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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我给胡子打电话，胡子给我讲述了他前一天，也就是年三十的经历。我打电话的地点是兰州，他接电话的地点是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物玛乡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山顶上。
胡子说年三十这一天，他在山上呆了快20多天，忽然觉得应该为自己这个不平常的年三十留个特别的纪念，于是就决定到山下的一个湖边去走一遭。早上10点钟启程下山，到达湖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然后重新走回山上来，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因为临走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段路程居然会如此的漫长，想着一会的工夫就回来了，所以没有给同在山顶工作的另外一个伙伴说一声。这一回来，才发现把独自留在山上的这个同事给急死了。一见胡子回来了，恨不得把胡子给杀了才解恨，却又同时在这一天，平添了一种剧烈的幸福感。山顶上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与胡子同在山上值班的那个同事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甚至于那天胡子一声不啃的下山之后，他在那漫长的一天之中所体会到的孤独和焦急，我都可以完全想见。我只要闭上眼睛，似乎就可以看见那一天，他在山上犹如一只离群的狼一样，左右逡巡形影相吊的情景。而至于胡子一天之中，不停的走了12个小时，上山，下山，究竟在路上思考了些什么，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我却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猜透。尽管对于他当天目光所看见的一切场景，我并不会感到新鲜，而且也早就在我的头脑中深深的印刻了下来。
只要去过那座山的人，都不会轻易的忘却曾经看到过的那片景色。
那座山所在的物玛乡，属于该则县的管辖范围，可是却处在狮泉河和改则县的中间位置。距离改则县120公里的路途，距离狮泉河则是300公里。这之间，再无任何人口聚集的地点，人烟稀少，无村无店。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山下的那条公路上，每天经过的车也就十多辆。冬天的时候，每天有上三五辆，就很是幸运了。这就是说，就算住在山顶的人，走上整整一个上午，从山顶赶到山下的路边，也不一定幸运的能够搭上一辆车，去往就近的县城，更甚至于赶往狮泉河，或者拉萨。
我第一次去那座山，是在05年的8月份，也是和胡子一起去的。当时同行的人有8个，我们分乘两辆越野车，而另外雇了一辆卡车，装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大的诸如帐篷，生火的铁炉子，烧火用的煤炭，太阳能灶，各种仪器。小的诸如电脑，锅碗瓢盆，面粉大米等各种食物。反正是将人可能在山顶上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备齐了。花了几十万块钱，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山顶上，也是我们在整个西藏范围内精心选定的一个最佳位置，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以供我们运行十年左右的气象观测站。那一次去，我们只是为了将这个站建立起来，然后最艰苦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每月要安排人在那里定时地值班了。这个山顶，有点瓦尔登湖的意味。可是在这里工作，比起瓦尔登湖畔的梭罗来，却实在要艰苦更多了。方圆百里之内，人烟少见。唯一让人觉得有些人间气息的，就是远处的一个山谷之中，夏天的时候，偶尔有不通汉语的游牧的藏族人的帐篷。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赶着羊群路过我们所在的山顶，可从来不会把我们当作和他们一样的人，而是当成一样奇怪的风景来看。唯一值得欣慰的地方，只是山顶上的风景还不错。就站在最高处往四周看去，就算是在西藏长期生活的人，也不能算是一种熟悉的风景。确切的说，我不知道对未曾亲眼见过这风景的人，该如何描述这一切。似乎唐诗宋词以及一切我们所熟知的意象之中，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视觉概念。
但是我还是尝试着描述一下吧。
山的北面，是无数更绵长的山。山的南面，是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中间一条蜿蜒的细细的带子，东西而去，就是拉萨到狮泉河的公路，国道。而这狭窄的平原对面，又是无数令人看不透的山。山的东面，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巨大的湖泊。湖泊的面积，总有西湖那么大吧，至少有个四五平方公里的样子。这是一个淡水湖，周围长满了青草，许多的牛羊在那里吃草。但是很少可以看见神秘莫测的牧人。山的西面，近处有一座格外显眼的红色的山峰，傍晚太阳即将落下去的时候，甚为好看。而偶尔有车从东而西驶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车辆扬起的尘土，那尘土仿佛在告诉山顶上的人：嗨，我们要去狮泉河了，有很多很多人的狮泉河了。
其实在我们建站的过程中，就已经暂定了第一批在山上值班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汉族，来自福建，在清华读研究生，因为热衷于这个项目，自愿参与进来的。另一个是藏族，也是考虑到在西藏生活工作的特殊性，或许可以和当地人打交道方便，专门作此安排。站建好的时候，我们已经作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和阿里的电信局作了交涉，让他们专门在这个山顶上安装了一个小灵通的基站，以便让这里的人，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和外面联系。另外还跟当地的物玛乡政府签了一个合同，让当地的村民（我们不知道这些村民究竟分散在哪里），每星期定期为山上的工作人员送一次食物和水。应该说，就生活的设施方面，我们已经尽量做的完善了。可是即便如此，我们最后离开的时刻，那两个将要留在山上值班一个月的伙伴，还是难过得要命。我清楚记得那一天我们下山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山上工作了快一星期了，每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最主要的还是不堪于如此荒凉无人的景象。可是我们那天这些下山的人，要么是赶往拉萨，要么是赶往新疆而后回到北京，反正都是往人群中间投奔去的。可是惟独那两个留在山上的人，却面临着要在这山顶，脱离了我们熟悉的人群而过上一个月的前景，不免伤感了起来。甚至我们这些要下山的人，也为他们所要马上面对的生活，而心中空落起来。下山的时刻，天色已晚，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我们早已经一再推迟了下山的时间，可是到了此刻，汽车的马达终于发动了起来。我坐在车内，看见了车外两个人脸上的强颜欢笑。车外的人也是在向我们挥手，可是脸上的表情几乎马上就要哭出来。
两个月后，我在北京见到了那两个第一批在山上值班人员中的一个，而在场的另一个人则是刚刚从山上下来。他们分别给我讲述了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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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我给胡子打电话，胡子给我讲述了他前一天，也就是年三十的经历。我打电话的地点是兰州，他接电话的地点是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物玛乡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山顶上。
胡子说年三十这一天，他在山上呆了快20多天，忽然觉得应该为自己这个不平常的年三十留个特别的纪念，于是就决定到山下的一个湖边去走一遭。早上10点钟启程下山，到达湖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然后重新走回山上来，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因为临走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段路程居然会如此的漫长，想着一会的工夫就回来了，所以没有给同在山顶工作的另外一个伙伴说一声。这一回来，才发现把独自留在山上的这个同事给急死了。一见胡子回来了，恨不得把胡子给杀了才解恨，却又同时在这一天，平添了一种剧烈的幸福感。山顶上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与胡子同在山上值班的那个同事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甚至于那天胡子一声不啃的下山之后，他在那漫长的一天之中所体会到的孤独和焦急，我都可以完全想见。我只要闭上眼睛，似乎就可以看见那一天，他在山上犹如一只离群的狼一样，左右逡巡形影相吊的情景。而至于胡子一天之中，不停的走了12个小时，上山，下山，究竟在路上思考了些什么，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我却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猜透。尽管对于他当天目光所看见的一切场景，我并不会感到新鲜，而且也早就在我的头脑中深深的印刻了下来。
只要去过那座山的人，都不会轻易的忘却曾经看到过的那片景色。
那座山所在的物玛乡，属于该则县的管辖范围，可是却处在狮泉河和改则县的中间位置。距离改则县120公里的路途，距离狮泉河则是300公里。这之间，再无任何人口聚集的地点，人烟稀少，无村无店。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山下的那条公路上，每天经过的车也就十多辆。冬天的时候，每天有上三五辆，就很是幸运了。这就是说，就算住在山顶的人，走上整整一个上午，从山顶赶到山下的路边，也不一定幸运的能够搭上一辆车，去往就近的县城，更甚至于赶往狮泉河，或者拉萨。
我第一次去那座山，是在05年的8月份，也是和胡子一起去的。当时同行的人有8个，我们分乘两辆越野车，而另外雇了一辆卡车，装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大的诸如帐篷，生火的铁炉子，烧火用的煤炭，太阳能灶，各种仪器。小的诸如电脑，锅碗瓢盆，面粉大米等各种食物。反正是将人可能在山顶上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备齐了。花了几十万块钱，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山顶上，也是我们在整个西藏范围内精心选定的一个最佳位置，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以供我们运行十年左右的气象观测站。那一次去，我们只是为了将这个站建立起来，然后最艰苦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每月要安排人在那里定时地值班了。这个山顶，有点瓦尔登湖的意味。可是在这里工作，比起瓦尔登湖畔的梭罗来，却实在要艰苦更多了。方圆百里之内，人烟少见。唯一让人觉得有些人间气息的，就是远处的一个山谷之中，夏天的时候，偶尔有不通汉语的游牧的藏族人的帐篷。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赶着羊群路过我们所在的山顶，可从来不会把我们当作和他们一样的人，而是当成一样奇怪的风景来看。唯一值得欣慰的地方，只是山顶上的风景还不错。就站在最高处往四周看去，就算是在西藏长期生活的人，也不能算是一种熟悉的风景。确切的说，我不知道对未曾亲眼见过这风景的人，该如何描述这一切。似乎唐诗宋词以及一切我们所熟知的意象之中，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视觉概念。
但是我还是尝试着描述一下吧。
山的北面，是无数更绵长的山。山的南面，是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中间一条蜿蜒的细细的带子，东西而去，就是拉萨到狮泉河的公路，国道。而这狭窄的平原对面，又是无数令人看不透的山。山的东面，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巨大的湖泊。湖泊的面积，总有西湖那么大吧，至少有个四五平方公里的样子。这是一个淡水湖，周围长满了青草，许多的牛羊在那里吃草。但是很少可以看见神秘莫测的牧人。山的西面，近处有一座格外显眼的红色的山峰，傍晚太阳即将落下去的时候，甚为好看。而偶尔有车从东而西驶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车辆扬起的尘土，那尘土仿佛在告诉山顶上的人：嗨，我们要去狮泉河了，有很多很多人的狮泉河了。
其实在我们建站的过程中，就已经暂定了第一批在山上值班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汉族，来自福建，在清华读研究生，因为热衷于这个项目，自愿参与进来的。另一个是藏族，也是考虑到在西藏生活工作的特殊性，或许可以和当地人打交道方便，专门作此安排。站建好的时候，我们已经作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和阿里的电信局作了交涉，让他们专门在这个山顶上安装了一个小灵通的基站，以便让这里的人，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和外面联系。另外还跟当地的物玛乡政府签了一个合同，让当地的村民（我们不知道这些村民究竟分散在哪里），每星期定期为山上的工作人员送一次食物和水。应该说，就生活的设施方面，我们已经尽量做的完善了。可是即便如此，我们最后离开的时刻，那两个将要留在山上值班一个月的伙伴，还是难过得要命。我清楚记得那一天我们下山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山上工作了快一星期了，每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最主要的还是不堪于如此荒凉无人的景象。可是我们那天这些下山的人，要么是赶往拉萨，要么是赶往新疆而后回到北京，反正都是往人群中间投奔去的。可是惟独那两个留在山上的人，却面临着要在这山顶，脱离了我们熟悉的人群而过上一个月的前景，不免伤感了起来。甚至我们这些要下山的人，也为他们所要马上面对的生活，而心中空落起来。下山的时刻，天色已晚，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我们早已经一再推迟了下山的时间，可是到了此刻，汽车的马达终于发动了起来。我坐在车内，看见了车外两个人脸上的强颜欢笑。车外的人也是在向我们挥手，可是脸上的表情几乎马上就要哭出来。
两个月后，我在北京见到了那两个第一批在山上值班人员中的一个，而在场的另一个人则是刚刚从山上下来。他们分别给我讲述了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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