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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只字不提她几次赶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释这种举动的真实动机,也不询问后来产生的效果,纯粹是对于我的那封恶毒地骂她的信的答复。
她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会百分之百地判断成刘建国写的呢!在她拒绝了刘建国的求爱信以后,刘建国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甚至说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计较我,是因为她认为那恶毒的信并非我的真心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应该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说明我的真心,让她抽我,打我。我抓着信纸,贴在脸上,像贴着她的手,饮泣不止。我流够了眼泪,冷静一点之后,我就给她写回信了。
我写道,我仍然坚持前信的看法,解释也没用。而且宣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写回信,不看来信,接到即投之以拒;我再不和她见面,一切都到此为止
不要骂我心硬吧!我成了什么人?简直不是人了呀!我怎么能牵连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头砍断俩人的纽带,除此无法使她和我的心分开。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来过几封信,我咬着牙扔进烧水的炉膛里,连拆也不拆开。她后来又找我两次,我仍是从后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举动是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行动,完全撕开了我和刘建国之间的那一层老同学的关系。即使我当了右派,刘建国表面上仍然是关心我的,他说,要不是他关照,我不会定为“中右”早该定成右派,发落到农场去劳改了。他说,他并不在意我当众说他“好大喜功”的话,只是我的话说得不是时候,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的话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性质上就变成右派反党大合唱的一个音符了,并不是对他刘建国本人的威信有何伤害我最初相信这些话,也相信刘建国,即使我当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说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说了不合适的话、现在,自从田芳来过几次以后,刘建国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里喊:“怎么搞的?院子脏成这样?”那无疑是在大庭广众中谴责我没有尽到扫地的义务。
他对我给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连头也不从报纸上抬起来。
每月一次的改造汇报,他都亲自主持,在全体教师面前,我把自己骂一通,让教师们再批判。尽管我觉得那些污水脏物是自己吐到自个脸上的,教师中有几位总是还嫌我吐得少。刘建国过去还要肯定我一点进步,越到后来,反倒一丁点儿也不肯定了,总是强调我思想深处的东西,尚没有触动。我已经从记不清多少次的改造检查中得出一个结论,真诚的检讨和应付差事的检讨得到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你真诚地批判自己,他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根子”;你应付差事地乱骂自己一通,他照样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深处的肮脏东西”我索性不再伤脑筋了,居然也能做到面对众人检讨时“脸不改色心不跳”了。
我烧水,打铃,扫地,打扫厕所,替炊事员杨师傅烧火,择菜,洗锅涮碗。我与任何人也不主动说话,而当别人问我一句话时,我竟然感到一种荣幸,似乎我的身价也提高了。久而久之,我完全接受了“右派”的既成事实,自己也没有一丝信心把自己当人看了。过去,有的学生骂我一声“右派”我心里忐忑一下,现在已经于心不惊了,甚至莫名其妙地对喊着“右派”的学生笑一笑,讨好似的笑一笑。
和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炊事员杨师傅。本来,帮他添煤看火,洗锅涮碗,是我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而主动承担的额外的事,时日一长,他倒把我当成半个炊事员了。活儿稍一紧,他就叫我,甚至骂骂咧咧地在院子里喊:“徐慎行,你狗日的钻到老鼠窟窿去了吗?火灭訚咧!”或者是:“徐右派!没水咧!你不绞水,挠訚去啦吗?”我一听见他的喊声,就去烧火,就去井台上绞水。我也不恼,也不说明我正在忙着其它活儿,好像我真的躲到老鼠洞里偷闲,或者是在做下流的事——挠訚去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做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訚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说实话,你跟她x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达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和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呆着,刘建国... -->>
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只字不提她几次赶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释这种举动的真实动机,也不询问后来产生的效果,纯粹是对于我的那封恶毒地骂她的信的答复。
她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会百分之百地判断成刘建国写的呢!在她拒绝了刘建国的求爱信以后,刘建国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甚至说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计较我,是因为她认为那恶毒的信并非我的真心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应该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说明我的真心,让她抽我,打我。我抓着信纸,贴在脸上,像贴着她的手,饮泣不止。我流够了眼泪,冷静一点之后,我就给她写回信了。
我写道,我仍然坚持前信的看法,解释也没用。而且宣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写回信,不看来信,接到即投之以拒;我再不和她见面,一切都到此为止
不要骂我心硬吧!我成了什么人?简直不是人了呀!我怎么能牵连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头砍断俩人的纽带,除此无法使她和我的心分开。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来过几封信,我咬着牙扔进烧水的炉膛里,连拆也不拆开。她后来又找我两次,我仍是从后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举动是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行动,完全撕开了我和刘建国之间的那一层老同学的关系。即使我当了右派,刘建国表面上仍然是关心我的,他说,要不是他关照,我不会定为“中右”早该定成右派,发落到农场去劳改了。他说,他并不在意我当众说他“好大喜功”的话,只是我的话说得不是时候,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的话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性质上就变成右派反党大合唱的一个音符了,并不是对他刘建国本人的威信有何伤害我最初相信这些话,也相信刘建国,即使我当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说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说了不合适的话、现在,自从田芳来过几次以后,刘建国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里喊:“怎么搞的?院子脏成这样?”那无疑是在大庭广众中谴责我没有尽到扫地的义务。
他对我给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连头也不从报纸上抬起来。
每月一次的改造汇报,他都亲自主持,在全体教师面前,我把自己骂一通,让教师们再批判。尽管我觉得那些污水脏物是自己吐到自个脸上的,教师中有几位总是还嫌我吐得少。刘建国过去还要肯定我一点进步,越到后来,反倒一丁点儿也不肯定了,总是强调我思想深处的东西,尚没有触动。我已经从记不清多少次的改造检查中得出一个结论,真诚的检讨和应付差事的检讨得到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你真诚地批判自己,他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根子”;你应付差事地乱骂自己一通,他照样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深处的肮脏东西”我索性不再伤脑筋了,居然也能做到面对众人检讨时“脸不改色心不跳”了。
我烧水,打铃,扫地,打扫厕所,替炊事员杨师傅烧火,择菜,洗锅涮碗。我与任何人也不主动说话,而当别人问我一句话时,我竟然感到一种荣幸,似乎我的身价也提高了。久而久之,我完全接受了“右派”的既成事实,自己也没有一丝信心把自己当人看了。过去,有的学生骂我一声“右派”我心里忐忑一下,现在已经于心不惊了,甚至莫名其妙地对喊着“右派”的学生笑一笑,讨好似的笑一笑。
和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炊事员杨师傅。本来,帮他添煤看火,洗锅涮碗,是我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而主动承担的额外的事,时日一长,他倒把我当成半个炊事员了。活儿稍一紧,他就叫我,甚至骂骂咧咧地在院子里喊:“徐慎行,你狗日的钻到老鼠窟窿去了吗?火灭訚咧!”或者是:“徐右派!没水咧!你不绞水,挠訚去啦吗?”我一听见他的喊声,就去烧火,就去井台上绞水。我也不恼,也不说明我正在忙着其它活儿,好像我真的躲到老鼠洞里偷闲,或者是在做下流的事——挠訚去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做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訚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说实话,你跟她x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达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和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呆着,刘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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