明的发型忍俊不禁。我和黄效愚的脑袋上就像让猪拱过一样，这边多出一缕，那里少了一撮，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因为就在家门口，说一口扬州话的陆师傅看着我长大，对我很熟悉，他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绘声绘色地教训，说小炮子则都学雷锋，我们剃头的就不要吃饭勒。等到头发收拾完，我们才想到身上分文没有。陆师傅说你们学雷锋不丑，总不能让我也跟着一起学，再说了，剃头店也是公家的，不收钱，就是慷公家之慨，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最后也没收钱，不但没收钱，陆师傅还答应收我们做徒弟。当然也不会白白就放过，他的开恩是有条件的：
“乖乖龙地咚，都晓得你家爹爹有点名气，字也写得不丑，要是你能把我一张字，今个这账就算勒。”
“小炮子则”和“乖乖龙地咚”都是地道的扬州话，前者相当于小兔崽子，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骂人，后者表示惊叹，有点不得了的意思。他也许只是随口说说，那段时候，我一门心思想学理发，一口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拿着一张祖父的手迹，我和黄效愚又一次去理发店，陆师傅正帮人刮胡子，看见我们，说又跑来干什么，一边说，一边抹肥皂沫，拎起椅背上的一根布带，在上面来回磨剃胡须刀。他没想到我们会当真，说要想学理发，先得学如何刮胡子。又说过去当学徒，光是这个刮胡子，就得学上一年。说着，试了试刀锋，十分熟练地刮胡子，刮完，又绞了一把热毛巾给顾客。老式的理发椅可以平躺下来。刮完胡子，把椅子放正，很娴熟地为顾客掏耳朵，掏完了一只，再掏另外一只。一切都忙完，收了钱，才从我手中接过祖父的字，一边看，一边连声说好，说这字真不丑，然后递给那位正准备起身的顾客，请他发表意见：
“老师傅，看看这字，是不是不丑？”
这位被称为“老师傅”的顾客，就是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当时最流行喊“师傅”男女老少都这么问候。邵老先生接过祖父的字，很认真地看着，不发表任何意见。过了一会，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和黄效愚，百思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学理发。
邵老先生说：“你们不好好读书，学剃头干什么？”
陆师傅说：“学剃头好呀，什么年头都有饭吃！”
学理发的热情很快过去，首先没人愿意当试验品，我们自己也是心有余悸，害怕会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不成样子。当时的兴趣小组，办得有些声色的是书法小组。我们的班主任教化学，对美术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对书法小组的关照也最多。她出面跟工宣队商量，把同学们的作业布置在楼道橱窗里，供大家参观。有一天放学，黄效愚很认真地跟我商量，打算参加书法小组。他要参加的理由，是觉得自己真要写毛笔字，肯定比橱窗里所有的字都好，好得多。
黄效愚不是个高调的人，虽然生长在军队干部家庭，身上没有一点军人的豪气。他很少说自己好，可是一旦敢说比别人强，就一定是真的出色。那时候，我还不会想到日后，想不到他真能写出一手好字，只是觉得他的想法太突然，想参加书法小组的理由说服不了我。黄效愚是我最好的朋友，通常情况下，干什么事我们都能保持一致，共同进退，从来不会单独行动，但是我当时对书法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黄效愚很失望，小声嘀咕着，一脸不高兴。看得出他是真想参加这个书法小组，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的铁，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却绝对讲义气。如果我不参加，他就不可能去参加。我的放弃，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果然，我明确表态自己不阻拦，他可以一个人参加，黄效愚立刻摇头，斩钉截铁地说：
“不，你要是不参加，我也不会参加。”
快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书法小组。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相信黄效愚一定是为了朱越。朱越是班上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很多男孩子都在偷偷地暗恋她。那年头中学生男女绝对不会说话，平时面对面，一个个都跟仇人差不多。私下里，黄效愚曾向我表达过对朱越的好感。这样的坦白很不容易。应该说非常出格，那时候，爱这个字眼就是罪恶，就是下流，就是无耻，就是想耍流氓。无论我们在心底里喜欢什么女生，也只能把秘密埋藏在心灵深处，绝对不会把它说出来。黄效愚却傻乎乎地对我说了，说他很喜欢朱越，说朱越长得真是漂亮。
“朱越有什么漂亮，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漂亮。”其实我也很喜欢朱越，故意做出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觉得她漂亮？”
“不为什么。”
黄效愚有些放心了，我跟他喜欢的不是同一个女生，两个好朋友不会因此争风吃醋，不会因此破坏友谊。按照规则，既然他把秘密告诉我了，我必须有所回报，也说出自己心仪的女孩。我支支吾吾不肯说，他紧追不放，一定要问出所以然。最后，我让他逼急了，胡乱地报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显然，我跟黄效愚最后参加书法小组，完全是因为朱越。朱越是书法小组的骨干，相比之下，她的字在当时也是写得最好的。我们很容易地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班主任很高兴我们的这个决定，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想到参加。我们无话可说，站在办公室里傻笑。接下来，让我们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班主任突然拉开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两支毛笔，十分大方地送给了我和黄效愚。
那时候，新华书店很萧条，连一本最普通的字帖都没有，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怏怏往回走。好在黄效愚家有一本很破的旧字帖，还是他爹转业前借的，上面还盖着某某部队阅览室的大红公章。是一本颜真卿的勤礼碑，我们也不明白那字是好是坏，就在那天下午，就在黄效愚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桌上，我们照着帖上的字迹，开始了一笔一划，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毛笔字。
一个星期后，让班主任看作业。班主任很认真，一张接一张地看，一边笑，一边表扬鼓励。她随手挑了几个字为我们讲解，说哪一笔可以，哪一笔不太对。正好那天书法小组有活动，要请一位老先生来给大家讲课。也许想到朱越的缘故，我和黄效愚不约而同有些兴奋，让我们感到更意外的，那天来讲课的老先生不是别人，竟然是位见过的熟人，就是那天在理发店遇到的“老师傅”就是邵老先生。
只大了八岁，可是在我心目中，真觉得藏丽花要大出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岁差距会相对缩小，同样的道理，岁数越小，差距就会觉得越大。第一次见到藏丽花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三岁，已经有男朋友，而我们才十五岁，发育还不久，刚开始长个子。我和黄效愚都属于发育迟缓，个子很矮，是标准的“僵公”一直坐在第一排。
那时候读高一，正好遇上学雷锋。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学雷锋的日子并不多。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上小学，到一九七四年中学毕业，基本上都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基本要点是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整天斗来斗去，整天批判学习。反正都弄不明白，只记得为什么事，突然要让我们学习雷锋。
对于中学生来说，学习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班主任让大家成立兴趣小组，让我们想出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法。记得当时最出风头的就是朱亮，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针灸针，一小瓶酒精棉球，加上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便无师自通地替人治起病来。那完全是种表演，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在手掌上到处乱扎，把所有的针都扎在自己左手上，然后缓缓举起来给大家看。我们的班主任对朱亮的冒险精神很佩服，她是一位结婚不久的大龄女教师，还没生过小孩，那时候正怀着孕，自告奋勇地让朱亮给她扎针。
朱亮给班主任做示范，这是他给人扎针的基本程序，先在自己身上扎给别人看。朱亮将自己裤管卷了起来，用手指在膝盖下按来按去，告诉别人足三里的位置，取出酒精棉球，擦针，再擦穴位，轻轻地将针扎进去。接下来，他开始正式给班主任扎针了，班主任十分大方地卷起裤子，裸露出了半截白花花的腿肚，在针即将深入进去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害怕了，众目睽睽之下，像女学生一样尖叫起来。过了一会，班主任才开始缓过神来，以命令的口吻，招呼黄效愚过去帮忙。
她说：“黄效愚你快过来，我裤子要掉下去了，你帮我拉一下。”
这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背后开玩笑，都会带点色情意味地对黄效愚说，班主任的裤子又快掉下去了，你快去帮她拉一下。
在一开始，我和黄效愚参加了朱亮的兴趣小组，与他一起研究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试着记住人身上的各个穴位。很快我们决定另起炉灶，因为像朱亮那样替别人扎针，我们不敢，没完没了地给他当试验对象，让他在身上乱扎，又心有不甘。最可恨的是朱亮还十分小气，从来不肯把赤脚医生手册借给别人，这书上有男女生殖器官的介绍，在那个特定年代，那些简单的示意图和解剖图是我们获得性知识的启蒙秘籍。朱亮自恃有这么一本宝书，常常差使别人为他做这做那。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理发兴趣小组，货真价实地学门手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首先要想办法弄到理发工具。在当时，买一把理发用的推子，意味着要花很多钱。我决定偷偷地给北京的祖父写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向父母开口要钱，也许是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要给孩子零花钱，也许是他们曾经拒绝了我，反正在开口要钱这件事上，我变得特别有自尊。所以会给祖父写信，是因为老人家从来就不拒绝，只要我开口，不管合不合理，他都会满足我。
很快收到了寄来的包裹，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放着理发专用的推子，还附了一封信。我已记不清祖父当时的态度，是赞成学理发，还是反对。这已经不重要，万事俱备，东风也有了，理发工具到手，可以开始大干一番。我们开始拿对方做试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用一张过期报纸围住脖子，再用小木夹子夹紧。这办法很搞笑也很糟糕，很快，剪下来的碎发浑身都是。我们的手艺都很差劲，心里想这样，结果却总是那样。为了如何下手，推子应该沿着什么角度运行，我们争来争去，到最后，越忙越乱，越来越没办法收拾，只好硬着头皮去理发店，请正规的理发师傅帮忙收拾残局。
理发店的陆师傅看着我们惨不忍睹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正在理发的顾客也纷纷回头。对着我们黑白分明的发型忍俊不禁。我和黄效愚的脑袋上就像让猪拱过一样，这边多出一缕，那里少了一撮，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因为就在家门口，说一口扬州话的陆师傅看着我长大，对我很熟悉，他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绘声绘色地教训，说小炮子则都学雷锋，我们剃头的就不要吃饭勒。等到头发收拾完，我们才想到身上分文没有。陆师傅说你们学雷锋不丑，总不能让我也跟着一起学，再说了，剃头店也是公家的，不收钱，就是慷公家之慨，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最后也没收钱，不但没收钱，陆师傅还答应收我们做徒弟。当然也不会白白就放过，他的开恩是有条件的：
“乖乖龙地咚，都晓得你家爹爹有点名气，字也写得不丑，要是你能把我一张字，今个这账就算勒。”
“小炮子则”和“乖乖龙地咚”都是地道的扬州话，前者相当于小兔崽子，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骂人，后者表示惊叹，有点不得了的意思。他也许只是随口说说，那段时候，我一门心思想学理发，一口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拿着一张祖父的手迹，我和黄效愚又一次去理发店，陆师傅正帮人刮胡子，看见我们，说又跑来干什么，一边说，一边抹肥皂沫，拎起椅背上的一根布带，在上面来回磨剃胡须刀。他没想到我们会当真，说要想学理发，先得学如何刮胡子。又说过去当学徒，光是这个刮胡子，就得学上一年。说着，试了试刀锋，十分熟练地刮胡子，刮完，又绞了一把热毛巾给顾客。老式的理发椅可以平躺下来。刮完胡子，把椅子放正，很娴熟地为顾客掏耳朵，掏完了一只，再掏另外一只。一切都忙完，收了钱，才从我手中接过祖父的字，一边看，一边连声说好，说这字真不丑，然后递给那位正准备起身的顾客，请他发表意见：
“老师傅，看看这字，是不是不丑？”
这位被称为“老师傅”的顾客，就是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当时最流行喊“师傅”男女老少都这么问候。邵老先生接过祖父的字，很认真地看着，不发表任何意见。过了一会，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和黄效愚，百思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学理发。
邵老先生说：“你们不好好读书，学剃头干什么？”
陆师傅说：“学剃头好呀，什么年头都有饭吃！”
学理发的热情很快过去，首先没人愿意当试验品，我们自己也是心有余悸，害怕会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不成样子。当时的兴趣小组，办得有些声色的是书法小组。我们的班主任教化学，对美术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对书法小组的关照也最多。她出面跟工宣队商量，把同学们的作业布置在楼道橱窗里，供大家参观。有一天放学，黄效愚很认真地跟我商量，打算参加书法小组。他要参加的理由，是觉得自己真要写毛笔字，肯定比橱窗里所有的字都好，好得多。
黄效愚不是个高调的人，虽然生长在军队干部家庭，身上没有一点军人的豪气。他很少说自己好，可是一旦敢说比别人强，就一定是真的出色。那时候，我还不会想到日后，想不到他真能写出一手好字，只是觉得他的想法太突然，想参加书法小组的理由说服不了我。黄效愚是我最好的朋友，通常情况下，干什么事我们都能保持一致，共同进退，从来不会单独行动，但是我当时对书法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黄效愚很失望，小声嘀咕着，一脸不高兴。看得出他是真想参加这个书法小组，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的铁，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却绝对讲义气。如果我不参加，他就不可能去参加。我的放弃，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果然，我明确表态自己不阻拦，他可以一个人参加，黄效愚立刻摇头，斩钉截铁地说：
“不，你要是不参加，我也不会参加。”
快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书法小组。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相信黄效愚一定是为了朱越。朱越是班上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很多男孩子都在偷偷地暗恋她。那年头中学生男女绝对不会说话，平时面对面，一个个都跟仇人差不多。私下里，黄效愚曾向我表达过对朱越的好感。这样的坦白很不容易。应该说非常出格，那时候，爱这个字眼就是罪恶，就是下流，就是无耻，就是想耍流氓。无论我们在心底里喜欢什么女生，也只能把秘密埋藏在心灵深处，绝对不会把它说出来。黄效愚却傻乎乎地对我说了，说他很喜欢朱越，说朱越长得真是漂亮。
“朱越有什么漂亮，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漂亮。”其实我也很喜欢朱越，故意做出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觉得她漂亮？”
“不为什么。”
黄效愚有些放心了，我跟他喜欢的不是同一个女生，两个好朋友不会因此争风吃醋，不会因此破坏友谊。按照规则，既然他把秘密告诉我了，我必须有所回报，也说出自己心仪的女孩。我支支吾吾不肯说，他紧追不放，一定要问出所以然。最后，我让他逼急了，胡乱地报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显然，我跟黄效愚最后参加书法小组，完全是因为朱越。朱越是书法小组的骨干，相比之下，她的字在当时也是写得最好的。我们很容易地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班主任很高兴我们的这个决定，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想到参加。我们无话可说，站在办公室里傻笑。接下来，让我们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班主任突然拉开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两支毛笔，十分大方地送给了我和黄效愚。
那时候，新华书店很萧条，连一本最普通的字帖都没有，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怏怏往回走。好在黄效愚家有一本很破的旧字帖，还是他爹转业前借的，上面还盖着某某部队阅览室的大红公章。是一本颜真卿的勤礼碑，我们也不明白那字是好是坏，就在那天下午，就在黄效愚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桌上，我们照着帖上的字迹，开始了一笔一划，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毛笔字。
一个星期后，让班主任看作业。班主任很认真，一张接一张地看，一边笑，一边表扬鼓励。她随手挑了几个字为我们讲解，说哪一笔可以，哪一笔不太对。正好那天书法小组有活动，要请一位老先生来给大家讲课。也许想到朱越的缘故，我和黄效愚不约而同有些兴奋，让我们感到更意外的，那天来讲课的老先生不是别人，竟然是位见过的熟人，就是那天在理发店遇到的“老师傅”就是邵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