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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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语出孔子。所谓“天下有道”一般而言不外乎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之类。遇到这样的盛世，圣人说了“庶人无议”清代王韬又接上一句“非不敢议，无可议也”意思是天下太平，花好月圆，无所指摘。
既然“不议”、“无可议”那干什么呢？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夸奖泰伯的话，说对他“民无得而称焉”即这个人好到都找不着能与之匹配的美誉了。孔子还曾用类似的话称颂尧，且辅以“大哉”、“巍巍乎”等赞词。可见处于形势大好之下理应歌功颂德。也难怪，历史上多的是打打杀杀，搅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偶逢明主出世，还不要三呼万岁么？何况尧舜时代是孔子心目中的天国呢。
说到这儿我们须切记，孔子并非粉饰太平之辈“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很明确“无可议”乃至歌功颂德的前提是“天下有道”王韬的“非不敢议，无可议也”情同此理——“非不敢议”等于议了也没什么。不过统治者似乎常常忘掉或故意记不起来，他们没心思更没能力使天下有道，却硬要说江山在他们的带领下蒸蒸日上、前途无量，因此他们要世世代代坐在皇权的宝座上。然而无道就是无道，人民的日子不好过了就要“议”这一“议”便戳到了统治者脆弱的神经，戳穿了统治者“天下有道”的谎言。
于是倒因为果。统治者不在怎样使天下有道上下功夫，却费尽心机要人相信天下是有道的，那证据便是“庶人不议”“不议”变成“不让议”、“不许议”“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成了“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这方面的典型是周厉王。国人受不了他的暴虐而纷纷批评，周厉王便派卫国神巫前去监视，凡是说他坏话的就抓来杀掉。他还喜滋滋地向召公炫耀：“吾能弭谤矣”幸好召公没老糊涂，看出这种堵塞言路的做法实在蠢极；又幸好其时或许还有些原始民主的残余，召公得以放逐周厉王，平息了一场风波。后来皇权渐渐巩固，大臣没那么神气了，究竟允不允许别人议论，纳不纳谏言，都由皇帝老儿说了算，容不得臣子讨价还价。
实际上孔子的原话和王韬的补充说明都有不足之处，康有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指“不”为衍文，乃大笔一挥改做“天下有道则庶人议”
姑且不论康有为是否篡改圣人语录，这一改倒颇有理。“天下有道”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说的，一具体到个人就要打折扣。俗语说“不如意事常居十之八九”且不论贞观盛世、康雍乾盛世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穷人，不管天下有没有道，个人的曲折、忧烦、牢骚总是难免的。“天下有道”并不能统括一切，尤其不能统括个人的喜怒哀乐。真正有道的国度是不惧怕这些“议”的，甚至予以鼓励、疏导。众所周知，在地上出现预言家所津津乐道的“天国”前，政治、社会、人生都有缺陷，硬不让人说真话只能郁积出一汪死水。另一方面“天下有道”时统治者比较自信，有容纳各种议论的度量和勇气；一俟风声吃紧，胆子立马缩小万倍不止，非但杜绝你直抒胸臆，还强迫你大讲好话。君不见越是摇摇欲坠的岁月统治者越要使劲唱高调吗？但此时统治者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议论的“庶人”反而日益增多，且由于压迫趋紧“怪论”愈多，终成旧统治的送葬曲。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一个能畅所欲言的国度未必民主富强，但一个把人民畅所欲言的权利都剥夺掉的国度，绝谈不上民主富强。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语出孔子。所谓“天下有道”一般而言不外乎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之类。遇到这样的盛世，圣人说了“庶人无议”清代王韬又接上一句“非不敢议，无可议也”意思是天下太平，花好月圆，无所指摘。
既然“不议”、“无可议”那干什么呢？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夸奖泰伯的话，说对他“民无得而称焉”即这个人好到都找不着能与之匹配的美誉了。孔子还曾用类似的话称颂尧，且辅以“大哉”、“巍巍乎”等赞词。可见处于形势大好之下理应歌功颂德。也难怪，历史上多的是打打杀杀，搅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偶逢明主出世，还不要三呼万岁么？何况尧舜时代是孔子心目中的天国呢。
说到这儿我们须切记，孔子并非粉饰太平之辈“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很明确“无可议”乃至歌功颂德的前提是“天下有道”王韬的“非不敢议，无可议也”情同此理——“非不敢议”等于议了也没什么。不过统治者似乎常常忘掉或故意记不起来，他们没心思更没能力使天下有道，却硬要说江山在他们的带领下蒸蒸日上、前途无量，因此他们要世世代代坐在皇权的宝座上。然而无道就是无道，人民的日子不好过了就要“议”这一“议”便戳到了统治者脆弱的神经，戳穿了统治者“天下有道”的谎言。
于是倒因为果。统治者不在怎样使天下有道上下功夫，却费尽心机要人相信天下是有道的，那证据便是“庶人不议”“不议”变成“不让议”、“不许议”“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成了“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这方面的典型是周厉王。国人受不了他的暴虐而纷纷批评，周厉王便派卫国神巫前去监视，凡是说他坏话的就抓来杀掉。他还喜滋滋地向召公炫耀：“吾能弭谤矣”幸好召公没老糊涂，看出这种堵塞言路的做法实在蠢极；又幸好其时或许还有些原始民主的残余，召公得以放逐周厉王，平息了一场风波。后来皇权渐渐巩固，大臣没那么神气了，究竟允不允许别人议论，纳不纳谏言，都由皇帝老儿说了算，容不得臣子讨价还价。
实际上孔子的原话和王韬的补充说明都有不足之处，康有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指“不”为衍文，乃大笔一挥改做“天下有道则庶人议”
姑且不论康有为是否篡改圣人语录，这一改倒颇有理。“天下有道”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说的，一具体到个人就要打折扣。俗语说“不如意事常居十之八九”且不论贞观盛世、康雍乾盛世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穷人，不管天下有没有道，个人的曲折、忧烦、牢骚总是难免的。“天下有道”并不能统括一切，尤其不能统括个人的喜怒哀乐。真正有道的国度是不惧怕这些“议”的，甚至予以鼓励、疏导。众所周知，在地上出现预言家所津津乐道的“天国”前，政治、社会、人生都有缺陷，硬不让人说真话只能郁积出一汪死水。另一方面“天下有道”时统治者比较自信，有容纳各种议论的度量和勇气；一俟风声吃紧，胆子立马缩小万倍不止，非但杜绝你直抒胸臆，还强迫你大讲好话。君不见越是摇摇欲坠的岁月统治者越要使劲唱高调吗？但此时统治者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议论的“庶人”反而日益增多，且由于压迫趋紧“怪论”愈多，终成旧统治的送葬曲。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一个能畅所欲言的国度未必民主富强，但一个把人民畅所欲言的权利都剥夺掉的国度，绝谈不上民主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