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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公元1562—1626),字云从,一字存之,别号景逸。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年少读书,即有志于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但凡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初及第,春风得意回,是好好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当初凭了一支笔,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考取进士,能不好好驰骋一番么!惜乎,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面对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当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写了一副对联,很能说明当时他们的心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也是无赐人,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直言敢谏,常和一些正直的朝中官员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相当于“宰相”)王赐爵别有用心地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即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朝廷当权者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丑恶现象。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一事,引起神宗的反感。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均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加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他在家乡,将宋代的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进行修复,与他弟弟等人一起进行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颇高,得到许多人的响应。
那阵子,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作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如果不出来关心世事,主持公正“君子无取焉!”神宗身边的奸佞小人太多,长此以往,国必亡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攀龙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个相同的特征:正直、善良,并试图将这份美好品德无私地奉献给国家,上自屈原,以而孔子、而孟子、而至高攀龙无一不是如此,而其实,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是他们的自作多情。没有人需要你的正直与善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培植正直与善良的土壤了。故一旦他们的正直与善良冒出水面,厄运就会来临。高攀龙也一样,自以为那一份花了他心血的谏疏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调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谪揭阳典史”高攀龙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官归里,与顾宪成等人一起操持“东林书院”被人称为“东林党”而他与顾宪成则被称为“高顾”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与思宗崇祯三个朝代,长达半个世纪。他们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竭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疯狂掠夺,主张重视农业与工商,要求惠商血阝民、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提倡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等等,从而使天下“欣欣望治”多么美好的愿望!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顾宪成逝世,高攀龙忍悲含痛,继续在东林书院讲学,继续宣扬他们一贯的政治主张。第二年,为排解心中的郁闷,高攀龙与好友一起到了杭州的灵隐天竺一带游览。这一次游览,留下了“高攀龙静坐韬光”的佳话。早在年轻时,高攀龙就喜爱静坐,这是养性之功。他觉得读书没有长进,同“德性工夫”大有关系,而静坐能够使人生慧。故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每逢外出公差或出游时,他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次,他游了灵隐三竺胜地后,再上游至韬光,觉此地茂林修竹,绿树如云,泉声逸响,鸟喧林幽,心想:此地不静坐,更待何处?于是,他便决定暂时住在韬光,天天静坐,前后竟然有三十七天之多!
韬光清寂,与宦海官场完全不同。宦海纷扰沉浮,如萍随波,飘忽不定。官场如波涛,凶险异常,不如就在林中静坐吧,听风,听泉,听鸟,听禅;观云、观月、观花、观僧。将一颗心荡涤殆尽,毫无负担地生活着,多好!静坐中,仍常会冒浮出历历往事,那些坎坷的人生遭际,不禁生出悲叹之感。他写了三七日而去书二诗纪胜游... -->>
高攀龙(公元1562—1626),字云从,一字存之,别号景逸。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年少读书,即有志于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但凡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初及第,春风得意回,是好好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当初凭了一支笔,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考取进士,能不好好驰骋一番么!惜乎,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面对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当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写了一副对联,很能说明当时他们的心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也是无赐人,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直言敢谏,常和一些正直的朝中官员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相当于“宰相”)王赐爵别有用心地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即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朝廷当权者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丑恶现象。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一事,引起神宗的反感。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均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加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他在家乡,将宋代的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进行修复,与他弟弟等人一起进行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颇高,得到许多人的响应。
那阵子,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作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如果不出来关心世事,主持公正“君子无取焉!”神宗身边的奸佞小人太多,长此以往,国必亡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攀龙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个相同的特征:正直、善良,并试图将这份美好品德无私地奉献给国家,上自屈原,以而孔子、而孟子、而至高攀龙无一不是如此,而其实,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是他们的自作多情。没有人需要你的正直与善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培植正直与善良的土壤了。故一旦他们的正直与善良冒出水面,厄运就会来临。高攀龙也一样,自以为那一份花了他心血的谏疏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调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谪揭阳典史”高攀龙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官归里,与顾宪成等人一起操持“东林书院”被人称为“东林党”而他与顾宪成则被称为“高顾”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与思宗崇祯三个朝代,长达半个世纪。他们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竭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疯狂掠夺,主张重视农业与工商,要求惠商血阝民、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提倡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等等,从而使天下“欣欣望治”多么美好的愿望!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顾宪成逝世,高攀龙忍悲含痛,继续在东林书院讲学,继续宣扬他们一贯的政治主张。第二年,为排解心中的郁闷,高攀龙与好友一起到了杭州的灵隐天竺一带游览。这一次游览,留下了“高攀龙静坐韬光”的佳话。早在年轻时,高攀龙就喜爱静坐,这是养性之功。他觉得读书没有长进,同“德性工夫”大有关系,而静坐能够使人生慧。故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每逢外出公差或出游时,他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次,他游了灵隐三竺胜地后,再上游至韬光,觉此地茂林修竹,绿树如云,泉声逸响,鸟喧林幽,心想:此地不静坐,更待何处?于是,他便决定暂时住在韬光,天天静坐,前后竟然有三十七天之多!
韬光清寂,与宦海官场完全不同。宦海纷扰沉浮,如萍随波,飘忽不定。官场如波涛,凶险异常,不如就在林中静坐吧,听风,听泉,听鸟,听禅;观云、观月、观花、观僧。将一颗心荡涤殆尽,毫无负担地生活着,多好!静坐中,仍常会冒浮出历历往事,那些坎坷的人生遭际,不禁生出悲叹之感。他写了三七日而去书二诗纪胜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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